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希望的鸡蛋

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亡。以后我吃鸡蛋白，姐姐吃鸡蛋黄。

元宵夜，宁夏西海固山区气温骤降，大雪纷飞。天空放晴后，我搭上班车，行进在乡间盘山公路上。远处山坡残雪斑驳，退耕还林的地方草木复苏，隐约可见淡绿色，轻如烟雾。

西海固的西吉县，近50万人，2010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4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约3450元，主要靠务农和外出打工。在那片土地上，洋芋，即土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多数农民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能吃上肉或者鸡蛋。

2010年9月起，宁夏自治区开始推行“营养早餐工程”，即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包括寄宿和走读）和县城的寄宿生“每人一天一个鸡蛋”，共有约37.5万名的学生受惠。

从那以后，黄土高坡的山沟里升起的第一缕炊烟就来自乡村学校。

拂晓时分，春寒袭人，月儿仍挂天际，值日教师就从宿舍的炉子抽出火种，用大铁锅煮几百个鸡蛋；天亮后，高山上、田野间、沟壑里，孩子们的身影像小蝌蚪般出现。他们的书包里装着从家里带来的馍馍，这是一天的干粮；而一个小小的鸡蛋，不但让他们解馋，也成为重要的营养补充。

鸡蛋皮的故事

在贫困山区，不要小看一个鸡蛋。

距离西吉县城几十公里的西滩乡和沙沟乡，都非常偏僻，盘山公路似乎没有尽头。交通不便，农民也更穷。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爱吃鸡蛋，不过，“一般是家里来人了，妈妈才会炒鸡蛋，吃上肉”；甚至有的人说，“以前没吃过鸡蛋。”

在西滩乡小学，一年级老师回忆，发鸡蛋的第一天，班上的杨阳很兴奋，淘气地把整个鸡蛋黄一口吞下去，噎住了。老师吓得半死，赶紧拍他的后背，让他吐出来。

西滩乡中心小学米校长说，有的学生舍不得吃，偷偷藏在口袋里，要拿回去给奶奶。爸妈外出打工了，家里就祖孙俩。有一次，班主任发现了，就要孩子当着她的面吃下去，并教导说，“把鸡蛋吃了，学习好了，长大了再孝敬奶奶。”

因为有孩子舍不得吃，所以，有的小学要回收鸡蛋皮。吃完鸡蛋，鸡蛋皮要放在课桌上，学习委员挨个回收，保证“每个熟鸡蛋都吃进学生的肚子里”。

从宁夏教育厅的官员到乡村校长，人人都为鸡蛋神经紧张，小心翼翼。官员反复下乡调研查账，生怕几千万元的鸡蛋钱打了水漂；县市政府招标选购鸡蛋，生怕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乡村校长每周亲自领取鸡蛋，生怕鸡蛋有裂缝，学校要倒贴钱；值班教师晨起煮蛋，生怕鸡蛋不能按时送进教室。当地人都说，这是阳光工程，谁都不敢出错。

不过，这只是大人们的事情，与孩子们无关。有的孩子告诉我，“老师说，这是给大家补充记忆力，吃了鸡蛋才能考好，不吃就永远考不好。”

在夏寨村小学教室，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是11岁的杨志强。他坐在我对面，脸蛋尖瘦，皮肤红黑，眼睛明亮，好奇又兴奋地观察着我，一点都不胆怯。

我问他：“你喜欢吃鸡蛋吗？”他答：“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学习差，老师说，吃鸡蛋补充记忆力。”“你爱吃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里面的东西肯定更有营养。”“你拿过鸡蛋回家给弟弟妹妹吗？”“有，给我妹妹。”“你给妹妹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但是，有时候，我想学习好一点，就全吃了，她也吃不上。”

杨志强机灵调皮，旁边一个圆脸的男生很安静。他叫马军。我拉着他的手问：“喜欢吃鸡蛋吗？”“喜欢，但是我不能吃，吃了鸡蛋，有时候舌头就会裂开。”他伸出舌头让我看上面的裂口。“那你的鸡蛋都拿回家去了吗？”“是，给我妹妹，我很喜欢我妹妹，她一岁半。”

我问孩子们，老师会检查鸡蛋皮吗？他们说，有时候会。“老师不检查的时候，我就把鸡蛋皮藏在书桌底下。检查的时候，就拿一点出来，或者问同学借。”

临别时，马军气喘喘地跑进来，拿着两罐3.5元的八宝粥。他羞涩地笑着说：“老师，请你吃。”他打开罐子，把勺子拿出来，很腼腆地递给我。我接下，他笑了，兴奋地跑回座位，把另一罐又拿来，很有男子汉气地说：“这个也给你。”

走时，杨志强和马军忽然提出要和我结拜。我同意了。他们很郑重地要求在黑板前合影。

最后，他们俩对着镜头说了结拜的誓言。马军说：“我和老师结拜成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杨志强说：“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亡。以后我吃鸡蛋白，姐姐吃鸡蛋黄。”

囚犯的女儿

离西吉县城约10公里处，是吉强镇夏寨村的中心小学。这是兰兰的母校。

兰兰今年14岁，在县城的三中念初二。她身体偏瘦，扎着一束马尾，穿着她妈妈纳的黑布鞋。她7岁的那年，跑运输的爸爸在城里酒后打人，被判刑十年。出事时，大弟弟东东3岁，小弟弟健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才两个月。2007年，夏寨村小学校长韩建国知道兰兰家生活艰难，就安排她妈妈到学校给孩子们做饭。

夏寨村小学一共有67个寄宿学生，家都在5公里之外。在西吉，小学的寄宿生一般每个月向学校交30斤面，30斤洋芋。有些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校长都免收他们的粮食。

2007年以前，宁夏自治区财政独立承担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后来，中央开始拨款，与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于是，学生伙食有了改观，面汤里有了青菜，一个星期基本上也有一顿牛肉面。这个年龄的农村孩子饭量大得很，所以食堂是不限量的，随便孩子吃，吃饱为止。

2010年，西吉县的贫困寄宿生补助名额是13054人，只占西吉县总寄宿人数的55%左右。韩建国说，农民贫困程度差不多，很难区分哪个孩子更穷。于是，在他管理下，所有孩子一视同仁，都能吃上补助。他说，校长就是家长，不能让老二老三都吃上菜，让老大在旁边看着眼馋。在西吉，各个学校都是这么做，这叫“合情合理不合法”。

小学毕业后，兰兰根据学区划片，进入县城三中。三中也有补助资金，不过，由于没有食堂，就发牛奶。一个学期发10箱，一箱有24瓶。兰兰说，她喝不了牛奶，肠胃受不了，就把牛奶带回家给两个弟弟喝。从县城回家，坐公共汽车要花1.5元。她一般是坐车到村头，然后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家，能省8毛钱。

在兰兰家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坐在炕上。兰兰5岁的小弟弟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个生鸡蛋，自己在炉边玩。好像是职业病的反应，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兰兰的妈妈在学校管做饭，会不会把鸡蛋拿回家？我问几个孩子，平常妈妈在家里也煮鸡蛋吗？兰兰说：“没有。”孩子们沉默了一会儿，兰兰的堂弟狡猾地笑着说：“有呢。”话音刚落，兰兰就抬起头，用很快的语速抢着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是我们家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这时候，轮到我低头沉默了。我心想，既然谁的生活都经不起追问，又何必苛责一个贫苦的女人呢？

告辞时，我给兰兰妈妈塞了些钱，对她说，“在孩子爸爸回家前，要让兰兰每天都能吃上洋芋面，不能再吃方便面了。”说完，我转身出门。

突然，有人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一个坚定的、激动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头一看，是兰兰，她正注视着我，挺直腰板，一种自尊逼人而来。

营养的贫困

2011年2月27日，北京。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就中国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调研召开新闻会。“根据近期对四省农村1458名10岁~13岁小学生的体检发现，农村学生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100个农村孩子中有近12个生长迟缓，身高低于同龄城市孩子6至15厘米，还有9个体重低于同龄城市孩子约7至15公斤。”

自2007年初，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建议“中国在推进义务教育免费的同时，应适时地调整扶贫策略和重点，把改善儿童营养作为扶贫的一种手段，制定针对贫困地区儿童食品补贴的政策。”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

据测算，到目前为止“一补”资金只覆盖了1100多万寄宿生，占中西部农村寄宿生40%多一点，60%多的寄宿生及更多的走读贫困生的营养得不到保障。而在国外，巴西的儿童营养干预覆盖了3000多万孩子，印度更是覆盖到了1亿3000万。而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很早就对儿童营养进行干预，当中国发展到人均GDP已近4000美元、全国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的今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尽快完善儿童营养干预政策，把对儿童的营养干预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担承起来。

我们现在就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在买保险，最好的保险就是投入到这些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