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存贷中西差异

德克夏银行的拆分命

2011年10月4日，比利时、法国、卢森堡三国政府联合宣布了对德克夏银行（Dexia）的分拆方案，这家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在遭受2008年袭来的金融危机重挫之后，终于顶不住第二波的欧债危机冲击，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

德克夏银行从1997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总资产从1860亿欧元飞快上升到6046亿欧元，累计增长2.25倍，年均增速达12.5％，保持着西方银行少有的持续扩张，也曾在2010年“财富500强”中排名第49位，经营业绩可谓辉煌。但为何又急速地转为衰败而被分拆呢？这由其经营方式使然。

德克夏银行带着西方银行的基本特征，在其存贷款业务的数据上表现得特别鲜明充分。其2005年至2010年期间的经营指标，在总负债结构中，存款比重不大，基本保持在18％-23％之间；其他负债中，同业拆借占18％-33％，债务凭证占29％－38％，其余有次级债等，除了危机的这几年，各项负债基本稳定在一定的区间里浮动，变动的幅度不大；第二，贷款不少，贷存比极高。从2005年至2010年，贷存款比分别达到197％、195％、191％、322％、293％、283％。这是一个极高的比率，甚至已成倍于西方银行的一般控制额。

截至2010年末，按照该行23％（存款比重）×283％（贷存比）=65％的计算，即该行65％的资金都集中用于贷款业务上。问题在于，该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信贷资金并不完全通过存款资金取得匹配平衡，其流动性主要依赖于资金总量的平衡，命运也就系在市场融资上。一旦遭遇金融动荡危机，必定首先冲击同业市场，当各银行纷纷捂紧口袋，借新还旧难以为继，并使资金价格走高，这种高杠杆支撑赢利的经营方式就十分艰难。正是在资金成本高企与流动性缺口双重打击下，德克夏银行风险连连，不得不乞求政府的干预处置。缺乏存款或许正是西方银行流动性脆弱之处。

西方银行在存款缺乏的情况下，依然热衷于贷款，能将银行的贷款功能发挥到极致，这种经营方式源于何种经营机制呢？依中国的银行看，德克夏银行的风险本不该发生，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绝然不同，中国的银行以存定贷、贷存比受限，无论如何生不出这类风险。问题的核心回归到存款，而揭开中西方银行经营差异的钥匙正是存款。

存款一直是银行最重要的负债之源，决定着经营规模、实力和方向，垒筑起经营的基本平台。在中国，存款有多大银行家的舞台就有多大，也铸就了银行的命运，别无哪项业务敢与其重要性、基础性争高下。进入现代社会的银行，依旧眼巴巴地盯着存款，恭恭敬敬地服务、守候着存款人，何况存款背后牵连着一个数亿国民庞大的社会呢。

可西方银行的经营方式不一样，尽管西方强国财富比我们更多，但西方商业银行存款却不比中国的银行更多，这是症结所在，也是导致经营方式与监管政策差异的根本原因，经营风险与赢利模式就大相径庭。

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是存贷汇，中外银行同宗，大小银行同源，差异不会过大。有人说，西方银行不愿意放贷，以服务为主。这是外行之见，或只从数字上做个想当然的推断，并不了解银行运作之门道与经营本性。

从宏观看，不放贷款何以创造货币乘数？何以资产证券化？从微观说，不贷款何以满足客户信贷需求？西方企业同样依赖贷款，信贷让银行获利，并派生存款，只是中外银行创造存款的路径、效果各异罢了。正是存款的种类、数量与比重不同，贷款方式、结构与处置不同，造就了中西方银行不同的经营方式，业务产品、赢利模式也就这样形成了。

当然，风险观亦不同，西方模式下流动性风险最大，尽管对于个别银行经营而言，资金平衡远比存款平衡更容易，它有发达灵活的金融大市场支撑。但是，一旦大危机袭来时，系统性风险的杀伤力更大，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在美欧金融危机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而德克夏银行就是最先崩裂的最薄弱的那一环。

西方银行存款的缺失

经营方式是资本对市场资源与需求做出的选择，就银行而言，存款起着决定性因素。存款的稳定性与结构、存款的规模与期限，赋予银行不同的经营命运，形成银行间经营方式差异的根源。

个别银行存款增量上不去，这是它自身的竞争力问题；当所有银行存款都不多，就是市场方式本身特征。在中国，无论中外资银行都在拼命地追逐存款，否则一切皆空。

不妨比较一下十家国际大银行的存款余额。据披露，截至2011年6月末，工商银行20274亿美元、汇丰银行13190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10487亿美元、美国银行10384亿美元、瑞士银行10024亿美元、巴黎银行9726亿美元、桑坦德银行9569亿美元、花旗银行8663亿美元、富国银行8536亿美元、巴克莱银行7366亿美元。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工行与西方大银行之间的存款余额是一种倍数的关系。

存款增量不多、增速不大，也是西方银行的特征。据对十家欧美大型银行的数据分析，2006年至2010年五年中，半数银行的存款年均递增在10％以下，也有负增长的；少数银行在15％－19％间，主要形成于收购并账因素。例如，巴黎银行在2009年收购了比利时富通银行，使得当年存款余额增长46％，并一跃成为欧洲存款第一大行。对比之下，中国银行业从2006年至2010年间，存款余额从30.0万亿元增加到73.3万亿元，年均增长28.8％，年递增19.6％，每年都呈现两位数的增幅，直接推动了银行规模的扩张。

西方财富多而银行存款不多，是银行未重视吸收存款，还是客户无意愿存款？这是一个国情问题，更是市场本身的特征：一定是存款被其他金融渠道分流之故，一定是银行利率不能满足存款人需求之故。显然，过大的中西方银行差距表明，不同的资金来源必定形成不同的经营方式，中国银行业负债的扩张由存款引发，而存款少的西方银行业务一定开辟金融市场。

存贷款资产占比不高

我们选择欧美十家国际大银行，对其2011年6月末存款、贷款比重的分析可见，在西方银行资产结构中，信贷资产比重普遍不高，一般只占25％－55％左右，而投资、交易类及衍生品资产的占比不低。在西方银行的负债结构中，存款比重一般也不高，也只有21％－55％左右。

在存、贷款难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银行的经营空间一定转向投资交易市场服务领域伸展，从金融衍生品市场寻找出路，其他业务的比重就显著提升。金融衍生品、回购款项、应付债券类业务的比重大，这是西方银行在资本趋利下必然的市场选择，经营也趋向复杂化、多样化。

对比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截至2010年末，存款占总负债比重分别为88.2％、90.7％、77.1％、89.8％；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49.2％、46.3％、52.9％、51.1％。这样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中，业务种类自然单纯，在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下，银行业务领域及经营模式反倒变得十分简单，经营风险涉及的范围更窄。

应当清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是社会金融需求与金融监管政策的缩影，尽管各家银行有所选择，但在市场规律面前首先是适者生存。对比之下，中西方银行经营范围的差异在存贷业务之外，中国的银行选择经营空间的余地不大，而西方银行全方位介入市场，进入衍生品、证券投资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的业务市场。这可是个经营大空间，既创造中间业务收益，也形成了各自差异化的经营特征。

存贷比差异

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披露，2009年世界银行业的平均贷存比为87.35％，其中，东欧最高为114.58％，西欧98.38％，北美79.45％，亚洲77.61％等，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泛滥中的数据。而在2008年危机刚露头时，全球平均贷存比更高，达到103.74％，比2009年高出18.76个百分点，其中，西欧121.02％，北美100.29％，东欧111.71％，亚洲85.04％等，更真实地反映出国际银行业中贷款业务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西方银行强烈的贷款欲。

金融危机中北美的银行贷存比下降20.84个百分点，西欧的银行下降22.64个百分点，降幅极为罕见，商业银行应对流动性风险必然收缩贷款，引起整个市场货币与信贷的紧缩。

从对欧美十大银行的贷存比分析可见，西方国际大银行贷存比整体较高，尤其欧洲的银行，如桑坦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巴黎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持续都在100％以上，早已固化成一种经营方式。如此高企的贷存比令人咋舌，贷款早已将存款透支殆尽，资金敞口很大。显然，这种经营方式在中国市场上不允许、行不通，在中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贷存比75％的上限，银监部门依法进行严格监管。

其实，贷存比只是一个中国概念，西方国家并无此项监管限制，存款准备金亦不高。银行贷款只需资金的平衡，无需存款的配比，贷款规模不受制于存款，只受制于资本充足率等风险内控制度。因此，欧美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贷款自主性，它们更着眼于把握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在信贷市场上更加灵活，并与多种业务贯通起来，没少放贷款，也没少收利息，更带来了其他收益。

贷款的市场切入点差异

简单地从贷款户类别作区分，中国的银行多发放工商企业法人贷款，西方银行多发放个人贷款，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鲜明的反差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市场根源。记得1992年，当我第一次听说花旗银行信用卡收入占业务总收入过半时，大惑不解，诧异得猜不出谜底。那时，中国的贷款姓“公”不姓“私”，没有开办个人贷款，银行支持经济发展等同于对企业放贷，教科书也如是说。如今走过了20年改革之路，当中国的银行个人贷款慢慢地提升到二成比重时，人们渐渐地认识了西方银行。

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是消费，而中国经济中生产投资驱动力更强，不同的动力源，导致银行信贷对经济的接入点不同，贷款品种、期限、数额及贷款人各异。从中美大型银行生息资产的对比中可见，2010年度美国大型银行对公司类的贷款只占17.23％，而中国的银行对个人信贷业务只占15.07％，恰恰相反。贷款切入点至关重要，一方面反映了两国银行具有不同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反映出银行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功能的差异。

从一般市场原理分析，消费类贷款是启动市场的重要杠杆。当信贷从消费端切入市场，资助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使产品得以完成向商品的有效跳跃。其意义，使商店回笼资金，继续向生产企业订单，体现由市场需求推动企业组织再生产，形成良性的循环。在这种由消费决定生产行为的市场模式下，政府总是惯用推动、扩大社会消费来组织推进经济的发展。除了信贷功能，银行还创造信用卡等透支工具来推进国民的消费需求，从中收获到佣金等收入。

而当银行贷款从生产企业环节切入时，形成了另一种再生产模式。尽管企业向商店销售产品，最终经由消费者购买后，完成生产到消费的循环，但生产并非直接决定于市场消费。企业得到贷款容易盲目地扩大生产能力，形成产品库存积压，而当政策仍然不断导向银行放贷支持生产时，信贷效率必受影响。

西方银行经营特色

市场有神灵，天无绝人之路。缺少存款的西方银行，贷款业务一样顺风顺水，有滋有味；表面看贷款业务似乎温存，骨子里如虎似狼，显露出银行经营的本性。它们遵循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建立起西方银行特有的经营秩序，几百年传承至今，自有经营之门道。

不是银行存款少吗？监管当局从来不以贷存比设限，也不对信贷规模指标控制，于是，商业银行贷款解脱了存款数量的硬约束，只需把握住银行流动性比率即可。尽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严格的监管，但市场同样创造出资产证券化工具及多种销售渠道，能将贷款转化成其他形式的金融产品，银行随时将过量的贷款销售到金融市场中去。

金融市场有两大服务功能：其一，为融资者服务。提供筹融资过程中的信贷、结算、发债、上市等各种金融服务，满足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种种金融需求。其二，为投资者服务。提供交易平台、渠道、产品和工具等各种金融服务，满足分配过程中的金融需求，使存款人收获利息，使投资人收获红利，从生产中分得一勺羹，得到财产性收入。

而金融机构也从服务中获取各种利差及服务费收入，实现金融资本的增值。就银行经营而言，前者主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提供对客户的贷款类服务；后者是为客户提供存款及资产管理类服务，并贯通信贷、股市、债市、保险、信托及实体公司等投资市场，其产品自然离不开各类虚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只有保障融资者与投资者各得其所，互利共赢，才能保护双方参与的积极性，形成稳定持续的金融循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繁荣，才有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缺少后者，难有融资；缺少前者，难以分润。

中外经济都依赖银行创造货币，商业银行都在放贷中派生存款。信贷功能从来都是银行基础性核心功能，许多种类的中间业务出自于信用，源于信贷功能延伸出来的服务。因此，尽管西方银行存款少了，银行绝不会冷淡贷款这道主菜。

没有贷存比监管的限制，银行贷款发放的更多。对照2009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巴黎银行、桑坦德银行和美国银行等欧美贷款大银行，能够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它们的存款远不及工行多，但贷款余额都超过工行，使人不能不感受到西方银行更强烈、更旺盛的贷款欲。是什么机制驱动？一方面西方拥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企业离不开强大的信贷杠杆支撑，银行方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另一方面，在西方成熟的市场机制中，多元化的投资市场依赖于金融衍生品等交易来维系。只有持续不断地将贷款转化为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交易才能繁荣，得以满足各类投资者需要，银行的经营才灵通，作用与功能才灵现。

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等有效路径，得以保障贷款业务的持续性。出售贷款或资产证券化是西方银行惯用的、灵活便利的经营技法，也是一条有效减少贷款余额的后门，并有效贯通了银行与金融市场，使其在有限资本下得以不断地放贷。

第一，迫于对资本及风险等监管要求。一旦贷款额超过资本充足率、流动比率等风险监管指标要求，银行可随时将过量的贷款从多渠道有效地排放，抛向金融市场。第二，迫于满足客户新贷款的需求。只有保持贷款流量，才能稳定留住客户。西方银行崇尚客户至上，尽力地满足客户要求，不轻易说“不”。第三，迫于内控管理的要求。例如，当对某行业授信额度已经用完，但该行业中有重要企业提出贷款需求时，银行一般采取将现有贷款卖出，腾出额度来再发放该行业的新贷款。第四，基于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需要。经营中常遇到高收益的市场新机会，当新贷款、新业务的比较收益更高时，自然会卖出老贷款去追逐新机遇，以求良好的财务收益。另外，银行也常采用打包处理贷款资产的办法，将一些期限、质量不适合继续持有的贷款卖出，以改善信贷资产结构。

由于西方银行具有便利的卖出贷款渠道，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资产负债表中贷款余额的数量与比重，据以证实银行对贷款的情绪，更应当查看贷款累计发放额，以及通过资产证券化渠道及卖出贷款的数额。对以上三种因素进行综合统计评价，才能真实地表明一家银行信贷功能的强弱与偏好。

许多银行经营定位于投资与交易类业务，形成它们差异性专业经营的优势。例如，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的投行业务在业界形成品牌特色，它们的交易性和衍生金融资产都占总资产的40％以上，成为各自经营定位的特征。西方银行账户少、存款少，无疑核算量少，银行无需建立庞大的负债业务系统架构，却开辟出丰富多样的业务功能。服务中介使银行与市场的关联度更紧密，在经营中更加关注金融市场，通过投融资等渠道，大力开展企业顾问、资产财富管理等业务。

这种市场敏感度表现在：第一，银行自身的信用评级至关重要。信用等级直接影响其投融资业务交易成本。信用等级高的银行，发债、融资等成本更低、更易，银行衍生品销售价格相对高些，市场更信任而便于销售，而信用等级低的银行却相反；第二，对资金市场波动极为敏感。正因为银行存贷款资金缺口依赖于市场获取平衡，市场资金松紧度及利率浮动幅度，都将直接影响其流动性和经营利润。

这些西方经营的机缘特色，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经营天地，同样的传统银行，却有不一样的灵性。当然，这种经营方式作为西方国家金融制度下特定的经营套餐，需具备成熟的市场条件。

必须有一个发达而完善的金融市场，市场拥有丰富的产品可供选择、参与者有资格认定、有公平的定价机制、有通畅的交易渠道和灵活的交易系统；有强大的征信评级的体系，能对销售者评信，能公正合理地定价产品，为其进入市场创造基本的条件规则，市场信息透明，保障投资者的基本权益；有资产证券化的工具与路径，只有金融衍生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交易市场，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经营的兴旺市场，使参与者各得其所；有多元化的机构来消纳金融产品，包括各种金融机构、投资渠道、证券基金等，它们既是承载者，也是组织推动者。

当然更离不开严厉的金融监管者，以及律师、会计事务所等咨询服务中介机构，需要严密的制度体系与诚信的市场道德基准。缺少这些基础因素，市场一天都难以维持，这正是西方注重规则与诚信的原因。

中西方经营方式并轨

贷款分为“发起-持有”、“发起-分销”两种经营模式。前者将持有贷款作为服务客户的基础，借以扩展其他的各种金融服务；后者将贷款当做商品，随时可卖出以收取中介服务费。各国的商业银行经营文化不同，美国的银行更具有后者的特征，欧洲的银行倾向前者，而中国的银行贷款则是完全持有。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过度地分销而聚成泡沫。随着新金融监管制度的实施，这种以结构性产品和衍生型产品为主，不断追求高利润率的经营模式也在改变，资产证券化的速度在减缓，信贷流向前者回归。危机的教训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属于中性的金融工具，危机并未改变其属性与功能作用。银行经营方式从来不按传统与现代划分，只有各国监管政策、市场化程度之区别。

中国的银行在境外设立机构，当然按照所在国的监管要求与范围经营，如同西方银行进入中国，本土化之后才有生命力、竞争力。

例如，外资银行在中国一定会大抓存款、大设机构，因为丰富诱人的存款是经营货币最重要的资源，2009年存款余额增长25.35％，2010年增长高达44.71％，不少银行存款翻番。又如，据披露的30家外资银行的平均存贷比，2009年时高达149％，2010年降为102％，2011年达到75％的监管限定。这就叫入乡随俗，适者生存。

西方重要的资产管理、投行、衍生品等业务，其市场要素在中国尚在形成过程之中。例如，资产证券化之路仍坎坷难行，问题卡在宏观调控指向的信贷规模上。由于贷款严格受到货币政策控制，银行不得随意突破，资产证券化等渠道具有避规模之嫌，自然难以兴起。

这就出了个经营难题：在银行经营货币的范围、渠道及产品有限的金融环境下，何以增加利润？在一个缺少金融衍生品市场渠道的格局中，信贷之外的富余资金，只能进入债市及同业市场，购买企业债、金融债及国债等，更多存款资金被存款准备金、各种央票等吸纳，因此，银行头寸反倒紧张，时有周转之困。

简言之，在西方是存款少的经营方式：市场机制强一些；在中国是存款多的经营方式，政策机制强一些，银行与监管总是随着存款起舞。

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中，有多种因素必将改变现有模式，第一，假如存款规律改变了，存款增量变得少了，以至不足以维系贷存比的底线，影响到了信贷支持经济的功能，贷存比控制的经营模式势必随之动摇和瓦解；第二，商业银行发展中资本金短缺之困境，也将促使监管政策的调整改变。打开这条溢出贷款的关键通道，便可从容地纾困；第三，金融国际化进程将推动银行进入衍生品交易市场。中国银行业在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中，不能两手空空，总做局外人。这事关一国银行的职责，你不去创造并将本国衍生品推向国际市场交易，就只能去交易国外的衍生品。当然，改革需要时间。发展中国未来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会采用管制贷款的消极方式，定会采取开放渠道的积极措施，来启动市场。

中西方银行的模式何时会并轨？近期很难，但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定会启动，金融市场环境是决定性因素，创造完善的市场机制不易。当然，外部的市场因素变动很快，例如，银行存款多的状态不一定能持久，这由存款人说了算，银行说了不算。原先美国银行业存款也不少，20年后变了，它的改变并非因利率市场化驱动，而是国家向金融化演进所至。

作者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