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肺,难以承受之痛

云南水富县农民工“矽肺事件”已经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考。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命安全之间寻找新的支点?如何引导企业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这是摆在政府、专家学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2条命与34个“活死人”

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向家坝镇有3个偏僻而平静的村寨，2006年，这里的平静被50多名务工归来的农民工打破了。

2006年初，这50多位农民工从安徽风阳县回家后，陆续得了一种“怪病”，表现出胸闷、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12个青壮年男子相继去世，34个壮年男子身体赢弱、体重急剧下滑，成为只能吃饭、吃药，不能干活的“活死人”。

向家坝镇是一个并不富裕的乡镇，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以补贴家用，孩子的作业本钱、家里盖房的砖瓦钱都靠他们的这份收入来支出。2004年下半年。当地村民李长海、陈文军等，通过外地朋友的介绍，交了100元的介绍费，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官沟乡一些石英砂石生产厂打工，主要做粉碎砂石的工作，虽然工作环境恶劣、工作辛苦，但每个月也有2000多元的工资，一年下来，还能寄回家2万多元，足以让一家人好好高兴一阵儿的。

但是，厄运也伴随而来，从2006年初开始，务工归来的部分农民工开始出现胸闷、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发展到最近一两年，患者产生多种并发症，最后因肺心病、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的人开始出现了。

截至2009年3月底，永安、大池、楼坝3个村已经死亡12人，其中楼坝村1人，其他的集中在永安、大池两个村。患上这种怪病的人，尤其以永安村最为突出，目前还有27人。

村民刘树祥身上的皮肤已经变成了乌青色，而且还在脱皮，他呆滞的目光麻木而无奈，从他沉重的呼吸声中。能听到喉咙中发出的“嘶嘶”声音。刘树祥的生命全靠一些药物来维持，肺已经破了，补了两次都不管用，仅医疗费就5万多元。

刘树祥的妻子周世银哽咽着说：“以前他壮得像头牛，什么重活、累活都是他干，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上床都要人搀扶，说个不好听的话，他就像一个‘活死人’!”

像刘树祥这样的“活死人”，仅永安、大池两村寨出去打工的45人中，除了两年来死去的11人外，现在还有34位，王长贵、刘理章、李正清……

本来就不是十分富裕的患病村民，因为这种“怪病”，家庭生活状况一下子从“小康”回到“解放前”。

“怪病”调查

水富县的“怪病”经过网络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卫生部领导的重视，2009年3月16日，卫生部令云南省卫生厅核实有关情况。

在云南省初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卫生部于3月18日请安徽省卫生厅会同有关部门对滁州市凤阳县有关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同时将此事件通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全国总工会。

18日晚，卫生部派出尘肺病诊断、治疗方面的专家赴云南省指导、帮助查明病因并进行治疗，派出职业病防治专家赴安徽省指导对企业的核查工作。

经过细致调查，3月27日，水富县政府召开新闻会，对患“怪病”人员情况进行了通报。

截至2009年3月17日，水富县向家坝镇自2003年起，先后有77人到安徽省凤阳县官沟乡务工，有36人先后出现咳嗽、咳痰、气喘、胸闷、乏力、消瘦、全身浮肿等症状；有12人死亡；有2人尚未返家。

2009年3月17～20日，云南省卫生厅组织安排返乡后仍然存活的63名外出务工农民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3月20日，云南省、昭通市职业病诊断专家组在卫生部专家组的指导下对体检结果及6名存有医学影像资料的死亡者进行了职业病诊断。结果显示，63名外出务工返乡存活人员中，矽肺30例，无矽肺33例；12例死亡病例中，6例有影像学资料死亡病例中，矽肺2例，高度怀疑矽肺合并肺结核1例，肺结核2例，肺部感染1例，其余6例死亡人员因无影像学资料，无法诊断。

按照有关规定，水富县还决定对这些患者每半年进行健康监护。

赔偿善后

4个多月过去了，除1例症状较重患者之外，其他农民工患者已经全部出院，他们相继回家，部分患者已经开始了为生计而奔波，虽然患病，但生活还要继续。

在维权的路上充满了艰辛，由于水富县农民工当时并未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事发后企业已被关停，患病农民工的维权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确认水富农民工患病根源来自安徽凤阳，二是确认农民工与相关石英砂加工企业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经过农民工代表和水富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与凤阳县政府的协商，双方达成的处置意见，采取一次性包干赔偿的方式，由凤阳县政府先行垫付赔偿款450万元，赔偿对象为在国家职业病诊断专家组指导下，经云南省、昭通市专家组最后诊断的68名矽肺病患者和12名已死亡农民工。

根据赔偿款总额、患病农民工病情轻重，并与农民工代表充分协商后，水富县把这笔赔偿款按I期矽肺病每人3万元、Ⅱ期矽肺病每人6万元、Ⅲ期矽肺病和死亡人员每人9万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给患病农民工及死亡农民工家属。

7月30日下午，永安村村民杨瑞友正在县城里忙着拉活儿的时候，接到通知他去领赔偿款的电话。

凤阳县的赔偿款在7月22日左右就已经到账。在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后，从7月31日上午开始发放赔偿款，农民工患者及死亡农民工家属陆续领到赔偿款。

杨瑞友虽然拿到了赔偿款，高，兴之余亦隐隐担忧。杨瑞友患病之后，重活干不了，其他工作又找不到，就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买了辆摩托车，在县城里开“摩的”维持生计，每天能有三五十元钱的收入。

杨瑞友计划先用赔偿款把买摩托车借的钱还上，剩下的留给两个孩子读书。杨瑞友的爱人也患病在家，不能劳动，也不知道这点钱能够花多久。

与杨瑞友处境相似的患病农民工大有人在。这3万、6万，抑或是9万都安排完之后，他们该如何面对生存的压力?

凤阳石英砂场

云南水富农民工“矽肺事件”发生之后，至今风阳县官沟乡没有一个石英砂场愿意站出来对此事负责。

如今，在凤阳县各石英砂生产点，往日来来往往的大货车已不见踪影，轰鸣的机器已归于寂静……

过去，瓦顶都是白的，树叶、草都蒙着层白灰!经过几场雨水的冲刷，树木已经露出了它们本来的绿色。

在私营场主倪健民的厂区内，机器早已转卖，存放机器和石英砂的库房，只剩下残垣断壁。

厂区墙上，红涂料画的符号“008”分外醒目，这是相关部门给所有需要拆除整改的无证石英砂厂编制的统一标号。

像倪健民这样的小型石英加工厂，凤阳县仅刘

府镇、官沟乡就有80多家，大部分厂都没有名字，属于家庭作坊式生产。这里的石英砂生产主要采用两种生产方式，干法生产和湿法生产。湿法生产多是大企业采用的方式，没有粉尘、技术含量高，但是费工费钱，投入相对较大。所有的家庭式作坊进行的都是简单加工，采用干法生产，产生的粉尘量巨大。

凤阳县对农村小作坊式无证无照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依法关闭，对有证照企业进行全面整改。

“远离村庄、远离居民、远离干道、接近矿山”是凤阳县对新石英砂场的规划要求，按照这一原则，总体面积为5平方公里，一期启动2平方公里，功能布局为干法、湿法两个生产区以及设施配套服务区。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石英加工厂却脱胎换骨式地转移到邻县。

经济的发展要靠众多的企业来支撑，对于这类小型企业，我们不能简单地关停了事，我们是否可以引导企业走向增加投资，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生产技能来防止“矽肺事件”的再次发生呢?

云南水富县农民工“矽肺事件”已经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考。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命安全之间寻找新的支点?如何引导企业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这是摆在政府、专家学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现在回头看过去这近20年，由于我们来自农村，对保障工人职业健康的法律一无所知，所以，当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在风钻工地干活，从未奢望过劳动保护，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样的结局――肺部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然后，我们慢慢地窒息而死。”这段话是湖南耒阳籍百名风钻工人的心声，也是他们患上尘肺病整个过程的真实写照。

“高收入”的工作却使他们得上尘肺

2009年5月底至6月初，lOO多名曾在深圳做风钻工人的湖南耒阳籍农民工的健康检查资料显示，他们都患有尘肺病，其中有10人是Ⅲ期带一个加号，23人是Ⅲ期，13人是Ⅱ期带一个加号，9人是Ⅱ期，其余的是I期。

他们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他们从事的工种集中为风钻工和爆破工，风钻工曾是耒阳老乡们眼中很不错的工作，当时在其他工种一天8元的情况下，风钻工一天已经可以拿到四五十元了，然而，就是这份“高收入”的工作，使他们集体得上了尘肺病，截至2009年5月底，已经有19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早在1990年，村民徐瑞乃和弟弟徐瑞宝、村里的其他劳力已经辗转深圳各施工工地，扶着钻机往地底下打洞。随后，村里其他劳力也相继来到深圳“淘金”，并在老乡或亲戚的互相介绍下纷纷成为风钻工人。一时间，出现了“深圳的风钻工市场是被耒阳垄断的”的现象。

徐瑞乃兄弟俩开始是两个人一起工作，共同打一个洞。井下生产环境较差，开工时，弥漫的烟尘常常使他们看不到对方，俩人基本靠默契配合作业。后来生产方式得到了改良，他们变成单独作业，但灰尘弥漫的井下作业环境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风钻工是按照工作的土石方数量发工钱的，一般1个人一天能干10立方米，1个月一般最多能加48个小时的班。有的工友为了多挣钱养家，一个月竟然加到50个小时的班。徐瑞宝至今记得，有一个月他拼命加班，一个月就挣了1万元。

从1999年开始，双喜村村民徐志辉发现一些从事风钻工作时间较长的同乡开始患病，但开始被错以为是肺病或肺结核。2002年，徐志辉的肺部也发现了阴影，这时，同乡中相继已有10人死去。2003年，徐瑞乃被确诊为尘肺病。随后的几年中，徐瑞乃经历了亲眼见证了同乡的死，他的兄弟或者同乡陆续被确诊为尘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