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

经过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新闻史学科的这块园地，已经花气氤氲，春意盎然，出现了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荣景象。但还有明显的不足，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还要继续努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部专著由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由24个部门的50位学者,用12年的时间合作完成。全书共263.5万字,上限起于公元前三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时间跨度达2200年。内容以报刊的历史为主,兼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及漫画、广告等新闻事业多个领域的历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二、“断代史”的研究

属于古代部分的,有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983年)、倪延年的《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2002年)等。属于近代部分的,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年)、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1999年)等。属于现代部分的,有倪延年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1993年)、王洪祥的《中国现代新闻史》(1997年)等。属于当代部分的,则有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年)和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2年)等。断代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多数为个人专著。这一时期的断代史研究,覆盖了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乃至现当代的各时期。涉及唐代、明代的两部,旨在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爬梳剔抉,颇多新意。属于近代部分中的那部《中国近代报刊史》共57万字,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人,纠正前人同类著作中的夺失200余处,是这一时期问世较早的一部新闻史专著。这部书在写法上,作了一点新的尝试,但因成书较早,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同,仍留下了不少缺失和遗憾。属于当代部分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则着重总结当代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下限,到1988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地方新闻史研究

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地方志中的新闻志。这是一种以介绍当地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志书,隶属于某地的地方志,但往往自行成卷,单独出版。一种是由当地主流媒体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的当地新闻史。另一种则是学者们以某地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从而形成的学术专著。前两种类型的成果,通常是在各省市地区的文化主管部门或当地主要媒体的统一组织安排下进行的,曾经有26个省市和1613个县和数以十计的有一定实力的媒体,启动了这项任务,参加研究和编写工作的,主要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从第一线离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这两类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即已开始,延续到本世纪初,仍在继续进行。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这两类地方新闻史编写工作的高峰期,已经完稿并公开出版的不下数十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1993年)、《山东省志・报业志》(1993年)、《四川省志・报业志》(1996年)、《重庆市志・报业志》(1996年)、《福州新闻志・报业志》(1997年)、《襄樊报业志》(1987年)、《武汉市志・新闻志》(1991年)、《上海新闻志》(2000年)、《杭州报刊史概述》(1989年)、《东北新闻史(1899―1949)》(2001年)等。其中完成最早的是湖南的那一部,因为集中的人力最多,起动也最早。难度最大的是东北的那一部,因为涉及的地域最广、外语语种最多,情况也较复杂。所有这些,都为需要了解相关地区新闻事业历史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一类型的成果,主要出于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手。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黄河的《北京报刊史话》(1992年),彭继良的《广西新闻事业史》(1998年),和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1996年)及《上海当代新闻史》(2001年)等。后两部书总字数近三百万,前后衔接,浑然一体,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地区的新闻史,也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陈昌凤的《香港报业纵横》(1997年),介绍了香港报业百年的历史,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地方新闻史的众多研究成果中,还有两部值得注意。其一是张赫玲主编的《中国地市报新闻史志汇编》(1999年),这部书是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主持编写出版的,全书共三卷,104万字,囊括了326家地市报的历史。另一部则是宁树藩主持编写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这是一项重点科研项目,已完成了120万字,即将出版。

四、各类专史研究

属于新闻思想方面的,有胡太春著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1987年)、徐培汀、裘正义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年),张昆著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1997年)、徐培汀著的《中国传播学说史》(2005年)、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5年)等。属于新闻实务方面的,有李良荣的《中国报刊文体发展概要》(1988年)、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1990年)、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1996年)、胡文龙的《中国评论发展研究》(2002年)、刘海贵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导论》(2002年)、胡太春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8年)、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1997年)、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2001年)、马运增、胡志川等合著的《中国摄影史》(1987年)等。属于不同性质报刊的,有范垦程著的《中国企业报发展史》(1999年)、黄河、张之华合著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1986年)等。属于不同政治背景报纸的,有张鸿慰著的《桂系报业史》(1997年),和蔡铭泽著的《中国党报史研究(1927―1949)》(1998年)等。属于少数民族报刊的,有白润生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年),特古思朝克图、王秀兰合著的《蒙古文报刊简史》(1999年)、周德仓著的《新闻传播史》(2005年)等。属于海外华文报刊的,有王士谷著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1998年)、程曼丽著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2001年)等。属于国外新闻史研究的,有张隆栋、傅显明合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1988年)、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1992年)、张昆编著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1994年)、张允若、高宁远合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5年)、和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合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0年)等。此外,还有两部以“图”为主的新闻史专著: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图史》(2001年)和方汉奇、史媛媛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图史》(2006年)。以及专门研究新闻法制发展过程的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1999年)等。可谓史出多门,品类繁多。其中,既有专著,也有教材,而以少数民族新闻史、海外华文报刊史这两类专史的研究,发展最快。前一类研究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人口近一个亿。在中国新闻史上,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据最近统计,全国目前共有17种少数民族文字的136家报纸,11种少数民族文字的153家期刊,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既历史悠久,又发展迅速,促使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不断的向纵深发展。后一类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从1815年到现在,先是外国传教士,再是海外华侨,继而是海外华人,先后在海外创办过大量的华文报刊。据最新统计,全世界共有52个国家曾经出版过华文报刊,总数累计达4000种。这是世界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中亟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它理所当然的吸引更多的学者投入这方面的研究。

五、重点报纸历史的研究

大陆历史上曾经出版过数以万计的报纸,这些报纸出版的时间有长短,影响有大小,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区别对待。1978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曾经对近代以来的100多种报纸作过个案研究,在一些专业刊物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但作为重点进行深入研究并最后形成专著公开出版的只有20来种,主要是以下两部分报纸:

首先,是中共建党以来出版的一些重要的机关报。其中的重中之重,是1938至1947年先后在武汉、重庆两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和1941年至1947年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前者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以外地区公开出版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后者是中共继《新中华报》之后,在边区出版的时间最长的中央机关报。这两种报史的编写工作,均启动于1979年。由社科院的新闻传播研究所负责编写。前者历时10年,由该所研究人员韩辛茹独力完成,于1990年公开出版。全书共40万字,由数十篇纪事组成,类似于史书中的纪事本末。后者由王敬领衔,组成编写组,通过查阅档案、查阅原报、组织老报人座谈会等方式,历时20年,于1999年完成后,交付出版。全书共7章30万字。出版后,曾组织过专家座谈会,受到充分肯定。在此前后陆续完稿出版的中共重要机关报史,还可以举出《大众日报史》(1988年)、《晋绥日报简史》(1992年)、《盐阜大众报五十年》(1992年)、《晋察冀日报史》(1993年)、《东北日报简史》(1988年)、《黑龙江日报史》(1995年)《羊城晚报社史》(1997年)等。大部分是1949年以前创刊的中共各地方局的机关报,也有一部分是1949年以后创刊的中共省市党委的机关报。其中以《大众日报》史的编写工作启动最早。该报1939年创刊于山东临沂,至今仍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的机关报在济南继续出版。该报报史的编写准备工作始于1957年,中间几度停顿,1981年重新恢复,1988年完成。是同类专史中出版较早的一部。

其次,是1949年以前即已出版的一些久负盛名的老报纸。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是其中之一。有关《世界日报》史的研究,起始于1962年。这一年,曾任该报总编辑的吴范寰,首先在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他所写的《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一文,对该报历史作了初步的介绍。1978年以后,曾在该报工作过的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等人,又开始对该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后与吴文及其它回忆文章一道,汇集成了《世界日报兴衰史》一书,于1982年公开出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极盛时期曾出过五社(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八个版。有关这家报纸历史的研究,也同样开始于1962年,1978年重新启动,陈邓两人合写的《新民报二十年》就发表于这一年,此后,又出版了张林岚的《新民晚报四十年》,为这家报纸历史的研究,划下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1978年才开始启动,并在新闻史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是有关《申报》史、《文汇报》史和《大公报》史的研究。《申报》创刊于1872年,终刊于1949年,先后出版78年,是一家历史悠久蜚声中外的老报纸。1978至1982这四年,有关《申报》史的研究工作主要由社科院新闻所牵头进行,作了不少先遣性的工作。1983年以后改由上海市新闻协会负责,组成了一个包括曾在《申报》工作过的老报人在内的编写组,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完成了题为《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和《申报七十八年史料》的两部征求意见稿。但以这个编写组名义完成的《申报史》,始终未见问世。只出版了一部由上海社科院新闻所所长宋军署名撰写的《申报兴衰史》。该书出版于1997年。《文汇报》和《大公报》都是1949年以前即已创刊,目前还在沪港两地出版的老报纸(《文汇报》兼出上海、香港两个版,《大公报》只出香港版)。《文汇报》史的编写工作起始于1984年,由现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社自行组建的“文汇报史研究室”负责进行。主持人开始是徐铸成和唐海,徐唐等逝世后改由报史研究室的其它成员共同负责。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主要力量用于研究《文汇报》自1938年创刊到1947年被当局查禁的那一段时期,1988年出版了《文汇报史略(1938―1947)》一书。90年代以后,则侧重研究1949至1966年的这一段时期。所编写的《文汇报史略》(1949―1966)一书,已于1997年杀青付梓。《大公报》史的研究由上个世纪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两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开其端绪。但受当时政治气侯的影响,颇多无限上纲和自诬诬人之词,难以称为信史。1978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新闻史研究者的重视,先后完成的有何炳然关于英华时期《大公报》史的研究,夏晓林、谢国明关于中期《大公报》史和有关报人的研究等等,均曾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形成专著公开出版的则有周雨的《大公报史》(1993年),方蒙等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93年),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年)等。以吴著最为翔实,也最见功力。2002年为《大公报》创刊的100周年,北京、香港、天津等地均有纪念活动,由此掀起了《大公报》史研究的又一次高潮。在此前后出版的有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2002年)、贾晓慧撰写的《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2002年)等。对历史上的《大公报》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也纠正了不少夺失,使《大公报》史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此外,有关毛健吾主办的《大刚报》报史和胡健中主办的《东南日报》报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何扬鸣主编的《老报人忆东南日报》出版于1997年,王淮冰、黄邦和主编的《大刚报史》出版于1999年。

六、广播电视史的研究

198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大陆广播电视事业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仅1983至1988的五年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平均每年递增30%以上。到1988年底,全大陆广播电台的数量已达到461座,比1982年增加了2.9倍;电视台数量达到442座,增加了近8倍。1988年以后,更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开拓创新的需要,广播电视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迅速的开展了起来。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曾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现场调查,为期一个月,行程三千里,揭开了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序幕。这以后,直到2005年,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在“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现代广播史的研究、当代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广播电视系统专门史和部门史的研究、各台台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举其大者,有上海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广播电视局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1985年)、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年)《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年)、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写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1987年)、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1991年)《中国电视简史》(1997年)、钟艺兵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1994年)、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年)等。

在广播电视史的众多研究成果中,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堪称巨构。这部专著的编写工作,起始于1990年,全书分上下两卷,共65万字,内容从中国早期的广播事业、抗战前的广播事业,一直写到当代的广播电视事业,涵盖了大陆和港澳台。有关的资料截止于2000年。上卷出版于2000年,下卷出版于2004年。成为广播电视史研究的一部集大成的专著。深受学术界的重视。

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到2000年前后,已完成了19个省的近200种。

据有关方面统计,如果包括地方广播电视史志和自编的内部发行的各种台史在内,近20年来问世的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果,将不下于400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此的半个世纪,使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七、新闻史人物的研究

大陆的新闻史人物研究,在1978年以前的那一段时期,受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组织者、鼓动者”这一观点的影响,开展得很不充分。已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往往只强调报纸在“宣传”、“组织”、“鼓动”活动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很少提到个人。能够列名于近现当代新闻史中人物,屈指可数。这一情况,在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中,有了很大改变。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在正文中举出姓名的近代报人,就不下1500人,对其中知名度较高贡献较大的,还设置了专节或专目,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新闻年鉴》,从1982年版起,还开设了“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每年介绍100多位从19世纪初到当代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每人600字左右,简介其经历、业绩和成就。这一栏目一直保留到现在,截止这部《年鉴》的2005年版,累计已经介绍了近3000人。1949年后到台湾的著名报人如曾虚白、马星野、余纪忠、王惕吾等,都被囊括在内。台湾的报人被列名简介的,已接近100人。

以个别人物为研究对象,形成专著,公开出版的新闻史人物传记,这一时期也陆续问世。举其大者,有方蒙的《范长江传》(1989年)、顾行、成美的《邓拓传》、张海林的《王韬评传》(1993年)、姜纬堂的《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1996年)、王植伦的《林白水》、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1999年)、谭一的《新闻活动》(1999年)、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2000年)等。有的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新闻史人物传记的系列丛书,如社科院新闻所出版的11辑《新闻界人物》,人民日报出版出版的由颜景政主编的“中外名记者丛书”。这两部丛书,都分别为20多个和10多个新闻史人物作了传,每部自几万字至十几万字不等。

80年代后期以来,结合对一些历史上有影响的著名报人纪念活动,还由主持纪念活动的团体或部门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回忆、记述、纪念和评价个别新闻史人物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998年)、《张友鸾纪念文集》(2000年)、《林白水纪念文集》(2006年)等。其中,收有不少对相关人物的立身行事进行研究的文章。同属新闻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

上述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曾被列为国家和省市级的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属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上海新闻史》属于上海社科重点项目。有不少曾在各项学术评奖活动中获奖。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编辑史》、《新记大公报史稿》曾分别获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一等奖及新闻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曾获国家教委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和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曾获国家教委优秀社科论著二等奖;《上海新闻史》曾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上海近代报刊史论》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以上的各个奖项中,以吴玉章奖新闻学奖的规格为最高,这个奖一共颁发了四次,每次都有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奖。在新闻学下属的各个领域内,新闻史研究成果获奖的比例,近二十多年来,始终高居榜首。显示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活动中,还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例如,在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始于汉朝,始于唐朝,始于宋朝,以及根本否认古代邸报具有报纸性质等多种说法。各有论文和专著进行论证和阐述。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始于唐朝说,一般新闻史教材也采用此说,但并不排除他说。教材中往往主张一种说法,并介绍其它说法,让读者去择善而从。这种提倡自由探讨的作法,也是前一时期所没有的。

三

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急剧扩大。

1978年以前,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只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个别研究人员,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个别业余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总数不过二三十人。“”开始后,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全面停顿,这一支队伍顷刻瓦解,只剩下了寥寥的几个散兵游勇。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结束。从那时到现在,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总数已经发展到不下500人。

在大学新闻院系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属于这一支队伍中的第一主力。1978年起,首先在几所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的教学工作,1983年以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大陆的新闻教育空前发展,1990年前后,有近百所大学设立了新闻系,截止2005年,设有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大专院校,已超过600。这些系和专业都要开设新闻史课程,都有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大量的新闻史教材、专著和论文,出自这批教师之手。1978年以后,在一些大学新闻院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以后,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截止2003年,在这些新闻院校攻读硕士学位的硕士生达6736人,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达240人,{1}其中有不少是属于新闻史研究方向的。他们是新闻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和后续力量。有不少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就出自他们之手。

在中央和地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新闻史研究的研究人员,是这一支队伍中的重要力量。其中堪称巨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的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一批学者。前者属于“国家队”,发表和出版过不少有分量的新闻史论著,同时还创办过一份新闻史的专业刊物《新闻研究资料》,先后出版了61辑,发表了上千篇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论文,也有回忆录和大量的新闻史料,对新闻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者则是“地方队”中的佼佼者。规划和主持了几部重点新闻史专著的编写工作。

80年代以后,中央和各省市纷纷成立新闻学会,不少这类学会都设有新闻史组,进行新闻史研究。另外,还有不少通讯社和省市报社陆续成立了新闻研究所,组织一些在职的和离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进行所在媒体历史和地方新闻史志的研究，成为这一支队伍中的又一批重要的力量。

由以上三部份人为主,组织起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队伍,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都远远的超过了前一时期。

第二,新闻史研究者之间的协作加强。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属于个人的专著。是个人长期积累和钻研的结果。但也有不少是发挥了集体的力量,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特别是一些篇幅较大,难度较高的项目。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出齐的那部三卷本20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就是集中了十几个院校和部门的近50位新闻史学者用12年的时间,通力完成的。199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是三所大学加上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6个人,合作完成的。2004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是集中了19位广播电视史研究工作者的力量合作完成的。199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由于涉及的方面较广,参加撰稿的竟达136人之多。不仅大部头的专著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突击。一些范围较小的项目,为了争取时间,及时和读者见面,也往往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如1993年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史》,和2002年出版的《大公报百年史》。前者由26个作者共同完成,后者由10个作者共同完成,均属协作的产物。粗略统计,这一时期以协作方式完成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约占全部同类出版物的50%以上。这一情况,在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学会的会员人数,最多的时侯曾经达到396人。建会以来,曾经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和专题研讨会,出版了不定期刊《新闻春秋》,对整合力量从事新闻史研究,和进行这方面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第三,克服了“左”的影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前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不论在对新闻史人物或对新闻史上的报刊的评价上,都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夸饰溢美和刻意贬低的情况,所在多有。其具体表现是:乱贴标签,因人划线,主观片面,以偏概全。以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的分析。举例来说:讲近代报刊,凡是和洋务派维新派沾亲带故的都不好,凡是和外国人和传教士沾了边的,就一无是处;讲现代报刊,凡是和资产阶级有点瓜葛的,不管是大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一概上不得台盘;讲人物,凡是这个人曾经被伟人或鲁迅骂过的,或后来出了问题的,则此人的一生都不好,他所办的报刊也不可能好。凡此种种,都是与科学求实的精神相悖的。这一情况,在新的时期内,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上的报刊和人物,作为自已的座右铭。一些新闻史上的人物,如于右任、邵飘萍等,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一些曾经有过复杂背景的报刊,其积极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能够根据具体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辩证的评价其是非功过。

第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

首先是老新闻工作者的支持。他们积极写回忆录,参加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召集的报史调查座谈会,为后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次是各级新闻学会的支持。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从全国到各省市的各级新闻学会都纷纷成立了新闻史组,组织力量,为各省市新闻史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人力和经费上的支持。再次,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如前所述,不少大的新闻史方面的科研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广播电视事业通史》等,都曾得到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提供的经费资助。这一类资助,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年递增。有省市主管部门提供的,也有国家一级主管部门提供的。其中,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新闻史研究项目,增加的幅度很快,1986―1999年的13年内,仅9项,2000―2005年的5年就达到了18项。{2}为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上的支持。

以上这些,正是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成果的内容有点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3}如此众多的同类教材和教辅材料出现于坊间,不仅使读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且辗转承袭相互征引之处,在所难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含量。另一个则是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匮乏。很多历史上的报刊,已经无存。现存的报刊,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由于保护工作不到位,和自身纸质的问题,存放了近一个世纪以后,已经接近糟朽,有的几乎一触即碎。收藏部门正在采取扫描、影印、缩微等措施进行抢救。整理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对那些尚未加工整理的部分,则暂停出借。这使很多新闻史的研究项目,难为无米之炊。一些研究课题,长期不能结项,也和这一情况有关。

为了使新闻史研究工作,得到持续发展。大陆的新闻史研究者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第一,要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避免在新闻史的研究过程中,渗入过多的政治史、思想史、党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的内容。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领域。在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如何对待新闻史上的各种报刊和各种人物的评价问题上,坚持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要在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上有所创新。首先应该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其次,要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要多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三,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在针对个别报刊历史的个案研究中,应该加强过去长期被忽略和在评价上有偏颇的“中间报刊”的研究。第四,是要进一步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协作是前此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一个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坚持。交流则不限于大陆内部,应该同时包括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例如涉及与海峡两岸有共同关系的报刊和报人历史的研究,以及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研究,就十分需要两岸学者和海内外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协作和交流。这种交流,既包括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也应该包括研究资料之间的交流。两岸新闻史学者这方面的交流,既有广阔的前景,也有着广阔的合作的空间。

经过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新闻史学科的这块园地,已经花气氤氲,春意盎然,出现了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荣景象。但还有明显的不足,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还要继续努力。(完)

注释

{1}据《教育部新闻学科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通讯》第18期第二页。

{2}见2006年第五辑《新闻春秋》第346-347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史项目一览表》)

{3}见丁淦林《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刊2004年中国新闻史学会论文集《新闻春秋》第四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本文是作者为参加台北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新闻史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