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化“解冻”背景下的《新世界》和《十月》杂志

摘要：在赫鲁晓夫时期文化“解冻”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针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审美标准等重要问题产生了分歧，并形成了以《新世界》和《十月》杂志为核心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新世界》与《十月》代表的两派之争是文化“解冻”时期两种政治思想斗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两大阵营的分歧与对立对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化；解冻；新世界；十月；苏联

中图分类号：G15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3-0060-04

在赫鲁晓夫时期文化“解冻”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针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审美标准等重要问题产生了分歧，并形成了以《新世界》和《十月》杂志为核心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然而，两派之争并非完全是文学艺术上的派系之争，同时反映出文化“解冻”时期两种政治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激烈碰撞和交锋，因此对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形成

斯大林时期，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8月21-31日）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也标志着苏联文化由多元化进入一元化发展时期。1946-1948年苏共中央一系列相关决议，其中包括1946年的《关于和两杂志》和反对世界主义斗争的决议，直接呼吁文学艺术家去创作反映苏联劳动人民功勋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艺术作品，意味着加强严格的指派成了领导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然而，决议实施的直接后果是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的道路（“无冲突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异化文艺理论）。这导致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文学艺术领域“无冲突论”盛行，使文学艺术创作背离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在文化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文化“解冻”）。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1953年9月赫鲁晓夫进一步推行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纠正冤假错案，为受迫害的作家等。随后，他又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决议，解禁了部分文艺作品，并提倡文学艺术要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此后，文化领域出现一批揭露和描写农村生活中的矛盾、批判和因循守旧思想、同者斗争的文学作品，如爱伦堡的《论作家的工作》、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阿卜拉莫夫的《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庄庄员》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无冲突论”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苏联文学艺术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倾向。随后，针对文学艺术创作中写真实、干预生活、人道主义和正面人物等问题，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题材和审美标准等重要问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展开激烈争论，并出现严重分歧。在纷争中，已表现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种倾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新世界》与《十月》杂志之间的争论具有代表性。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由于文化“解冻”思潮的影响，有些老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发生了变化，其代表性人物有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格罗茨曼等。另外，一批崭露头角自称为“二十大产儿”的新作家更是怀疑斯大林的价值以及全部的历史，其代表性人物有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克肖诺夫等，这些人在苏联文学界形成了实力雄厚的自由派。苏共二十大以后，两种思想的对立更加明朗化，逐渐形成了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的自由派和以柯切托夫为主编的《十月》杂志的保守派两大阵营，两派之间激烈的论战构成了苏联文学领域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并围绕着各自杂志形成了特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

二、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论战

《新世界》杂志属于大型文艺和社会政治月刊，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之一，1925年在莫斯科创刊。《新世界》杂志除了刊登文学作品外，还辟有《今日特写》、《政论》、《作家日记》、《回忆录》、《文学批评》等栏目。1946年以后，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柯索拉波夫、纳罗夫恰托夫、扎雷金先后出任过该杂志主编。《十月》杂志也属于大型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月刊，是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1924年创刊。《十月》杂志辟有《诗与散文》、《政论与特写》、《在国外》、《文学批评》、《作家与读者对话》等栏目，绥拉菲莫维奇、潘菲罗夫、柯切托夫、阿纳尼耶夫先后任过该杂志主编。

《新世界》和《十月》之间的论战不仅是20世纪50-60年代苏联文学艺术的派系之争，同时也是该时代政治斗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早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1954年12月）筹备期间，文学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歧与对立就已暴露出来，例如，持有自由派倾向的一部分作家要求文学创作取消作家协会组织，从而摆脱党和国家的监督等。特瓦尔多夫斯基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1958年）和柯切托夫担任《十月》杂志主编（1961年）之后，《新世界》和《十月》分别成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阵地。《新世界》和《十月》杂志之间的争论涉及到政治、文化和文学创作等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代表的《新世界》自由派思想解放，具有创新精神，代表了文化“解冻”思潮的主流方面。他们在文艺创作上提倡打破过去的框框，“写真实”、“写小人物”、“非英雄化”、“揭露阴暗面”，谴责《十月》一派“粉饰”现实。他们主张创作自由，以真实作为评价作品的主要标准，反对作品标准化和公式化。以柯切托夫为代表的《十月》保守派在主观上是想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文学传统，在文艺创作上主张要表现生活的“光明面”和写英雄人物，批评《新世界》一味暴露“阴暗面”是给现实“抹黑”；坚持严格遵循苏共的路线、遵循传统，坚持文学应该起正面说服教育群众的作用，主张对作品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艺创作要写真实、正面人物、非英雄化、典型形象和人道主义等问题上。因此，以《新世界》和《十月》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论争是赫鲁晓夫文化“解冻”时期探索新的创作之路的具体表现，对苏联文艺创作方向和文学艺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政治观点上也存在着分歧与对立。自由派拥护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确定的方针，在批判“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错误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得到赫鲁晓夫的器重和支持。因此，自由派认为《新世界》刊物“最彻底、最鲜明、最充分地体现二十大路线”。保守派在口头上也表示拥护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而实际上却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他们不反对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但是对二十大后出现全盘否定斯大林、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表示不满和感到担忧。

三、《新世界》与《十月》的作用

文化“解冻”时期，《新世界》杂志是吸引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中心和体现苏联社会民主改革的阵地。20世纪50-70年代《新世界》杂志刊登了一大批战争、农村、集中营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工厂和农村体制中的弊端、作风、破坏法制行为、卫国战争中的失利等曾不敢触及的，如特罗耶波尔斯基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记》、田德里亚科夫的《阴雨天》、邦达列夫的《寂静》、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以及杜金采夫、柯涅楚克、涅克拉索夫、沃依诺维奇等人的作品。50年代初《新世界》杂志因公开发表B.C.格罗茨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和A.C.古尔维奇的文章《世界主义者》而赢得了具有自由化思想倾向杂志的声誉，后又因发表波麦兰采夫、阿勃拉莫夫、谢格洛夫等人一系列引起争论的作品遭到苏联作家协会的严厉批评。1958年6月特瓦尔多夫斯基任《新世界》杂志主编，他试图把艺术创作的自由与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融合起来，因而成为自由派的一面旗帜。他对文学局势的见解经常引起党的领导者的关注。他认同在创作活动中只有一个威信——不是权力而是才能，并极力将这个简单却特别重要的思想传递给党的最高领导者。毫无疑问，他为此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促进了赫鲁晓夫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对话。1959年5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第三次作协会议上的发言被看做《新世界》杂志的纲领。他说：“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为开创同以往我们的总体水平无法相比的，为所有文学体裁和文学形式出高质量的作品而努力奋斗”。1960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阿赫玛托娃的新诗，出版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的文集，发表爱伦堡的回忆录。1962年《新世界》杂志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篇小说是清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力作，就连苏维埃官方也认为小说是“真实地从党的立场来阐明那些年代苏联真实情况的作品”。这篇小说的发表演变成引起国内外轰动的重大文化事件，不仅让苏联和全世界的读者知道了斯大林时期遍及苏联各地的集中营的内幕，而且开创了苏维埃文学中“集中营题材”的先河，被文学评论界视为“苏维埃文学发展中意义重大的一座里程碑”。因此，公认的观点是《新世界》杂志是“自由”思想的传播者，支持恢复历史真实。《新世界》杂志联系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如索尔仁尼琴、阿勃拉莫夫、别洛夫、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等。“《新世界》杂志办刊的宗旨是支持高质量的和高艺术水准的苏联文学艺术作品，坚持从社会的现实性出发和关注小人物。当时若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则被认为是持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家的崇高荣誉”。

在20世纪50年代末，《十月》杂志一度趋向于苏维埃文学的自由派和《新世界》杂志的办刊路线，如登载帕乌斯托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潘诺娃、卡扎科夫、卡维林和叶甫图申科的文章，由此，《十月》的名气上升，发行量超越了《新世界》。据统计，1959年《十月》的发行量达16，5万册，《新世界》为14万册，而《旗》不足10万册，《莫斯科》低于4万册。柯切托夫在列宁格勒作家组织和《文学报》工作期间就因“反对文学艺术中的新潮流”而闻名。自1961年任《十月》杂志主编之后，柯切托夫认为苏共中央实行的反斯大林的方针隐藏着严重的危险性，所以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柯切托夫的小说创作褒贬不一，不乏一些负面评价，即条条框框太多、政治色彩过浓、缺乏艺术性、自然主义、概念化等。1962年1月5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党的会议上针对柯切托夫小说创作说道：“柯切托夫的小说是今日文学的焦点问题，这不是文学现象而是更为广泛的触及到政治形式的现象。”

《新世界》杂志的办刊方向以及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自由派立场引起以《十月》杂志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感，《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指责《新世界》杂志“毒害年轻人的头脑，用虚无主义、吹毛求疵、假斯文、低级庸俗来毒害年轻人的心灵”。另外，在1960年初，许多年轻的作家、画家和电影工作者等因其作品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而遭受《十月》杂志批评委员会的严厉打击，如罗佐夫、爱伦堡、阿克谢诺夫、叶甫图申科等。曾因赫鲁晓夫赞许而发表的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十月》杂志批评委员会评为“轰动一时的、思想上有缺陷的小说”。

《新世界》与《十月》杂志的分歧与对立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得以清晰地表现。《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谈到苏联文学现状时说：当前文学的弊端是“不能一针见血地再现生活和多样化的生活过程，对生活的不同侧面及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缺乏冲突的描写，缺乏生活的深度和真实性”。他同时指出，“真实是艺术创作的至高标准，而艺术工作者享有充分的自我表现的自由是达到这一标准的必要条件”。《十月》主编柯切托夫的发言则是反对将斯大林时代从苏联文化史中剔除的东西再归位。他说：“在作家圈中还有一些心情忧伤的回忆录的创作者，他们不是面向今天和未来，更多的是向后看，由于视角的偏颇，他们极力地在大量陈旧的记忆中挖掘，为了将陈旧的文学僵尸又见天日并且充当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影射着1960年在《新世界》杂志刊登爱伦堡的回忆录。

四、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评价

1962年1月苏共中央文化处断定围绕着《新世界》和《十月》杂志有一批文学家形成两个帮派。莫斯科作协分会的领导支持《新世界》，中央管理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协支持《十月》。中央文化处试图在这两个文学流派的斗争中充当最高仲裁者的角色，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立场具有片面性，对真实性的要求事实上导致了对生活的虚无主义的描写，《新世界》发表的文章更多是对生活的负面情况的描写，并揭露其中的缺点和不足，因此，是受党的谴责的。《十月》的错误在于对艺术技巧性估计不足，该刊忠实于思想性。然而，《新世界》和《十月》杂志的主编均认为自己的杂志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1963年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坚定地表明：“谁也别指望《新世界》所执行的路线会发生变化，这并非是《新世界》的路线，而是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然而，这两派都没有成为苏联官方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极力回避两派分歧的实质以及对两派做出评价，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指责两家杂志都“落后于时代”。后来，“自由派”一些作家加入了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

五、结论

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解冻”促使文学艺术领域针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等重要问题展开争论，从而形成了以《新世界》和《十月》杂志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两派之争代表了文化“解冻”时期两种政治思想斗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其论争的焦点是文学艺术创作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方法和审美标准；论争的实质是是否拥护苏共中央文化“解冻”的方针政策和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两派的分歧与对立对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