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贫民窟晒幸福

贫民窟旅游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游客对自己的生活感觉良好，让他们确信自己有多幸运，而那些人又是多么不幸。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并不是第一部以城市贫民窟为背景的电影，此前《无主之城》(City of God)描述的子弹横飞的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景象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由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本届奥斯卡颁奖礼上一举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使得孟买的达拉维这个全球第二大、亚洲最大的贫民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都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想知道这块只有1.75平方公里的地界上怎么塞进去一百万人口，这里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逼仄、困顿到难以想象。――事实上，几年前贫民窟旅游已经成为新的旅游热点，达拉维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全球最大贫民窟)、巴西里约、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等几大贫民窟一起，成为贫民窟旅游的必游地。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上映之后，到达拉维旅游的人增长了4成以上，相信未来这个数字还会增长。

6美元到地狱打一个来回

“达拉维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废物堆。里面的房子是砖与混凝土的大杂烩，屋顶铺着波浪型的金属片，在阳光照耀下发着钝钝的光。”这是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对达拉维的描述。他在文章中写到，这里的房屋多数分为上下两层，底层和阁楼层高都不到1.5米。小巷错综复杂，让人往往一转身就迷了路，巷子里堆放着回收来的废品和生活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供水两小时；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这是约翰・兰开斯特的结论。

但是就是有人想到“地狱”来看看。根据《旅游周刊》(Travel Weekly)的说法，贫民窟旅游最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源于发达国家的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真相”的窥视欲。最早推出贫民窟旅游项目的是背包客马赛罗・阿姆斯特朗，他到里约的Rocinha贫民窟旅行，觉得这是一门生意，于是创办了贫民窟旅游公司(Favela Tour)。如今，贫民窟旅游已经颇具规模。在贫民窟林立的里约，只要游客想看，就会有车子“护送”他们到警察都不敢去的贫民窟观光。而创办Face to Face Tours的Jimmy Ntintili说，他的公司已经组织了过百万游客参观索韦托贫民窟。

孟买的贫民窟旅游开展得稍晚。英国人克里斯托弗・韦原来也是背包客，一次在里约的贫民窟旅行让他得到启发，觉得自己在孟买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2006年1月，他和孟买当地人克里希纳・普贾里合伙创办了真实旅游公司(Reality Tours & Travel)，主营就是达拉维贫民窟一日游。这个一日游项目非常便宜，最便宜的一种，就是步行游玩，两个半小时，只需300卢比(相当于6.75美元)；最贵的一种，有空调SUV代步，也不过135美元。克里斯托弗・韦在一次访谈中说，贫民窟一日游，只需要花区区6美元，就可以体验在“地狱”打一个来回的感觉，会给观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

“贫穷旅游”的是非

到贫民窟旅游，震撼是有的，不过就怕震撼了、“忆苦思甜”了之后一切照旧。正如研究旅游问题的美国布洛克大学的戴维・芬奈尔教授所说，贫民窟旅游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西方游客对自己的生活感觉良女子，让他们确信自己有多幸运，而那些人又是多么不幸。香港《明报》一记者在亲历达拉维贫民窟之旅后也说，当时会感到遗憾难过，晚上还不是一样到明星爱蒲的酒吧作乐，之后回五星级酒店睡到天亮搭飞机回家，记得的话就捐钱到慈善机构或者登记助养小孩，不记得就罢了。

批评贫民窟旅游的人认为，这无非是把贫民窟生活当成第三世界的样板，贩卖给来自第一世界的西方人观摩，由此赚黑心钱。因此也有人把贫民窟旅游称为“贫穷旅游”。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人员哈罗德・古德温则认为，贫民窟旅游本身并没有问题，毕竟对于地球上存在着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作为人类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装作这些现象不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施：是不是没有限制参团的人数，也不尊重当地居民，冲着人家的屋子上来就是咔咔一通乱拍，使得旅游成了扰民?还有，更关键的，不能光顾着震撼了，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哈罗德・古德温举例说，墨西哥卡萨特兰地方教会组织游客参观当地的贫民窟，导游不收费，但要求游客为当地居民做点实事：做三明治，帮忙打水。

克里斯托弗・韦的真实旅游公司则是这么做的：为避免扰民，每团人数限制在5人以内；并承诺将公司利润的80％捐给慈善机构。他们还自掏腰包在达拉维建了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克里斯托弗・韦亲自上阵教国际象棋。

贫民窟，城市之耻?

上海和孟买经常被拿来比较，印度人说上海比不过孟买，中国人则很自豪，不说别的，光是没有贫民窟这一条，上海就比孟买强多了。2007年6月，《印度教徒报》的记者给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提了个尖锐的问题：重庆那么大一个城市，有没有贫民窟?黄奇帆表示，重庆现在和以后都不会有贫民窟。这个问题如果拿去问其他中国市长，他们的回答应该也一样。就像学者温铁军所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哪个不是靠贫民窟实现的?哪个贫民窟不是黄土堆泛滥，垃圾不好控制，哪个贫民窟好治?稍微动一动贫民窟就是大乱。”别说贫民窟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提出的“贫民区”概念已经刻意用比较中性的“区”代替了听起来很刺耳的“窟”字，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美国《新闻周刊》撰文分析中国大城市为何没有出现贫民窟，认为，驱动城市化的最有力因素，是城市享有的买卖土地的自由。这一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出现有损城市化形象的贫民窟。《新闻周刊》还没有提及的一个因素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使得中国农民没法在城市扎下根来。

拿印度来做比较，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也有选择在哪里居住的权利，而且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定年限之后，就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卖掉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孟买，搭建简易住房并形成贫民窟，而当地政府却不好采取强制拆迁手段清理之的原因所在。孟买也不是不想改造贫民窟，2004年孟买市政府提出了一项30亿元的发展计划，计划把一部分贫民窟居民安置到政府建造的安置房中。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抵抗，又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现在仍在搁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