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傻大闹宝莱坞》的美学极致性与文本现实性

《三傻大闹宝莱坞》采用插叙的方式，以现实时空对以兰彻为代表的三个伙伴反对现行的印度教育体制进行回忆。其中涉及到亲情、友情、爱情，也有对信念的执着追求，也有在理想追寻过程中的犹豫不决，更有以兰彻为代表的一群人对以病毒为代表的教育体制的反叛。毫无疑问，这部影片的市场反馈是异常成功的，这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人们观看这部影片时，无不被其人物的幽默、剧情的紧凑、主人公的机智和对现存教育制度的批判所吸引。即便影片时长将近三个小时，可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却不觉冗长拖沓，而是紧紧地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步一步前行，跟随主人公一起，有哭有笑、有怒有怨。

一、美学极致性

北京电影学院王志敏教授认为，电影美学包括四大规律，即：关联律、穿透律、权重律和全息律。其中，权重律中包括均衡原则和极致原则。而极致原则就是在影片中将表现一个人的能力的优越时要优到最高点，达到一个极致。（《现代电影美学体系》，王志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比如，李安的影片《推手》中那个老年父亲在教人们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就在剧情设置上将其打太极的能力推向到了极致，即指哪打哪，完全是自己控制之中的事。还有在影片《让子弹飞》中，表现张麻子等人也是运用的“极致原则”，比如张麻子的百步穿杨，等等。而在《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极致原则”更是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影片运用这个原则将主人公兰彻塑造成了一个近乎神一样的形象。

在兰彻刚出场的时候，其他的学生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高年级的学生表达他们的“敬意”。而这种表达方式难免有点失尊严的感觉，所以兰彻拒绝这个“敬意”。他机灵地躲到了房间里，面对高年级同学叫嚣的挑战，兰彻以更加机智的方式教训了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智勇敢的人。而后，当院长以一种自认为很玄妙的方式向新生们介绍他的那支宇航笔时，兰彻又以一个很简单的发问揶揄了院长，从而开始了他与以院长为代表的教育体制的抗争。他能人所不能，完成了乔伊留下的遗憾，使飞机成功起飞。凡此种种，直至后来的挽救莱吉的父亲，替莫娜接生等等，将兰彻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似乎只要有他的存在，所有的苦难都会化解，即便一以贯之的印度教育体制也会为之动摇。这些，都是美学“极致”性原则的具体具像体现。

影片利用这个原则，将兰彻描绘得如同现实中的“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让我们的观众为之叫好，获得审美愉悦。因此，从创作层面讲，正是因为创作者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这种“极致原则”，才使得影片在表现兰彻的无所不能时，这样的淋漓尽致，这样的令人澎湃。如果说这部影片是精彩的、好看的，那么除去其中剧情间的精彩夺目，人物的幽默，对不合理教育制度的反叛成功等等因素，美学“极致性原则”的运用，无疑是极重要的一面。《三傻大闹宝莱坞》中的兰彻已经在美学“极致原则”下成为了“神”。

二、文本现实性

如果说，“极致原则”的应用是创作者用来表现主人公的能人之处，从而使观众获得种种视觉，那么，该片在文本层面的现实性就是创作者用来表现影片主旨的内在核心。

片中处处都是现实存在的反映。教育制度的不合理，追求理想的艰难，拜金主义处处泛滥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反映现实是电影的任务之一，所以，在影片中出现这些情节是很合理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在寄理于事的过程中，怎样平衡或权重事与理的关系。叙事是手段，说理是目的。两者相互影响是肯定的，但是不能以牺牲一方来满足另一方，这样的话要么叙事虚假，要么说理轻薄。而只有把两者的关系均衡起来，才能做到事为理而叙，理为事说。

在该片中，我们可以发现随处都是以美学“极致”为铺垫的叙事段落，这些段落除了构成整部影片，为影片的叙事之外，另一方面就是以美学“极致”烘托出来的主人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以及其个性化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与追求，这无疑是寄予叙事当中的说理。然而有一点，影片在强调说理的同时，并没有将叙事处理到位。很明显，影片是以兰彻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方式来树榜样于众人面前，以期影响众人甚至影响整个教育体制。这个目标是积极的，向上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创作者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在对文本叙事方面的处理上存在着较多的不合理，也就是说牺牲了叙事来满足说理的任务。

首先，兰彻的理想化形象。可以说整部影片就是兰彻的个人英雄史，他心地善良，勇于追求，敢于和现行的不合理制度做抗争，而且才思敏捷、重情重义，几乎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神”的境界，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即便再伟大再优秀的人，也是有他所不能的事，而兰彻则无所不能。这分明是创作者主观意图下理想化的产物，他代表着理想化的人生，是创作者设置的达到说理目的的一个有力手段。他的种种英雄化的形象会给其他人物和观众深深的激励，激励着人们只要勇往直前，那么定会获得成功。但是这种形象的现实文本却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在达到说理的途径中，存在着文本现实性上的非真实和虚构性。

其次，“一切皆好”的完美化现实。在影片中，有一句话是最引人注意的，那就是兰彻不断奉为至理名言的“一切皆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默念 “一切皆好”，那事情就真的会好起来。似乎“一切皆好”是通往扫除困难的捷径，是打开理想实现大门的钥匙。这在以美学“极致”性原则为创作基点，在以此为精神向导通往理想实现目的的前提下，这种“一切皆好”的理想化运用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联系文本现实性，那就会发现，这种“一切皆好”其实是对现实真实的一种背离，是对现实的理想化，如果以这样的现实来说明人生贵在坚持，人应该敢于追求，敢于反叛不合理的制度等等目的性的表达，似乎就显得有点头重脚轻，根基不稳。

再次，复杂现实的简单化。现实生活本是极其复杂的，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联系。各种事物之间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必定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存在状态。但是在该片中，几乎所有的困难，现实中的种种复杂关系全被简单化，似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根本不存在内在的矛盾，即便存在也会轻而易举的破解。这些无非是创作者用来传达一种“勇于坚持、勇于追求必将获得成功”的理念，这是值得肯定的，这在观众的角度来看也是成功的，至少观众看了这段戏份，会有一种要学会坚定自我的意识。但是影片中的这些片段似乎显得过于简单化，它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都消除，并且单纯的简化为只要坚持必定成功。这是本片在文本现实层面上，对于真实现实的又一种背离。

结语

电影具有教化引导的功能，这是基于现实存在基础之上，利用电影的艺术化手段对现实事件进行提取升华，然后传达创作者哲学理念的一种功能。在这个功能的实现形式中，存在着两种基本途径：一种是再现式的，另一种是表现式的。前者往往是紧贴现实，以现实的事件为依据，通过对其事件的呈现来传达某种理念，很多现实主义的电影基本都是此类作品。而后者则是利用较强的艺术手法，将现实事件予以较强的艺术化表达，是对现实事件的提取与升华，表现方式更加含蓄化，意念化，比如，《黄土地》。但是，无论哪种途径，都是以社会现实为依据，通过不同的手法来传情达意，即寄理于事的。其目的是发人深省。因此，一部影片在表达目的的过程中，事件运用是否合理，艺术手法是否贴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有时候一部影片在传达意念方面很成功，不过它的故事事件与现实事件联系上的真实性相对较差的话，就难免使得影片出现一些瑕疵，令人遗憾。

因此，不管怎样，都要权衡现实存在与创作理念之间的生成关系，要始终以现实为依托，真实地、合理地传达出创作者的意图。不能为了意图的传达而牺牲故事文本层面的真实性。这样的话，恐怕理念的传达也会出现“说服无力”的窘境，那么，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也就不能很好的传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