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

以史为鉴，给我们以智慧和启迪，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新闻事业的好的传统更好的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媒体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更好的总结过去，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

一

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新闻史，和研究一般的历史一样，可以以史为鉴，给我们以智慧和启迪，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新闻事业的好的传统，更好的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媒体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更好的总结过去，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

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而新闻史的研究则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1908年在上海出版的章士钊的《苏报案纪事》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个案史著作；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在《上海闲话》一书内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报刊史著作；1924年在美国纽约用英文出版的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的兴起》，是我国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报业发展过程的新闻史著作；1927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是我国第一本通史型的新闻史著作；而同年11月在上海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则代表了上个世纪上半页的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曾多次再版并有外文译本，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从1908到1949的40年间，累计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约50余种，发表的新闻史论文和有关文章约百十来篇。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起步和初步成长的时期。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初步统计，从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时间内，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253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有关文章达6021篇，分别是1908至1949那一段时期的5倍和60多倍。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前一时期所难以企及的。

1949年以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起止于1949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共29年。第二个时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近28年，目前还在继续。

前一个时期大陆新闻史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和中共建党以来，由中共主办的和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各类报刊的历史。这一类报刊的历史，在前此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颇多缺失，如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业》。偶而提及，也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这一时期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弥补了这方面的偏颇和不足。

这一时期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主力，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中的部分高级研究人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闻系从事新闻史教学的部分教师。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编写出来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1954年）、《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195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铅印出版），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66年），及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1962年）。

上述研究成果，多数是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胡乔木曾仔细审议过前引的那部《教学大纲》，并对如何研究和编写新闻史，提出过许多指示性的意见。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在国际上“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曾聘请苏联专家在大学新闻系主讲《苏共报刊史》，并翻译出版了相关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这些，都对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起过重大影响。其特点是：强调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轴；注重各时期新闻宣传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强调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内容上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较多的重迭。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书籍，如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五四期刊介绍》，潘梓年等撰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张静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徐忍寒辑录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一些专业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有关新闻史研究的文章，但为数很少，总计不过百十来篇。这一时期，电视尚未问世，广播史的研究，只有一部《大事记》和一部《广播史资料》。只作了点铺垫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也有严重不足。一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研究的面过于狭窄，同时还人为的设置了很多，对共产党党报党刊以外报刊的历史，很少涉猎。偶而提及，也只是把它们作为共产党报刊的对立面，当成靶子，进行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分析。二是对历史上的名记者、名编辑、名报人的研究，和新闻业务史的研究严重缺失。这种情况，在十年“”期间，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所有新闻史的研究都全部叫停，陷于停顿。

第二个时期，是大陆新闻史研究的局面彻底改观，和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段时期起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到现在，共28年。时间的长短与前一时期相近，但情况和局面已大不相同。可以说，这28年是大陆新闻史研究全面铺开，空前繁荣的时期。

前后两个时期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首先是由于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的改变：思想上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上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对内实行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WTO，实行了改革开放和多种类型的经济所有制。文化上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少新闻史研究的开始逐步被突破，研究的环境和研究者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宽松了。这些都是起关键作用的。其次则是由于新闻传播事业的空前发展，媒体报导内容报导理念和内部经营管理体制的改变，和新闻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①，及新闻学研究活动的迅猛发展。所有这些，都对这一时期大陆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这28年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可以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阶段，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阶段，和90年代初到现在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左”的影响的逐步消除，和新闻史研究活动的逐渐恢复。第二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众多题材和类型的新闻史研究项目的全面上马。第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全面开花，和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由于解放了思想，坚持了“双百”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众多被突破，研究的领域被拓宽，大陆的新闻史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粗略统计，28年间，累计出版了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文集和教材238部；累计发表了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5911篇，分别是前一时期的16倍和近60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新闻史研究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

第二个时期，即1978至2006这28年来的这一段时期，大陆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史”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先后问世的有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年、1995年），李龙牧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史教研组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1987年）、吴廷俊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纲要》（1990年）、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1995年）、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8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纲要》（1998年）、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2000年）、黄瑚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001年）、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至2002年）、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02年）等，为数不下二十种。(待续)

注释:①上个世纪50年代，大陆高校设有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不到10家。“”初期全部停办。1972年稍有恢复，但仅人大、复旦等区区两家。1978年以后，逐步恢复。1983年至今，有过三次大的发展高潮。1989年底，大陆设有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到51所，在校生5000余人。2000年底，新闻学专业点发展到200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近万人，专业教师近2000人。2003年，大陆高校在教育部高教司备案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共392个,教师2490人,在校学生53810人。（据2004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通讯》第18期第2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本文是作者为参加台北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新闻史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