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自觉

【摘要】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中最容易被我们忽略但又最需要我们继承的是其高度的学术自觉。学术自觉既与学术精神和研究者的自律有关，也与研究策略和研究进路有关。目的决定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学术环境都在发生变化，要想保持中国研究的主体性，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同时要具备充分的学术自觉。学术自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了学术研究的本质、目的和价值，开放学术心态，以我为主地吸收既有的概念和理论；二是立足中国整体经验，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路线，深入调查，不断求证；三是建立集体学术，通过团队成员间细致深入的批判、否定、建构、积累，形成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提升研究水平和研究境界。

【关键词】费孝通；学术自觉；经验本位；集体学术

【作者】刘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杜园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生。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38-006

笔者觉得费孝通留下的学术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具体理论层面的学术解释；二是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的探索；三是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深度思考。费孝通之所以能执著踏实地从事清贫孤苦的学术研究，与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学术精神有关，或谓学术自觉。以下，笔者主要对费孝通的学术贡献作一简要评论，再对学术自觉进行详细论述和阐释，以表明学术自觉对费孝通学术创作的基础性作用。本文试图说明学术自觉是学术中导航的灯塔，是研究路途中必备的指南针，中国研究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和“价值普适”，我们要明了学术的“体”与“用”，正确处理好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回应伟大的中国社会建设，为认识和改造中国贡献扎实严谨的学术智慧。

一

研究中国社会，谁都绕不开《乡土中国》。此书是费孝通依据其中国生活经验和早年的农村社会调查资料所做的一些学理思索。在本书里，费孝通尝试提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村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费孝通年轻时大胆探索的劲道令人钦佩，他以其宽广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学术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全面细致的乡村社会图景。其中的“差序格局”、“无讼”、“社治社会”、“男女有别”等概念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仍不无启发，已成为研究乡土社会的起点和理想类型。《乡土中国》的成功与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把握有关，它的影响产生于它的强大解释力。不过，当下的一些学者在描述现代农村社会时，有意无意地将费孝通总结出的“乡土社会”作为思考的蓝本和对比的前提，则多少有些不合适。以历史之镜来反观历史，可以简单明了地透视历史，却也有可能将文本表述作为历史的真实，使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距离增加，从而遮蔽我们的学术视野并阻碍应有的学术反思。另外，纵然《乡土中国》作为目前为止最为经典的对乡村社会性质的提炼概括，有诸多可圈可点可借鉴之处，它也只是作者大胆思考、勤奋探索的一个写照，“并不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作者的“迟迟不敢下笔”及发表文章之前的犹豫并不是自谦，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我讲的一些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一些概念离想反映的现实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乡土中国》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提炼和分析并不是言之凿凿的盖棺定论，我们可以借助于本书的学术想象力进一步拓展并深化研究。但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该书一些概念的修修补补中，如果不面向社会现实，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尝试进行相应的“范式”转换并建立更具解释力的概念理论，中国研究将很难达到费孝通的学术高度和学术水平，中国社会科学也很难产生质的飞跃。《乡土中国》成为学术思考的“意识形态”，与当前学界缺少学术自觉有关。

社会学研究的中国社区学派开始于吴文藻，发展于费孝通。“社区”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被界定为“村落”，如费孝通所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受马林诺夫斯基方法论的影响，当时的村庄研究注重用整体论视角和功能主义方法来说明村庄社会结构及人际关系，注重共时性分析而忽视历时性分析。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写出《江村经济》一书，被马氏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作为从“初民社会”向“复杂社会”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费孝通将“社区研究”很好地操作化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看看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少的农村社会，其土地制度的存在形态及地主的生活方式如何，费孝通提出类型比较的方法，并选择云南地区的禄村、易村、玉村三个村落作为调研地点，通过有针对性的观察、比较、剖析，来探索认识中国复杂社会的科学方法。对费孝通的村庄研究和村庄类型研究，弗里德曼曾评论说，功能主义者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的整体性和特殊性，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如果要进行综合的有份量的中国研究，必须借助历史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利奇也批评说，单个的社区研究不足以作为典型代表推论中国整体概况，且社会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的社会很难做到公正客观。费孝通对此作出回应，提出类型比较法的具体策略，即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局部到整体，通过逐步扩大实地调查范围，步步综合，以接近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同时，他建议以后从事微型社会学研究时尽可能注重历史文化，倡导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联手合作，以使社区研究具有时间维度。改革开放后，费孝通改进原有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单位上移。他先后提出的“小城镇建设”和“苏南模式”，即是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尝试。但费孝通“逐步接近整体”的调查方案没有在后续研究中展开，他也没有提炼出从村庄扩展到城镇的明确研究方法，以致于后来者难以跟随其学术脚步向前开拓。

从具体研究方法到人类学学科性质，再到价值取向，利奇与费孝通发生重大分歧。在回应利奇认为的“中国人类学者没有把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好是由于私人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时，费孝通直言不讳地解释说，私人经验不可能脱离公众经验，对民族处境和国家前途的思考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学术品格。正是历史传统和当下形势造就出费孝通的为学态度，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若对费孝通的观点进行解读，则可概括为他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不懈追求。费孝通从弃医转而学习人类学开始，就抱定理解中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学术志向，他一生否认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存在的可能性。在费孝通看来，社会现实是知识的来源和学术创造的源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而单独存在，真正的学术要能为广大人民服务，社会科学的新境界就是“帮助人类摆脱改造社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增进科学性和主动性”。费孝通以“致在富民”为学术旨归，因应时势需要转换相应研究领域，从1930年代的社区研究，到后来的民族识别，到复出后的小城镇建设，再到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处，他的问题意识不断更新，学术创造力源源不断。

如果我们梳理费孝通的思想发展脉络，就会发现他的一贯性和矛盾性特点。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具有高度阶段性和差异性特点，如一匹奔驰的黑马，无羁地驰骋于各个学科领域。另一方面，他在探索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本土化社会科学方面一以贯之，坚韧不拔。

二

费孝通终其一生追寻中国主体性和中国文化主体性，没有找到出路，但正是他对中国的大爱及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深刻体悟，造就出其不朽的学术贡献，为后来者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提供思想源泉和方向指导。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批判、建构、“否定之否定”费孝通的具体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但对其学术自觉，则应恪守、传承、吸收、转化，一代扬光大。要想提升中国研究的境界和品位，在当下浮躁芜杂的学术界杀出一条“血”路，必须具备高度的学术自觉。

在费孝通看来，学术自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研究者有自知之明，明了学术从哪里来，怎样形成，它的实质是什么，它有什么功用和意义，即学术的“体”。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反思和对话来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搞清自己思想的真面目，把握各种理论观点的推演逻辑和各思想家的思维脉络，以为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视野拓展打下基础，即学术的“用”。“体”是“用”的基础，“用”是“体”的载体，“体用一源却可分”。笔者以为，当下的中国学界并不缺少对话、交流、学习的具体策略和方法，而是缺少学术自觉的“体”，即学术使命和学术创新的源泉。

社会科学从神学和哲学中脱胎出来，与工业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西方社会科学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与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化、犯罪率增加、社会解体、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紧密有联，离开理论生长的复杂社会现实，社会科学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失去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社会现实有其发生的边界，尤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行政边界最为典型。社会科学可以跨越国界，但它生根的土壤始终是一国社会。知识分子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活，他（她）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其所属的文化传统和所处的社会时代。与马林诺夫斯基将学术研究视为“对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及利奇将人类学视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学者表演才华的舞台、生活中的消遣、智力操练的游戏的学术动机不同，费孝通很明确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改造中国。要想发展概念，创新学术，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将历史文化传统接续下去。利奇与费孝通的分歧，说到底是二者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不同产生的相异价值观。我们当然不排斥为学术而学术，将学术当智游戏的学术趣味，但学界主流应该是以学术为工具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伟大的时代常常能产生伟大的学术，当前中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期，如何关照社会现实，提炼有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应该成为学界共识。学术动机和学术精神对学者的研究定位，价值观引导，研究方向等影响巨大，如果不语境化地理解中国学术的意义和目的，一味探讨抽象的理论和方法，很容易唯西方社会科学马首是瞻，失去学术自信与学术主体性。

作为对人类活动和社会处境的概括抽象，西方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本国国情和世界形势，但它并不能替代中国学者踏实的本国研究实践。中国在经济腾飞过程中既遭遇到与西方相类似的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现实处境。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面积广袤且区域差异极大、世界人口数量最多、农村社会最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淫下生长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的人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能轻易地被欧风美雨所改变；中国人口之多，对资源消耗量之大，使得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的每一小步发展都牵动着国际政治神经；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民族独立与国家强大，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对平等公正的诉求，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倡导在人民心中积淀出新的传统……这些都是与西方不同的历史社会现实，有些文化实践已深入骨髓，编织出一张无形的文化心理之网，制约着中国人的行动方式，造就出中国人独有的思想气质。如果对话交流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西方学人，对话的目的仅仅是走向国际，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则很有可能忽略中国现实的独特性与历史连贯性，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隔膜及对国人生活价值的误判，学术生命力将短暂而易逝。

学术自觉来源于对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强烈的价值关怀，正是基于中国整体经验基础，我们可以在借鉴、批评、否定西方理论方法资源的同时不失主体性的建构创新，这既是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一味地与国际接轨，追赶西方前沿研究，容易遗漏掉一些有价值的本土社会问题，淡忘掉学术生长的基础土壤。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全面否定、盲目排斥西方优秀的学术研究。西方宏大理论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和强烈的价值关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学科化研究对专业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精确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但它一定要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经得起中国复杂经验的检验。在笔者看来，对西方社会科学吸收时应从三个方面培养学术自觉：一是看到学术生长和发展的经验基础；二是具备踏实规范严谨的学术态度；三是有对经验的整体视野和价值思考。

三

扎实深刻的学术研究既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借鉴和反思能力有关，也与对待本土经验的态度和研究水平有关。所谓学术自觉，既来源于与“他者”的比较、反思和启发，又来源于对经验研究的目的和进路的深刻思考。费孝通在学术生涯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到社会生活中观察、发现、思考，同时立志用学术发现来认识社会，改革社会，用科学知识为人民服务，将学术自觉的“体”与“用”自觉结合，深入贯彻，值得我们学习并传承。在新时期，经验研究呈现出新特点新问题，既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也与研究者的学术追求有关。要想提高经验研究的境界，必须具备充分的学术自觉，既考察学术生产环境，也考察政治社会环境。

经验研究之重要，既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更在于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浓厚及区域差异。要获得学术主体性，必须对中国社会有充分了解，做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在厚重经验基础上确立问题意识。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只要掌握相关经验材料，进行相应建构和提升就可以了。经验研究因学术旨趣和价值追求的不同可能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尽管用中国的经验材料说话，但西方社会科学既是其问题意识的起点，也是理论建构和学术对话的终点，这种经验研究将西方的理论框架延伸到本国，中国经验只具有客体意义和比附价值；另一种经验研究将中国经验整体作为认识的起点，将建构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概念作为学术创新的终点，这种研究崇尚“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路线，以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理解作为研究目标。与第一种研究路线不同，这种经验研究注重从“田野的灵感”中生长学术，它不刻意追求修补接续西方理论概念，而是注重从不同区域的经验事实中提升、检验、建构、拓展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同时注重对地方历史文化逻辑的把握。正是研究进路上的“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使得此类经验研究既视野开阔又沉稳踏实。它将经验研究的“体”

（以对中国经验的深刻解释为学术目的）与“用”（面向实践，用中国整体经验检验理论概念）有机结合，所谓国际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只是本土化努力下的副产品。第二种经验研究在强调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与区域差异性，在强烈的民族关怀下踏实严谨地从事田野研究，理应成为经验研究的主流。

当前经验研究中出现的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与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有关，也与意识形态和利益的隐形渗透有关。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关系，通过将西方学术评价机制引入中国并将之奉为学术品评的标准，社会科学研究者争相与国际对话，以获得西方主流研究的承认为目标，以此构筑起一道没有主体的权力之网，每个研究者不过是权力作用的一个节点，而真正的权力来源却在高度弥散的相互作用下隐于无形。那些与国际接轨者携带着强烈的西方问题意识及思维方式，回国后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种学术模式思考和写作，一旦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表文章，获得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他们就堂而皇之地在国内占据学术高位，掌握相应的学术评定权，中国学术的西方化逐渐被形塑出来。通过国内学术人的复制和宣扬，西方学术标准和学术问题被奉为圭臬，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复杂经验由于思维方式及问题来源的西方化逐步丧失“中国性”，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两张皮的现象也逐渐突出。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反思性批判试图表达对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学术品评方式的不满，正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影响着非西方者的理论概念和思维方式，建构出东方社会的落后和学术能力的低下。审视当下的中国研究，正是西方学术话语的强势与政治经济霸权的交互影响，消解了中国本土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西方学术问题的政治正确性，使得“社会科学对普遍性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心国与边缘国家之间控制的、剥削的、压制的关系。同时，也为边缘国家虚构出一条普适的道路”。这套文化霸权和学术生产机制，既与隐性权力的侵蚀有关，也与研究者反思动力不足和反思能力缺乏有关。

要践行学术自觉，除开明确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明了社会科学的本质和功用，明晰中国整体视角下的经验本位，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原则外，还要建立集体学术。集体学术是一种经验研究策略，中国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异极大，要想将经验研究做好，需要一批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对复杂经验深入调查，不断建构、修正、否定、扩展，才有可能建立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集体学术的优势在于，只要研究团队发展壮大，不断调查，努力思考，逐步形成经验本位基础上的学术积累，将带来低成本的沟通对话及学术信息的共同分享，从而获得学术水平的快速提升，抵挡住以对话西方为目标的单一学术机制，掌握相关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对于个人来说，学术自觉仅仅是对学术何以可能，学术何以可为的觉悟与追求。它仅仅涉及研究者的学术自律与思想品格，是一种伦理学意义和逻辑意义的自我反思，很难触及社会科学的思维前件和理论预设。在当前的学术网络中，个人的学术自律很难抵挡其所处的结构场景的制约，那些细密的隐性权力在无意识间就会渗透到研究者的头脑中，侵蚀其学术批判力和反思性。真正的学术自觉不仅需要研究者真诚开放，而且需要研究团队营造出自由活泼的研究场域，通过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和深入调查让真问题凸显出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而成就本土化的社会科学。集体学术的进步是以我为主的吸收与创造，学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复杂经验的不断检验及团队成员的反复批判修正。从厚重的中国经验中提炼问题，基于不同的调查经验和学科知识进行理论建构，就有可能博采众长、相互激励，建构理论概念，集体学术也因其“体用合一”的研究实践而成为提升中国学术境界和研究水平的不竭源泉。

结语

目的决定方法，只有明白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的和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社会责任，我们才能具备学术自觉品质并积蓄研究力量。所谓学术自觉，既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和学术自律有关，也与具体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有关。只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学术自觉才有方向性和主体性。我们缅怀费孝通，不仅在于他在具体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层面的上下求索，更在于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勇担责任，时时处处为人民服务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志向，站在中国大地上推进学术需要学术自觉。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学术生态都有所变化，保持中国研究的主体性，既要开放学术心态，批判性地吸收既有的概念和理论，也要立足中国整体经验，坚持贯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经验研究路线。集体学术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有其学术合理性与现实迫切性，以经验研究为载体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有利于提高研究深度，提升研究境界。

总之，只有具备充分的学术自觉，坚定不移的推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为深入认识理解中国社会现实踏实不懈的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才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战略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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