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发电缘何蹒跚前行

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质能源具有独特的优势。生物质能源不仅能够以电力、热能等方式存在，其产品的多样性也是其他新能源无法比拟的，目前主要以沼气、压缩固体燃料、气化生产燃气、气化发电、生产燃料酒精、热裂解生产生物柴油等形式存在。

美好的发展愿景

我国是农业大国，现有的各类农作物每年产生的秸秆至少有6.5亿吨，如果其中的60%应用于生物质发电，就相当于8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而且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事实上，中国从20年前就开始试建生物质发电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积极发展沼气、秸秆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完善农村电网。自中国第一个秸秆燃烧发电厂在河北建成以来，各地也纷纷发展秸秆发电项目。

2006年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并公布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补贴。至此，我国生物质发电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随后，国内企业竞相上马生物质发电厂。截至2012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容量是5819MW（兆瓦）。

卡脖子的原材料

然而，美好前景的背后，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实际上却一直不温不火。据统计，世界范围内生物质能源占所有一次性能源的比例仅为13%。从我国“十二五”新能源规划中也不难看出，与水能、风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质能源的投入仍显单薄。

其实，生物质能在中国之所以长时间长不大，原料收集难是首当其冲的障碍。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据测算我国理论上的生物质能资源为50亿吨左右标准煤，是目前中国总能耗的4倍左右。但是，中国生物质原料分布不集中，占生物质原料绝大多数的农作物秸秆收集很困难，如果向农户收购则极易增加收集成本，不划算。

据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透露，江苏省已建成投运的13家生物质发电厂，出现了家家亏损的局面。另外有生物质发电厂因为“填不饱肚子”，只好把能烧的都收集起来，还从外省收来树皮、木材加工厂下脚料、粮油加工厂稻壳，甚至还有药厂的药渣。

为什么原料收集这么难？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收购价过低。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以玉米秸秆为例，电厂每吨付费200～260元，而收购站只按100元左右收购。一名农户有8亩玉米地可产秸秆3吨多，送电厂能卖六七百元，而去近一点的收购点只能卖300多元。扣除油钱、运费，不算劳动力和花费的时间，所挣不多，因此农户更偏向于一把火烧掉做肥料。

针对这些情况，2013年5月底，国家发改委会同环保部和农业部下达了《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府将“加大对农作物收获及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农机的补贴力度”、“研究建立秸秆还田或打捆收集补助机制”。这无疑将大大提高农户正确处置秸秆的积极性，有利于生物质能源企业解决既有的原料保障难题，使秸秆收集能够逐渐常规化、规模化。

维护监管成补贴项目盲点

尽管如此，有专家仍指出，长期以来针对生物质能项目“先补贴后建设”的措施容易带来弊端。“不仅补贴方式上存在一定缺陷，整个机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门、技术部门的参与。”

我国目前80%的生物质能项目都靠国家补贴，每个省不少于50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国家投入近200万元。按照我国现行的补贴政策是先投钱建设，项目竣工后进行简单验收。但是后期维护、监管等程序则很少有人问津了。这样极易造成企业通过以建生物质能项目获得国家补贴，但是主营其他业务来挣钱，无论获利与否都造成专项资金的浪费。国内目前除了一些有雄厚资金和优良渠道的大国企挣钱外，真正通过生物质能业务盈利的企业还很少。

另外，我国的财政补贴还有一定的准入门槛。财政部规定，企业注册资本金要在1000万元以上，年消耗秸秆量要在1万吨以上，才有条件获得140元/吨的补助。这对一些中小企业无疑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

正是由于目前政府补贴对于后期监管的盲点，不少企业往往缺少对较高成本的研发以及先进设备引进的积极性。加上中国农林生物质原料复杂多样，品质差异巨大，因此需要一套性能稳定、可靠的燃烧设备以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燃料。

我国虽然长期以来积累了先进的燃煤锅炉设计制造技术，但是对于生物质专业燃烧锅炉设计和制造经验还不足。没有一套好设备，项目难以保证稳定运行或者效率低、能耗高，盈利就很困难。在政府补贴有限、后期监管不到位的前提下，企业很少会购入昂贵的高端设备。

成功经验宜借鉴

面对我国目前生物质能发电的尴尬现状，专家指出，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要想成为新能源的后起之秀，首先是要打破燃料收购地域限制、建立新的燃料收购模式。在政府层面来说，可以尝试建立更有效的补贴机制，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比如德国，与中国补贴形式相反的是，其生物质能建设是采用“先建设后补贴”的方式。企业或个人在投产生物质能项目时，是个体的商业行为，政府可以贷款帮助建设，但是不给予补贴。项目建设完毕，每发一度电，或者每产生一立方米沼气，政府开始根据产能进行相应的补贴。项目产生的效能越大，获得的补贴就越多。这样不仅鼓励了企业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开发，还有效避免了“面子工程”导致政府补贴资金的浪费。

30年前的瑞典就开始对化石燃料征收环境税，如此一来，利用生物质生产热能相对显得更为便宜。目前，瑞典全国只有不足5%的家庭用热能来自于煤炭或石油。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地区，瑞典不仅利用燃烧生物质进行发电，还把发电过程中所产生的热能转移到供热网络，为城市集中供暖。

正如世界生物质能协会主席Heinz Kopetz所希望的一样，他曾号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生物质能协会等国际性组织一起努力，编制已经取得成功的生物质能源政策的案例。这样一来，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学习别国的经验，为他们的国家选择更好的生物质能源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