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词品与人品不对等关系的成因

摘 要： 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的关系这一论题的余绪。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对等和不对等这两个分支，不对等较为特殊，笔者着重从词的特征以及词人的词学修养等方面探讨不对等关系的成因。

关键词： 词 词品 人品

叶嘉莹先生在《从西方文论看花间词的美感特质》一文中论述词时曾提及宋人为小词所作的辩解，宋人有的时候“还把词的好坏与作者本人品格的优劣也联系起来，认为品格高雅的人，他所写的美女和爱情的品格也是高雅的；品格低劣的人，他所写的美女和爱情的品格也一定是低俗的。”

明朝的陈霆在其《渚山堂词话》中也有几则论及词品与人品的关系的。如卷一第十七则：

吴履斋潜，字毅夫，宋状元及第。初其父柔胜仕行朝，晚寓予里，履斋实生焉。曩予作仙潭志，求其制作，不可见。近偶获其满江红一词，为拈出于此。全篇云：“柳带榆钱，又还过清明寒食。天一笑，满园罗绮，满城箫笛。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清如滴。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抖擞一身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且芳樽随分趁芳时，休虚掷。”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

又如卷三第六则：

……改之与康伯可俱渡江后诗人，康以词受知秦桧，致位通显。而改之竟流落布衣以死。人之幸不幸又何也。然改之词意虽媚，其“收拾用儒”、“收敛若无”与“芝香枣熟”等句，犹有劝侂胄谦冲（钞本误作仲）下贤，及功成身退之意。若康之寿桧云：“愿岁岁，见柳梢青浅，梅英红小。”则迎导其怙宠固位，志则陋矣。

从总的倾向上来看，词品确与人品有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由人品决定。上述两则词话也印证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在词学史上，人品与词品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人品好而词品差，或者词品好而人品差的现象也存在着，只是能认识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者并不多。清人杨希闵在论及冯延巳词时云：

冯仆射何减《浣花》《琼瑶》、周稚圭《十六家词》遗之不选，岂以其人品不端耶。吾则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仍选为一家。[1]

“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这在习惯于由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批评史上可谓弥足珍贵。而人品好词品差的现象因其比较少见，在词学批评史上则更是屈指可数。陈廷焯在谈及刘过词时曾说：“词中如刘改之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2]刘过的词并非都是下品，此论虽有偏颇，但是能看到刘过人品虽好而词品不好这一现象确实难能可贵。

“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2]词品与人品的对等是词学中的一般现象，但是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却比较特殊，笔者试图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番探讨，以期能更好地理解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

言情题材的词作创作，是形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词本是歌筵酒席间供佳人歌唱而助其“妖娆之态”的助兴之物，五代欧阳炯为《花间集》所写的序文便是这样的看法。既然要歌唱助兴，题材上当然不能选择表现个人情感的诸如国仇家恨、思乡怀人等的作品，配合当时的环境，言情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

词开始流行的五代时期，言情题材便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词在形成之初，便因其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而不能成为作家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手段。

无论是专作歌筵之词的填词人，抑或是，有一定才学的文人偶尔填词，都离不开对男女情感的展现，当然，这是词形成初期的特征，但是可能正因这样的“出身”，作家写词也仅仅当作闲暇或愁闷时的文字游戏，或许当不得真。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公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3]

这里我们不说和凝的词如何，单看和凝对词的态度便能推知，词在当时的文人心中，尚属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末技，更不用说，用词来看词作家的人品。再看论者对这件事的态度，本身便是位词人的孙光宪在这里将词称为“恶事”，不可沾染，否则便会玷污个人品德，且劝告“士君子”“戒之”，这更可看出，即使是自身写词的词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所谓“诗言志，歌咏言”[4]，词既是“恶事”，更不能拿来与诗一道作为抒发个人情志的手段。

综上所述，词作一开始选用的言情题材，影响了文人对其的价值评判，因而，词人不会在词中表现其真实情感，所以，对待某些词，我们便不能用词品来评价作者的人品，这是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二

词人的词学修养不同，则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诗写得好而词写得不好的大有人在，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诗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写诗的方法已经普及，所以能写出的不错的诗已经不算难事；另外，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还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方法，虽有填词格式上的硬性规定，但是那毕竟是已经约定俗成的格式，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摸索。所以，便形成了一个人的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状况。

北宋的吴处厚在其笔记《青箱杂记》中提出：“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虽然是在说明文品与人品有不对等，但是，前文已经说过，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是文品与人品关系的余绪，则在这里，亦证明词品与人品有其不对等关系。吴处厚接下去又说：

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咏《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熏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5]

吴处厚所说三例均属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事例，一例是皮日休对宋璟人品与词品不符的言论，另两例则是吴处厚对当时人的评价，张詠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宽厚爱民，诗文俱佳，著有文集十卷，上例中所举之词虽有可能是戏作，但从其未有词集传于世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张詠的词学修养定不会太高，而戏作之词恰能印证这一点。

所以，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一方面是因为词这一文体的不受重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作家本身的词学修养不是很高，写不出好词当然不能用其来评判作家的人品。

三

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可能还与作家的文学喜好有一定关系。词与诗文一样，都需要创作者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但词家中如苏辛等人有如此深厚的才学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囿于书斋几方天地的苦读之人。正如词学评论家论词中的“富贵气象”有“此词造语虽富丽，然正宋人所谓看人富贵者耳，未必知富贵也”[6]的评价一样，词人中也有居于书斋而能学人写出气象万千的词作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群人的人品，但是这恰恰阻碍了我们用词品去评价人品这一传统的做法，所以，我们品评词品与人品的关系上时也不能忽略每个人的文学风格喜好以及个人的生活境遇。

四

词品和人品的不对等现象也可能在人的心理上找到一定的原因。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类的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面：自我、本我和超我，人类的自我并非其本身的主宰，还要受本我和超我的冲击和影响。所谓“本我”即原我，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它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然而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他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本我”的层面，“本我”也不是人类自身的主宰，还要受到“超我”层面的影响。“超我”是人格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人品有些瑕疵的文人为什么在词中会给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种人格形象。他们是用词去寻找在现实生活中卑鄙的补偿，在词中美化自己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作为作家，在词中他们找到了审美状态下的“我”，那是一个提高并升华了的“我”。正如罗杰斯说：“有机体有一种基本趋向和驱力：实现自己，维持自己并提高自己。”[7]马斯洛也说过：“人是一种正在选择着、决定着、追求着的动物。”[8]在这部分文人看来，尽管现实中的“我”是那样的奸诈，那样的利欲熏心，但是在“我”的灵魂深处还存在另外一个“我”，而这另外的一个“我”正是他们在审美状态下体验生成的，这些都是无意识的。

正是这种无意识的选择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品和词品不对等的矛盾现象，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这种现象，其实也能让我们看到这种矛盾中也有其合理成分存在。

综上所述，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主要原因在于词体影响和词人的词学修养这两方面，一者文人不愿用词来抒发个人情志，二者文人写词，但本身词学修养不足以灵活地运用词来抒发自身情感，所以，我们不能用词品来评价词人的人品，亦不能以人废言。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文人生活境遇以及文风喜好的考量，还要兼顾文人的心理，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分析词品与人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杨希闵.词轨[M]：卷二.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佚名.尚书：尧典[M].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吴处厚.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81.

[6]陈霆.渚山堂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2.

[7]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67.

[8]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M].林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