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想国的日子

两年前罗大佑来京举办演唱会,工人体育馆像惯常一样人山人海。不同的是，十七八的小青年少，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多。正像每回大餐之前,都有开胃小品和凉菜,虽然在节目单上写的是:罗大佑, 李宗盛,周华健…….等,先出场的可都是这些“等”, “等”完了以后便是青春偶像派歌手林依伦, 林依伦的“爱情鸟”还没“嘟嘟”完,底下就开始就有“下去啵”的起哄声;接下来的陶虽然来自宝岛台湾，又号称实力派歌手,也没有摆脱被“嘘”的命运;苏慧伦是女生,台下的人总算是给了些面子,让她安静地唱完了一首《柠檬树》,但等她见好不收地还想继续唱《鸭子》时，终于有人按捺不住跳出来说：“行了，下去吧！”最后罗大佑终于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中闪亮登场。说实在的，罗大佑的嗓子真没法恭维，我估计他声带振动的频率和一面有洞的锣非常相近，但显然在场的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如果说之前我没有见过中年人集体发疯是何种景象，那晚我算是开了眼。年轻一代的“追星族”骚动起来固然声势浩大，但力量都浮在表面；中年人的狂热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违背常理。这些社会的中流砥柱平日为事业生计奔波劳累，努力维持企业、部门、家庭的正常运行，一旦抛开束缚，能量就极为惊人。他们的力量不在于一两声尖叫，而在于那些男女中音的共鸣声中所蕴涵的故事、无数的回忆和十几二十年来坎坷的心路历程。我旁边的一位老兄在台上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时，一直把手机维持在通话状态，高举着想让对方听得更清楚。一曲完毕他扭头告诉我电话那端是他的初恋女友，然后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她去纽约好多年了。”这也说明中年人听歌和小年青追星不一样，后者顶多给朋友发个一毛钱的短信，前者却可以拨通半小时的国际长途一句话也不说。

那晚罗大佑长得怎样，唱得如何其实根本无所谓，重要的是，他给了很多人一张时空梭的船票，让他们重返一个理想国度，一个“从前有个传说，传说中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的理想国。从理想国回来，在场无数的中年人重新收拾他们的神情姿态，准备回家。在理想国里，人人平等；在现实社会中，却各有差别：退了场有人挤公车，有人打的、有人开捷达，有人开宝马，那些专程到北京来听罗大佑的人就下榻在附近的饭店里，第二天再飞回各自的城市。

和他们一样，我们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国，在那儿我们写诗、相爱、憧憬未来，然后在某一天和它悄无声息地告别，投身于金钱与权力之轮承载的现实社会。我的一位朋友在毕业时的理想是：“努力奋斗二十年，敢叫天地换新颜。”现在工作不到四年，已经被外企彻底改变：每天除了殚精竭虑地完成销售任务，就是(花)挖空心思寻觅她的白马王子，以便“舍身取‘财’，曲线建成发达国家。”很少听人提到理想了，提得多的远的有公司战略、远景规划；近的有部门目标、工作日安排。一切都可以被量化，易分解，能被各种指标和比率分析和评定；我们也没有理想蓝图，有的是流程图、鱼骨图、窗式图，可以用Word, Visio, PowerPoint 绘制出来，一目了然，易于实施。理想是什么呢？ 你问两个人：你的理想是什么？前者说：“我要生活得幸福”。后者说：“我要在东三环和四环之间买一套150平米的房子，开20-30万之间的中档车；我的孩子上双语学校……”前者是理想,后者更像是一个计划,而在当今风行的各种洗脑书里,前者被划分为穷人,后者是富人。理想虽然美好，但虚幻如海市蜃楼；计划却能帮你在平地上踏踏实实地起Town House.

某日和几个朋友吃饭，半截突然有位仁兄放下手中的碗，说“你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有意义吗？我怎么觉得这么空虚啊。我原来也是一有志青年啊！”马上有人狠狠抽了他一筷子：“好好吃饭！瞎想什么呢？”恨的就是前一种人，明明是他先背弃了理想，却又在蓦然回首，看见理想的背影渐行渐远时徒生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