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和果戈理的死魂灵

围绕果戈理的这场文化战显示：莫斯科虽然在能源之外缺乏经济武器，又继承了苏联时代的政治历史包袱，但是俄罗斯的巨大文化积淀，却可以提供有效的外交武器。

美国在上一轮围绕里海和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国际大博弈中获取的最大成就，就是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罕(BTC)输油管线。该管线自从去年夏季格鲁吉亚战争后，受到俄罗斯在南奥塞梯驻军的直接威胁，大博弈的下一场重要较量从石油转向天然气，具体而言便是华盛顿的另一战略性大动作――Nabucco天然气管道线路计划，与俄罗斯推动的“南流(south Stream)”管线计划的对决。

与BTC输油管线一样，Nabucco天然气管线的要旨，也是绕过俄罗斯和伊朗这两大“不友好国家”及其现有管线，而耗巨资建设通过“格鲁吉亚能源走廊”到土耳其的更长管线，向欧洲等地输送里海和中亚的天然气。而莫斯科的“南流”计划，则是建造由俄罗斯南部通到南欧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天然气管线。从可供输送的天然气和所需的巨额国际投资角度，这两项管线计划都是彼此无法相容的“瑜亮之争”。

5月8日，欧盟与格鲁吉亚、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在布拉格举行峰会，宣布大力支持Nabucco天然气管线。5月15日，普京总理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召集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意大利政府首脑开会，签订关于“南流”计划的意向书。在一周之内紧接发生两场峰会，不仅彰显了大博弈的最新过招，也隐约显示了莫斯科在外交上打的东正教宗教文化牌。

在背后全力推动Nabucco计划的华盛顿清楚看到，欧洲的参与是先决条件。现实是俄罗斯输出的天然气，目前占欧洲消费量的1／4和进口量的40％，所以欧洲对Nabucco计划的积极性，取决于俄国作为能源供应者的可靠性或不如说不可靠性。

这就是自从“”以来，华盛顿积极鼓励乌克兰“脱俄入欧”的重要动机之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两次重要能源供应冲突，都导致俄罗斯对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暂时中断，触及欧洲的能源安全感，成为美国兜售Nabucco计划的最好口实。煽动和加深乌俄两国冲突，因此成为新一轮大博弈的有机部分。

俄文化牌反制乌克兰亲欧

笔者去年曾经介绍乌克兰的“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尤先科总统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割断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

果戈理的“死魂灵”今天出现在大博弈的棋局上，正是乌克兰“脱俄入欧”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的自然结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发展也为莫斯科提供了反制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文化武器。

这是因为尼古拉・果戈理虽然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哥萨克村庄，是地道的乌克兰人，并且以《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讽刺旧俄罗斯社会的作品不朽于国际文坛，他同时也是具有强烈俄罗斯文化认同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果戈理的所有文学作品都以俄语写成，并是身体力行、积极向欧洲传播俄罗斯文学的先锋。他最后的葬地也在莫斯科。

今年恰好是果戈理诞生200周年，为莫斯科提供了在文化上反击乌克兰分离主义的绝好题材和机会。正如俄国当代一位果戈理专家指出：“果戈理以俄语写作和思考，是个完完全全的俄罗斯文豪”；对果戈理说来，“根本不存在单独的乌克兰国家认同”。

对今天要“脱俄入欧”的乌克兰分离主义而言，这是非常尴尬不便的历史事实。英国《卫报》报道，为了争夺这一文化遗产，一些乌克兰书店开始销售果戈理作品的乌克兰文译本，并且将果戈理笔下“伟大的俄罗斯土地”之类语言偷换成“伟大的乌克兰土地”。如此篡改世界名著的下三滥手段，不仅无法提升乌克兰的民族自豪感，还会引起文学界和真正读者的挖苦嘲笑。

这样的情况，有点类似于上一世纪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文学革命的主要领袖和作家，诸如胡适、鲁迅、巴金、茅盾等巨匠，大多是不怎么会讲“官话”的南方人，可是他们全都以基于北京话的现代白话写作。如果今天有人发起“江南独立运动”，不仅将鲁迅的作品翻译成绍兴话，而且把鲁迅批判和歌颂的“中国”都改换成“浙江”，只会成为天下笑柄。

毋庸讳言，从帝俄到苏联时期，乌克兰语言确实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想成名成家的乌克兰作者，俄语是唯一的文学语言。从这一角度，果戈理诞生200周年，对于处心积虑要“去俄罗斯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不免成为反面的机会。对果戈理的纪念庆祝，只会彰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共同历史文化。

果戈理文化遗产的争夺战

有鉴于此，莫斯科正在借此发起对乌克兰“脱俄入欧”的文化反击。除了建立专门的果戈理博物馆，普京总理公开赞扬果戈理“是个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更为有效的是俄国文化部参与投资2000万美元巨款，花费3年时间将果戈理的名著《塔拉斯・布尔巴》改编为电影。不仅电影导演是在乌克兰长大的Bortko，还特地聘请了乌克兰著名演员Bogdan Stupka扮演乌克兰哥萨克民族英雄布尔巴，绝大多数场景在乌克兰南部的第聂伯河流域拍摄，大大增强了这一史诗的权威真实感。

更重要的是《塔拉斯・布尔巴》的主题，是乌克兰哥萨克战士捍卫“俄罗斯灵魂”的“民族解放斗争”，高大、英武、粗犷的布尔巴为了解放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与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波兰敌人英勇奋战。借古讽今之意，实在明显不过。

据《纽约时报》报道，电影《塔拉斯・布尔巴》开映以来取得了重大的宣传效果，不仅俄国全国上下一片爱国赞扬之声，在乌克兰下层民众中也引起对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共同命运的共鸣。对比之下，乌克兰官方电视台临时以50万美元仓促拼凑的《塔拉斯・布尔巴》电视剧，是完全无法企及莫斯科这一大手笔史诗的“山寨版”。

导演Bortko自豪地声称他比绝大多数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更有权利就乌克兰发言：“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就像两滴水银，混在一起不分彼此。”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Zhirinovsky兴高采烈地称赞这场电影“强于100本书和100道课程”，让观众懂得“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而敌人来自西方”。

围绕果戈理的这场文化战显示：莫斯科虽然在能源之外缺乏经济武器，又继承了苏联时代的政治历史包袱，但是俄罗斯的巨大文化积淀，却可以提供有效的外交武器。对比之下，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反恐”战争中，曾经所向披靡的美国文化，却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中显著褪色。创造“软力量”一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大牌约瑟夫・奈，新近在《华盛顿邮报》上感叹美国政界与学术界日益分道扬镳，颇有见地。像上世纪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那样游走于学术圈和华盛顿的人物越来越少，即便在奥巴马的精英班子中，来自常春藤的也限于经济和法律专家，新任命的驻华大使洪博培虽然毕业于常春藤宾州大学，也绝不属于中国问题专家圈。这也许是他国以文化武器抗衡美元外交和五角大楼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