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发生阶段性质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随着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需求约束和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等规律性的东西也随之发挥作用，消费需求的增长逐渐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长久动力，成为发动机。但是，一方面，国企的改革，教育的改革，价格的改革等政策不断深入的实施，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预期支出增加，预期收入不稳定。因此，妥善解决旧的社会契约问题，消费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这对经济稳定增长会形成持续的动力。

关键词：扩大消费 经济增长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形势

首先看消费方面，2002年1月－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为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考虑到物价下滑因素，其增长也才与2001年持平，2003年这一情况将没有太大改观。2002年，住宅、汽车消费增长迅猛，成为城市居民新的消费热点，但城市消费增长仍比2001年低了1.6个百分点，而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则更缓慢，上半年同比仅增长6.7％。究其根源，乃是由于多年的结构性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仍然束缚着就业与收入的增长以及消费市场的扩大。消费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2002年居民储蓄的增长率很高，超过18％，而2001年不到15％，到2002年8月，当年新增的储蓄已超过1万亿元。从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情况看，居民储蓄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增长，因此新增储蓄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股市。股市低迷不仅造成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也减弱了“财富效应”，这是2002年经济增长率虽然高于2001年，而消费增长却低于2001年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3年股市仍未有转暖的迹象。与此同时，由于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增长受制于国内外市场的晴雨表，如果国家投资的拉动力度有所减弱的话，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活动就会非常敏感而趋于下降。

再看投资方面，2002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投资的增长功不可没，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投资带头加速，二是民间投资跟进加快，三是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温，而这其中，政府投资起着主导作用。2003年，政府主导型投资的革命依然宏大，而财政投资也丝毫没有淡出的迹象，可以预见，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将继续高速增长，而这无疑将推动投资总额及产值的高速增长。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指导型投资的高速增长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已经积压的问题加重，并滋生新的问题。在目前的很多投资项目中，银行信贷等社会资金所占的比重很大，然而，以银行贷款等社会资金为主体的财政投资的过度增长，将会增加市场融资的难度与风险，抑制市场性投资的扩张，并进一步造成社会资金的配置不当，恶化我国的资金结构。2003年，政府指导型为主的基本建设投资将持续高速增长，如果没有新的支持市场性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市场自主投资和完全市场性的集体和个体投资将可能面临于2002年同样的命运，无法达到应有的增长。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要想继续保持2002年的高速度将有很大的难度。首先是支撑最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其增长率已由2002年4月份时的40％左右，回落至目前的25％左右。其次，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投资对国家预算内资金依赖程度较高，其快速增长取决于预算内资金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而2002年这部分资金已经有了很快的增长，形成了很大的基数，在此基础上2003年将难以保持很高的增长率。

SARS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SARS对旅游及相关服务的影响

2000年－2002年我国旅游收入分别增长10.1%、10.4%和11.6%，增长幅度呈现逐年增加态势，根据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经济运行的活跃程度与旅游的相关关系，如果不发生SARS疫情，最保守的估计，2003年我国的旅游收入也将增长12%，全年旅游收入可达6010亿元。但由于发生SARS疫情，今年的旅游收入将大受影响，虽然疫情的传播是地区性的，但由于旅游本身的特点，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将是全国性的。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从2003年4月份开始，旅游业已经陷入困境，5月份旅游业所受的负面影响显著扩大。进入5月份，涉外旅游已经基本停顿，截至5月21日，因为“非典”而对中国旅行者采取限制措施的国家已达到113个，这些国家到中国的旅游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同时，国内绝大多数旅游城市因为SARS疫情而暂停接待游客，农家乐旅游也已经被明令禁止，就连民航、铁路列车也因客流大幅度下降而普遍减少运行。进入5月份，客运量下降幅度明显加大，1至5日累计客运量下降67%；4月份完成公路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同比分别下降6.2%和4.6%，增幅比一季度分别下降11.5和12.9个百分点。民航客运从3月份开始已有所下降，4月份以来，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更加严重。4月份完成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同比分别下降25.7%和17.1%，4月份增长速度比一季度分别下降了39.8和34.9个百分点。进入5月份，航班次数继续减少，客运量持续下降。从发展趋势来看，第二季度旅游业受到灾害性影响，其业务影响程度将在60%左右，第三季度旅游业受到的影响虽然会有明显的减轻，其影响幅度也将在20%左右。由于第二季度包含5月份这一全年旅游的黄金月，全季度的旅游收入占全年的1/4以上。按此推断，二、三季度SARS疫情将影响全年旅游收入的20%，使2003年旅游收入减少约1200亿元，仅此一项，就影响全年GDP少增长1.1个百分点。

SARS对餐饮业的影响

2000年－2002年我国餐饮业零售额分别增长17.3%、16.4%、16.6%，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2003年我国餐饮业零售额将增长17.0%以上，全年餐饮业零售额将达5958亿元。但由于SARS疫情较严重地区如广州、北京等地的餐饮业零售额受到较大的影响。根据最新数据，北京4月份各企业的营业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一半，上海和广州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1/3。进入5月份之后，SARS对餐饮业的影响范围明显扩大，商务活动、会展活动、公务活动大幅度减少，居民外出就餐急剧下降，北京、南京等许多城市的部分娱乐场所、餐饮场所停业。各地饭店入住率也显著下降，进一步影响了餐饮业零售额的增长。据北京商委的统计，“五一”期间北京的餐饮业零售额下降70%，太原、呼和浩特的餐饮业零售额分别下降60%－70%不等。根据目前SARS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判断，SARS对二季度餐饮业的影响将在25%左右，对三季度的影响将在5%左右，对去年的影响将在7.5%左右，影响餐饮业零售额减少约450亿元，剔除30%已包含在旅游相关消费的餐饮消费额，实际影响餐饮业零售额减少约315亿元，实际影响GDP少增长0.3个百分点。

SARS对消费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由于SARS传播的主要媒质是空气，这迫使人们减少外出次数，尤其减少进入防范措施不严格的公共场所，各类公共娱乐场所及销售市场，特别是大型的购物场所就是其中主要的回避对象。因此，非生活必需品、不需要重大决策的商品销售及一般服务消费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生活必需品和购买意向比较明确的大件商品，如汽车、住宅并不会因SARS的影响而形成销售大幅下降，而后者恰恰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短期看，SARS会对居民消费在一定时间段内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大型商场的销售额影响较大，但SARS过去后，被抑制的消费很可能重新爆发，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部分弥补。SARS对消费的另一个不利影响是“五一”长假的取消，国家明确提出不主张，甚至禁止进行全国性的大面积人员流动，使“五一”黄金周假日和旅游对商品消费的拉动作用基本消失，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损失。

扩大消费拉动经济稳步增长

按经济学理论讲，经济快速增长是社会总需求的表现，它会扩大就业。根据简单宏观经济模型：

Ct=α0+α1Yt+u1t

It=β0+β1Yt+u2y t=1,2,…,n

Yt=Ct+It

其中C为消费总额，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在假定进出口平衡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为消费总额与投资总额之和。

合理预期的消费函数模型

Ct=α+βYet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可以对原因变量进行预期，然后根据原因变量的预期对结果变量进行预测。于是，在消费函数研究中，假设第t期的消费是收入预期值的函数，该模型表示消费者按收入预期决定自己的消费计划和实现消费。而收入预期值是现期实际收入与前期预期收入的加权和。

Yt=(1-λ)Yt+λYet-1=(1-λ)(Yt+λYt-1+λ2Yt-2+……)

由此可见，消费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预期支出增加，而预期收入减少。主要表现在：一农民的负担增加，收入减少；二福利政策的改革，导致个人负担增多（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三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下岗人员增多，失业人员增多，收入下降。

处理好扩大消费政策与逐步解除旧社会契约的关系，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重点。主要是着眼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实施积极政策的实践中，消费需求的拉动效果始终不太理想，除了突发事件的影响外，主要的还是来自于经济转轨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描述：

一是需求约束的强化是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必然结果。1996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过剩现象开始普遍化，1998年主要商品起步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状态，长期困扰经济运行的短缺现象消失。背后的实质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发生阶段性质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需求约束和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等规律性的东西也随之发挥作用，消费需求的增长逐渐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长久动力，成为发动机。这是经济转轨的一般命题。

二是我们在进入市场机制以后不久、在受到需求约束以后不久就碰到过剩、消费疲软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过早出现与国情和转轨路径的选择等有关，旧的社会契约对消费的阻碍是关键。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承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成本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逐渐推进，福利性公共品提供的价格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的解除就成了越来越大的一个包袱。相对于改革前期的价格补贴等支出而言，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公共医疗费、公共养老金、公共住宅和公共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城乡居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的公共补助等方面的成本支付在金额和影响上都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正是这些旧的社会契约的限制，使刺激消费的政策大打折扣。2002年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但收入增加并未带动消费需求增长，而是储蓄存款的大幅增加，储蓄的主要目的仍然集中在子女教育、养老及其其他防御性支出方面，这是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

总之，扩大内需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扩大消费需要相应的体制共同配合，否则拉动经济效果不足，有可能使扩张更趋数量化，从而加大财政收支的矛盾和财政体制的矛盾，而财政体制如果不能持续支持扩大，则会使投资、消费的扩大无法实现；同样，投资数量扩张不利于估计结构调整从而会影响到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国有资产为核心的产业布局调整、地区利益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中与人财物相关的成本支付与补偿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消费预期和实际消费能力，而旧的社会契约处理不当除了制约有效需求外，本身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因此，各方面的共同配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