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省 以史为鉴

不久，郭淑珍老师从香港回京，带给我一封毛宇宽老师的信和一张毛老师《文集》的光盘，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为他即将出版的《文集》写一篇序言。毛老师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音乐学系的老师，后来他全家移居香港，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毛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师长，他的才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曾经令我们每一位学生敬佩不已。记得在70年代末，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的年代，毛宇宽老师顶着学术界的左倾思潮，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苏联20世纪现代音乐的学术讲座。那时候的教学条件远不如现在，毛老师的讲稿都是钢板刻印的，那粗糙发黄但却装订整齐的资料至今印象很深。毛老师的讲课相当传神，对于那时求知欲很旺的学生来说更增添了无穷的兴趣。我们上学时，学生和老师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开会，记得在全系大会上，毛老师很少发言，但一旦开口，他的讲话总会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不入俗套的见解和尖锐透彻的语言，并伴有幽默的学者风范，至今还记忆犹新。

1982年毛老师移居香港后，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直到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才重见毛老师和他的夫人金洁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又一次听到毛老师的学术]讲，内容是对20世纪苏联音乐的反思。关于苏联音乐这段历史，是一段很难作评价的音乐历史。苏联音乐的成就无疑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它又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深深笼罩。对于中国音乐界来说，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跟随着苏联音乐的发展，并得到许多苏联音乐家的帮助。因而，无论从音乐史学的观点上来说，还是从情感立场上来说，都很难评价这段历史。毛宇宽老师的]讲紧紧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大量的历史材料，事实求是地论证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对这段历史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并在结语中对世人提出警示：“总之，苏联音乐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它的光辉成就举世瞩目，它的血泪教训也当为全人类镜鉴。”我在听毛老师的]讲时，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聚精会神。特别令我感叹的是，毛老师离开学校已多年，又深受[睛疾病的困扰，但他依然在学术的道路上耕耘，并始终保持着严谨笃实的学风。

又时隔1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之际，毛宇宽老师要将他多年来所写的文章结成《文集》，以此作为献给母校70华诞的礼物。毛老师在《文集》作者的后记中说到：“从孩提时进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起，到如今垂垂老矣，我一生只有这唯一的母校。虽然身不在学院已近三十年，但与她的学术联系不曾间断，与师友们的情谊毫不褪色，那是我永远魂萦梦牵的地方……。”眷眷深情多么令人感动！更使我倍受感动的是，这是毛老师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所作的编撰工作。这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和超常的劳动啊?选我想，上帝也还有公正的一面，毛老师虽然失去了[明，却得到了一位最好的妻子――陪伴他四十年的金洁老师。金老师热情而又善良，她对毛老师的一往深情和百般照顾，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佳话。当我看完毛老师写的后记时，禁不住感动得流泪，我要对金洁老师深情地说一声“谢谢！”这本《文集》同样也凝聚了金洁老师的心血。写到这儿，我[前油然浮现出一个超常幸福的家庭――毛老师、金老师，还有他们的儿子毛翔宇……

毛宇宽老师的这套《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涉及到苏联音乐研究的文章共32篇，这中间又以对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两位作曲家的研究为主。此外还包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音乐表]艺术的研究，以及音乐批评、音乐史话和回忆录等。用毛老师自己的话来说：“这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只是一个杂七杂八的大拼盘，姑且把它叫做另类的杂《文集》吧”。但我仔细阅读后，认为它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音乐学综合《文集》。它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史料丰富；第二，选题新颖和观点独特；第三，深入浅出。

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于有丰富的资料准备，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史料收集的程度往往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正如毛老师所说：“史料翔实乃任何史论著作具可信性、权威性的基础。”通观《文集》，可以看出毛老师在史料收集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不仅来源十分广泛，而且内容翔实可靠。比如：在评价杜那耶夫斯基的时候，除了引用大量历史背景材料以外，还先后摘引了美国《时代周刊》和苏联《真理报》等报刊的评价，引用了卓别麟和斯大林等不同身份的名人语录；同时，还引录了杜那耶夫斯基写给威特契科娃和女记者拉伊等友人的书信。作者把多方面的历史资料综合为论据，用来加强文章观点的说服力。毛老师的数据工作，不仅体现在正文中，而且还体现在大量的注释材料中。许多注释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为了使读者对文章中所涉及到的历史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毛老师不惜功夫把它们一一详述。比如：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末乐章主题之一《华沙革命歌》时，作者对此作了详细的注解，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这首歌曲的来龙去脉，读了以后的确令人感动。又如：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三交响曲》的歌词中出现的被害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时，作者又在注释中详述了这位在西方为人熟知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的犹太少女的悲惨身世和对后代的影响。这些注释不仅能使读者加深对正文的理解，而且还能使读者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文集》的数据功底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还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图片画面上。从某种程度上讲，图片也是学术数据，图片真实地纪录了历史画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视觉的依据。它们对《文集》所起到的知识效果和学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集》中，有些史料看似平常，但由于它的发现会改变对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作者在《马思聪创造的音乐瑰宝理当推向世界》一文中，提到他亲耳所闻的关于卓明理先生评价马先生的一段话。说的是当年卓先生跟随马先生学小提琴，因贫穷交不起学费，马先生就把自己的钱塞给卓先生，要他把钱交给马太太，以解除马太太的不悦之情。这看似小事，但正如毛老师所说：“这是我偶尔得到的一个小小史料，但却凸显出一个伟大的人格，一个令人崇敬的一代师表，为马思聪的传记增添了光彩照人的一笔”。再如：《文集》中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外国音乐家――阿甫沙洛莫夫。这位俄裔音乐家看似不知名，但却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熟悉和热爱中国传统音乐，1918年来到中国，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历时三十年。“他创作的作品全部采用中国题材、依循中国风格”。阿甫沙洛莫夫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关于这位作曲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应该加载史册。总之，历史资料的丰富性给这本《文集》增添了无穷的学术光彩。

这本《文集》的学术性还体现在选题的新颖性和观点的鲜明性上。《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选题与众不同，当然，这主要是出于毛老师在不同时期对音乐问题和音乐现象产生的特定感受；但这些新颖的选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毛老师善于从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观察和研究学术问题，由此带给人们新的思考。比如：《循历史轨迹探音乐创作的民族潮流》一文，这篇文章是应香港民族音乐学会之约而写的，原本应是一篇理论阐述性的文章，但作者选择了一个新的论述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它以民族乐派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线索，通过历史性的描述来探索关于音乐创作的民族性问题。从学术类型上来说，这是一篇史论结合的论文；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它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文集》中，有一篇写得特别令我感动，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若干问题之浅见》。这是一篇发言稿，是对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以下简称《史论》）的评论。之所以令我感动的是，数年前我也曾粗读过这本书，也有一些意见。但毛老师却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肯定该作，并如此认真地对它做出评价。尤其是，他在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借助电子放大器把字放得老大，慢慢啃完了两巨册”。毛老师针对书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作者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他通过实例指出《史论》对待抗日歌曲的偏颇态度，基于主观好恶对历史人物的背离事实的褒贬评价，对政治性音乐作品不分青红皂白的笼统否定?熏等等。毛老师对全书的史料作了十分认真的考据与核实，并对书中的许多观点提出纠正性的意见，最后又列出一张长长的史料勘误表……。如此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大度的学者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正是贯穿在这本《文集》中的学术品格。

除此之外，这本《文集》中涉及到对苏联音乐的评价和对肖斯塔科维奇与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评价的文章，都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善于表达鲜明学术观点的能力。

最后，这本《文集》的学术性还体现在“深入浅出”的表述上。学术界往往把“深入浅出”视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这应该是一个学术常理。毛老师《文集》中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即使是理论性很强的专论，从无刻意提升理论高度，更无晦涩难解之处；而是寓述于论，寄论于史，用清晰而动人的语言把大量活生生的事例展现给人们，用简洁而形象的表达把深刻的道理交心于读者。这种文风和语性在毛老师的两类文章中都体现得非常充分。一类是理论性的长文，另一类是随感性的短文。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一类文章，这类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集》的下卷。毛老师用“乐苑史话”、“姑妄言之”、“余音绕梁”和“抚今追昔”来概括四个方面的随感。假如我们细细地去品味这些文章的话，这每一篇看似浅显的短小文章都包含了深刻的学术道理。比如：《永生永世的知音和知心》写的是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故事，作者用副标题“爱的酸甜苦辣造就了艺术的至真至美”来暗示爱情故事背后的艺术真谛。这篇史话性质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作曲家的一种创作心理。心理学家马克斯・格拉夫曾经把“”看作是作曲家从事音乐创作时重要的内在体验，这篇文章也正是在验证这种特殊的作曲心理。再如：《言外之意蕴含音乐中》写的是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介绍，作者选用了管弦乐《荒山之夜》、歌剧《霍万斯基之乱》的乐队序引《莫斯科河上的黎明》以及艺术歌曲《跳蚤之歌》三部作品。毛老师写这篇文章的意图非常明确，即通过对这三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义之解析，来说明一种创作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莫索尔斯基所崇尚的并一直影响着苏俄音乐创作的艺术思想，即如同作曲家自己所说：“艺术家不可能逃避外在世界，即使主观色彩很强的创作，也反映了外在世界的印象”。这里我还要举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为例，一篇是《新发现和老问题――莫扎特究竟写了多少交响曲？》。这看起来好像是为儿童而写的趣味性文章，但假如仔细想想，在我们中间究竟有多少人明了这个老问题？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我认为这既是一份历史知识，也是一份重要的史学数据，需要有这种“新发现”。还有一篇是收集在上卷中的《它是语录歌的开山鼻祖吗？――普罗科菲耶夫的康塔塔“献给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我之所以认为这篇短文意义深刻，不仅是因为它为我们研究时期的语录歌提供了历史参考，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所创造的许许多多艺术瑰宝都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牵累而统统扫入垃圾堆吗？是否人类的文明就该是这么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化过程，必须经过漫长岁月，再由后代子孙去寻宝?熏去重新发现和发掘？难道历史就要这么作弄人！？”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的这篇序写得太长了，也许是因为有感而发，想要说的话真的还很多……姑且用毛老师在最后一篇文章《访欧柏林音乐学院散记》中的结语结束这篇序言，文中写道：“我希望这篇文字不仅能够让朋友们有兴趣读得下去，而且能引起一些思索”。这一定不只是指这篇文章，而是指这本《文集》吧。序言应该写完了，但我还有个希望，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希望有一天毛老师的[睛突然复明，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音乐学院每一位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希望啊！

王次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