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内容提要】青年时代的，主要希望通过教育、宣传和引导舆论等方式，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大革命失败后，他深感软实力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不足，大胆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从此走上了以“硬实力”与较量的道路。他还始终注意以软实力辅助硬实力，以极富成效的精神生产活动，为革命事业指明方向。这份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信息社会仍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青年 硬实力 软实力 精神生产

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但早期他主要是探索运用软实力去改造社会，即运用社会舆论、报刊宣传以及统一战线等方式方法，来干预现实促进社会变革。大革命失败以后，意识到了软实力的不足，很快就形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实力观”。不过，他始终有意识地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即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始终重视理论的探索和舆论宣传工作，从而促进了革命事业成功。

一、 从软实力入手，走上改造社会的道路

1918年8月，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第一次去北京，第二年4月返回长沙。此后不久，在的大潮之下，他主持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其中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这一时期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文中，他虽高度赞扬苏联的十月革命，歌颂民众的联合，但却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打倒强权。在该刊的创刊号中，详细地强调了这一点，他希望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①

然而，社会的变革却远没这样的“文明”。虽然主张“非暴力”，但的《湘江评论》还是因宣传“过激主义”，而遭湖南督军张敬尧查禁，在出版了五期之后就被迫停刊了。

随后，认为可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将实行反动统治的张敬尧驱逐出湖南。为此他独当一面地发起了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驱张”运动。1919年12月18日，率代表团赴京，在那里与各方力量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先后七次到北洋政府请愿。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起草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和宣言等，分送京、津、沪、汉的报纸刊发。主要是希望借助社会各界和新闻舆论的力量，实现驱逐军阀张敬尧的目的，然后在湖南实行“湘人自治”。

舆论虽然被调动起来并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对有兵有炮的张敬尧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最终迫使这个军阀溜出湖南，但还是当时的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随后，标榜进步的谭延]率湘军返回长沙。

从事教育启蒙、社会运动和新闻宣传等社会活动，并依据这些软实力来实现社会改良，是早期的主要认识和主要实践。除了创办杂志、通讯社外，还体现在此前“新民学会”的创办上。新民学会创办于1918年4月，当时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民学会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休养。虽然会章是集体通过的，不完全代表个人的思想认识，但仅就“新民”这一名称来讲，也较多地反映了的思想认识。因为在17岁离开家乡在东山小学读书期间，就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他阅读梁氏在日本所办的《新民丛报》，不仅为梁氏的文采折服，还服膺其所宣传的“变化民质”的思想。“新民”这一名称，正是来源于的这一长期的信念――以教育、新闻等方式启蒙大众，改造社会。

1921年，在新民学会举行的长沙会议上，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但在讨论学会的目的时，明确表示，他同意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显示了在与湖南军阀多次交锋后，在民众大联合思想基础上的进步。事实上，这次长沙会议，也标志着“新民学会”开始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②

二、 走向硬实力，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国共合作期间，不仅继续利用报刊舆论等软实力手段开展对反动派的斗争，也开始主张用军事等硬的一手来针对军阀和“联合战线”内的分子。1926年二大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闻讯后立刻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驻地，主张借助叶挺独立团和黄埔军校五百多共产党员进行反击，但等人的建议被否决。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屠杀共产党人。当年7月15日，与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随后于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要总结以往不做军事而专做民众运动的教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的论断，标志着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从致力于软实力的抗争到硬实力抗争的转变。自己在近四十年后对一些外国朋友说到，“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③帝国主义、杀人，迫使放弃了他所擅长的舆论和宣传战，并使他自觉地走到军队中去，走上了军事斗争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后，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然后又领导开辟井岗山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剧的征程。就象他自己所说的，“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④

三、 硬实力结合软实力，“枪杆子”辅以“笔杆子”

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后期，已开始意识到“枪杆子”等硬实力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他即要求湖南农民运动的一些干部，要“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⑤。

但是在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仍然将“枪杆子”与“毛杆子”相结合，用软实力来辅助军事斗争。一方面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各个斗争时期里统一思想、鼓舞同志，并确立起对于革命斗争前途的坚定信念。

1928年10月起，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岗山的斗争》两篇重要文章，解释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国民常统治下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必然性和长久性，从根本上回答了红军中一部分干部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同一时期，还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井岗山的斗争，取得了中央的认同与支持。从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刊载井岗山斗争内容的文章。这样就扩大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的创建，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⑥

除了理论的探索和工作的宣传，的精神生产还包括运用立法的形式。1928年底，由他起草的《井岗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修改后，最终获得通过。它以法律的形式，为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在坚持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批评错误，为革命的进程指明正确的道路，从而团结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与信念。正是通过这些坚持不懈的精神生产，为革命事业增添了无穷的动力。正如金冲及主编的《传》所指出的，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⑦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实践中，所进行的软实力的生产和锻造，不仅为革命人民指明方向，提供精神动力，甚至也赢得了他的对手和统一战级内部各种力量的赞赏。

1938年5、6月间，毛泽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了《论持久战》这部著名的军事论著，不仅准确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而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的精神对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据程思远的回忆，白崇禧从那里获知了《论持久战》的内容，并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向转述了该书内容。白崇禧还将《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认可了白氏的再加工，后来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⑧

四、 革命路径选择的当下意义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无限生机。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社会的竞争又呈现着不同于以往的局面。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理论之后，软实力方面的竞争又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新领域。国际舆论引导能力、信息传播能力等文化软实力，被空前重视起来，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大众传媒，特别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媒体，通过一个创造性的网络把知识、信息链接起来。它们很可能是加速21世纪变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说不定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⑨。

但是，我们在认识和强化软实力建设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科技、经济乃至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和振兴。只有这些硬实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进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的文化和媒体方面，才可能真正地富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真正成为与硬实力相适应的软实力。否则，即使文化繁荣了、传媒兴旺了，而硬实力却缺乏竞争力，那么中国也不会是一个令人尊重和拥有尊严的国家。

而且，按照我国传播学者郭庆光的观点，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更加重要的资源，这时“精神生产的状态如何将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不能忽略的是，信息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实践表明，物质生产越发达，信息技术和精神生产活动所能发挥的能动作用就越大，其提升、再造和促进物质生产的作用也就越大。所以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中，信息技术就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当下中国的国情是，工业化的程度与西方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工业化还有较远的路要走，所以我们虽然要重视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提升作用，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是不放松硬实力建设，要踏踏实实地打好工业化的基础，为未来的高速发展积聚更多的能量。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专注于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也应该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适时地发挥文化和传媒等软实力的作用，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要将硬实力与软实力恰当地结合起来，并以此来形成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就象同志那样，让“枪杆子”和“笔杆子”完美结合，从而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金冲及主编《传（1893-1949》（上下册）第50页、73页、142页、143页、133页、188页、225页、494-49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

⑨查尔斯・斯特林著《大众传媒革命》第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⑩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二版）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作者简介：姜德锋，黑龙江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学理论、新闻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