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与《呼兰河传》中女性命运之比较

性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性别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关系，然而，由于女性从”第一性”到”第二性”的巨大变化以及女性自身的生理特性，男、女两性作家在其创作中的文学“性格”就有了很大差异，因此，性别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沈从文的《边城》与萧红的《呼兰河传》两部小说都是描写了中国的小城镇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两位作家在小说文本中对女性命运结局却给予了不同定位，当然给受众的感受也会不同。如若从性别角度和读者接受角度，比较分析两位作家两部小说文本对女性命运的书写，我们会发现男、女作家有明显的区别。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男女之分，两者在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但当人类脱离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就处于从属地位，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平等”就从此消失。中国又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形成了各种清规戒律、习惯陋俗在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人们在这一约束下，尽管有着命定的无法逃避的生存痛苦，但在特定的文化形式之下，男、女的生存痛苦也会因性别的差异表现出某些本质的不同。在以父权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的命运便显得特别不幸，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在妇女的身上，使得妇女的人生命运与男性相比，则显得更加悲惨、痛苦。“在男性中心社会里的礼教、偏见……不绝地向女性阵线压迫”，使得那些为追求自我、忠于爱情所表现的大胆与反抗，便会因此遭到社会其他人的种种刁难和折磨以及自身精神上的痛苦。她们为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只得限制个性的放纵，框限自己的正常生存方式、生活需求。否则，她们将为社会所不容，被社会所吞噬，或与强大的社会对抗时去忍受精神折磨。如：小说《边城》中翠翠的母亲、翠翠；《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员媳妇、王大姑娘，这些女性的命运则显得有别于文本中男性的生存的艰难与痛苦，可以说她们都有自己的不同程度的悲剧命运。也许，作为接受者，这种个人感受会带着囿于自身经验世界的情感偏激去认识这些不幸女性的悲惨命运。

现代社会的女性，如果不愿局限于各种框限中而想拥有自己独有的个性和追求时，那么，她就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从《边城》与《呼兰河传》两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文本中的女性为寻求自己的真爱而付出的一切，甚至生命，以及她们求个性生存的艰难。然而两位作家对她们的命运却给予了不同的观照，读者也因此有了不同的感受。

男作家沈从文在其小说文本中，对女性命运的处理与定位比较模糊，给读者一种虚幻的感觉，她们的命运结局或好或坏，但无论哪一种结局，都不可避免会让读者感到一种凄凉和无奈。沈从文在其文本中让翠翠的幸福和追求处于一种或长或短的等待状态中，把她的精神、生命寄托在虚构的希望中，这种安排和处理方式多少令读者觉得有些残忍。她在等待中受尽精神折磨。其母在其父离开之后也存有类似的幻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回来，最后在精神折磨中投河而死，她们的结局很难被一般读者所接受，因为这种意想不到的情节安排超越了阅读者的期待视野，也打破了读者的期待惯性。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作家要想突破常规有别于一般作家，必须作出不同一般作家的处理方式。再者，从男作家的创作角度来看，他不能也无法给她们最终定位。这样，读者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给小说文本中女性的命运去定位。

相对来说，女作家萧红对其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命运安排，则显得比较明朗化。她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命运以死来结束生存的苦难和精神的痛苦，超越人生，结束她们处于长期等待希望的折磨状态，她们的这种命运结局易于一般读者接受，因为这样易于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顺应读者的期待指向，让读者感到因对其旧有经验的重温而。因此，我们对萧红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命运的处理与定位感到比较合理、容易接受。这也是女作家的共同创作倾向，是基于女性的情感倾向。

通过比较阅读，我们会发现其实男、女作家在其小说文本中对女性命运的安排都运用了精神、生命寄托，以便让她们继续生存下去，但给读者的感受则不同。

沈从文虽然对她们命运的安排有些残忍，但总能给她们以慰藉和寄托。如：翠翠借“也许他明天会回来”求得一种对未来美好结局的生命寄托；她有着精神上的生命寄托，去求得能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但她的这种精神寄托给读者的感受则是一种不可靠的、近于苛意自己的暂时解脱和安慰。从翠翠的命运来看，故事结尾告诉我们，翠翠对傩送有着或长或短的期待，对于善良、纯朴的翠翠来说多少令读者觉得有些“残忍”，这不免会使读者的某些期待落空，他们期待翠翠的爱情能有个明确的结果，期待一种合乎“小说”的逻辑，实际上也就是成人思维的情节发展。读者的这种需求表明，他们希望从女性明朗的命运结局获取精神解脱，然而翠翠朦胧的期待正是作家匠心独运，精心构思。沈从文是一个对普通女性的命运极为关注的作家，这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可证明。中国女性历来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受着四大家法绳索的严重束缚，而失去做人的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对于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沈从文来说，其创作会不自觉地把那些不幸的女性涉入其中，如：翠翠的母亲，无法在社会现实中同相爱的人结合，便只好投河而死，在生命的超脱中去寻求；翠翠也如此，为求得自己的幸福，只好在无限时的等待中消耗如花生命。

而女作家萧红也给小说文本中的女性以精神寄托安排，但较为可靠，她只是顺着她们的思维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并且她们的愿望相对于沈从文笔下女性对对未来希望的寄托来说实现的可能性较大。如追求幸福自由美好的“王大姐” 尽管受世人嘲弄与责难，但为求得自己的爱情勇敢地与冯歪嘴子结合在一起。尽管最后终于抵抗不住贫穷、疾病、侮辱，给丈夫留下两个儿子，悄然地离开了人世，以死而得以解脱，但她也曾经为了求得继续生存，与贫穷、疾病、侮辱等进行过抗挣，只是由于个人的弱小无力无法抗衡巨大的社会、世俗压力。再如：天真活波可爱的“团圆媳妇”，因为有自己行为姿态上的独立，便为世人、家人所不容，最后被活活折磨而死，但为了争取自己独立的姿态，她抗争了。其实，无论是王大姑娘渴望爱情的幸福，还是“团员媳妇”希望保持个性的自我，她们都怀着对未来的美好而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虽然她们都以悲剧命运结局来结束，可女作家萧红却把她们的结局归结为外界的、世俗的，自然客观的被动地死，而不像沈从文给翠翠的母亲的安排，让她的死归结为客观因素的逼迫和主观的选择。

上述两部小说文本中女性的命运与男性相比显得尤其悲惨与痛苦。作为女性，在那样的社会她们好像不应当拥有过多的快乐和幸福、拥有自己的个性，“只有无条件的服从，而不允许她们有自由思考的精神和行为姿态上的独立”。否则，她们将会被人们认为是不符合社会、家庭所要求的传统女性，也将会受到种种压抑和磨难；而应当时刻遵循着一切社会世俗，时时小心，步步留意，时刻检验自己是否有超出常规的表现。即便这样，她们也仍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凉。可见，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无论是否遵循社会世俗，都最终逃脱不了悲苦凄凉的人生命运，而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却是她们对爱情、自我的执著追求。这在现代作家师陀的小说《果园城记》、当代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中也有同样的特点。其实女性悲剧命运这一母题范式可以说源远流长，到了新时期，它仍然是一些作家摆脱不掉的一个创作模式，只不过是女性有了自我觉醒的意识，在对待爱情婚姻的观念和态度发生了变化，悲剧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当代作家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珊珊的婚姻爱情以及她们的明朗命运结局，更令读者感到阵痛、深思。

通过以上的比较与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在父权中心的时代，不管是以理智型创作的男性作家沈从文还是以情感型来创作的女作家萧红，其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都是无法逃避悲凉的人生命运的，都抗挣不过世俗习惯的强大力量。只不过给读者不同的感受，男作家的表现手法看似高明些，女作家的表现手法易于读者接受、符合常理而已。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文学的凸显，作家在作品中对女性的观照已大有改观，但女性在各方面真正实现与男性平等，还需要男女共同的努力，我们期望着女性摆脱传统观念和刻板模式的束缚，与男性建立和谐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并最终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

[2]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王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