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小众围城

在奥体中心击剑馆地下一层的排练室里，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演员们正在接受丹麦国家舞蹈团艺术总监Tim Rushton的现代舞排练。在这里，记者见到了王媛媛。

在媒体眼中，王媛媛并不陌生。作为国内现代舞界领军人物，她的名字数次和影视界“大腕儿”及“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媒体仍对她与张艺谋合作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冯小刚电影《夜宴》中担任舞蹈总监，以及为奥运会担任开场舞编导的经历津津乐道。

2008年初，王媛媛在北京创立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兼任团长和艺术总监。成立近4年，舞团在肯尼迪中心、哥本哈根皇家歌剧院、BAM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等国际顶尖级演出场所表演，现在，舞团的海外表演邀约日程表已经排到了2014年6月。

“现在每年在国外有近30场演出，从创立开始逐年增加，几年后，希望能达到年演一百场。”

为什么是100场?王媛媛说：“100场基本上是个平衡的理想状态。既解决了生存的问题，也不会太忙而影响了每年几部新作品的创作。”她并不讳言舞团在经营上的窘境，近4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风格，她的坚持十分固执。“当观众感受到你的风格，并被其打动，那么艺术和收入就都可以有了。”

“火爆”中的“冷遇”

王媛媛本是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少儿选手，10岁考进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中国舞。16岁加入铁路文工团。当时，电视台综艺节目和国产MTV开始大行其道，她理所当然成为伴舞大军中的一员，用她的话说，“换哪个台都是我们”。

那段看似光鲜的日子让王媛媛茫然。“穿着高跟鞋，一身花里胡哨的衣服，配上大翅膀，花那么多时间去练，目的是什么?没有作品可以跳，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她考虑过转行，尝试过拍广告、拍挂历，19岁时，她选择回到校园学习舞蹈编导，并开始学习现代舞，毕业后留校任教。1998年，她远赴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舞蹈学校留学，在这个艺术和商业演出市场极为发达的城市和国家里，王媛媛对舞蹈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国内学舞蹈，受老师影响太大了，自己的东西太少了，而创作需要你拿一支笔写你想说的话。”她迅速说到最欣赏的舞者：“像皮娜・鲍什，永远站在自己的思想中心。无论下一个时代谁还在坚持做这些，舞蹈总是在拓展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

2008年初创团的时候，王媛媛是国内第一个赢得四次国际最佳编舞大奖的中国编导。截至目前，舞团的主要演出也都在境外，一年30场左右，国内则非常少，每年只有几场。“不是我不在乎国内市场，而是国外的给我们比较多。”

尽管以演唱会和话剧为主的国内演出市场近几年呈现火爆，但现代舞这种相对走形而上路线的艺术，在王媛媛心里，短期内，“火爆”实难指望。“前5年是打拼的阶段，亏损是必然的”。创立至今快4年的时间里，舞团几乎在靠赞助商和支持者维系。

王媛媛在国内时常遭遇对现代舞的陌生和误解。在她看来，国内观众的观赏习惯更多的是从看戏衍生而来的“看故事”心态，所以《胡桃夹子》、《天鹅湖》这样有剧情的古典芭蕾可以大行其道，而现代舞、当代芭蕾则让大众觉得模糊、看不懂。

“其实，艺术舞蹈在国内市场不是没有欣赏的观众，主要是普及问题。”王媛媛拿自己在欧洲的感受举例，“在欧洲剧场里面排练、演出的时候，总有老师带着小学生、中学生来参观。老师会让学生观察演员在干什么，会参观后台，会看悬挂在剧院大堂的艺术家照片。这种潜移默化就是文化，是让小观众去想‘将来我有经济能力，也要买票进剧场’。”

“在国外的大学课堂上给非专业的学生讲舞蹈，他们的眼睛是发光的。”讲到这里，王媛媛的眼里有了愉悦的神采。“在国内大学做过类似演讲吗?”“没有，谁有兴趣啊。”

票价也是门槛。采访当天，正在舞团指导的Tim Rushton跟记者说，他买了国家大剧院一场舞蹈演出的票，“没想到中国的演出票价这么贵，简直成了奢侈品”，他觉得在他的国家看艺术演出，“像看场电影一样轻松”。

“定制商演”的探索

创立以来，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新作品创作速度保持在每年3部，即便拿到国际上，也是个惊人的速度。“只有不断有新的、有分量的作品面世，才会有更多的表演邀约，才能慢慢实现每年100场左右的理想状态。如果纯粹以商业的办法赚钱，我们就留不下这么多作品，也站不到那些顶尖剧院里去。”

对舞团经营的困境，在国家芭蕾舞团担任了15年团长的赵汝蘅深有体会：“理论上我们受到保护支持，可各个团的实际生存还是很艰难。为了演出项目的财政支持，常常要跑断腿。”采访王媛媛之前，记者与当代芭蕾舞团的一位工作人员闲聊，她打探刊出的文章能否被部委领导看到。记者告诉她，应该会有不少企业家关注到，她的眼里一亮。

现在，王媛媛会有意识地去接一些商业演出。

“舞团也做过为商业品牌提供类似定制化的演出，我们会按照品牌商的想法，做到他们最满意的状态。这种合作在国外已经很成熟。在国外，一些品牌很相信艺术家，会用艺术家的东西与品牌做高端结合，比如服装品牌与现代性的舞蹈作品结合，奥迪可能会为乐团做音乐会。”但这种合作的问题在于，“投资人和艺术家如果没有在理念的层面达到相互的理解，那么演出很可能只能做一次，而不是长期存活。”

实际上，在舞蹈演出市场相对成熟的欧洲，像租剧场、装设备和卖票宣传之类的问题都有专业人才和经理人操持。而在国内，身为团长的王媛媛需要一件一件去操心。创作一部新作品经常需要数百万的投入。“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就会愁，心里会敲小鼓。”

尽管有种种困扰，王媛媛逐渐学会去平衡。她举了个例子，国外的演出邀请一般在一年前就已预定，而国内的演出往往会有见缝插针、临时下单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跳舞或者编舞，我可以凭兴趣选择合作还是拒绝，但是团长有团长的责任，我有更多的事要考虑。”

她不允许舞团成员去伴舞赚钱。在谈到人生中那些为人瞩目的成绩时，她总是只言片语掠过，但一到舞蹈的话题，她的语气中就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度。“一个舞团必须有它的灵魂和风格。不管我今天在这里，还是以后退休了。换一个艺术总监，都要有风格在这儿。只有这样，才会得到观众的尊重和感动，艺术和收入才会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