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厚土 潜心创作

―感怀厚土

潜心创作――作家评论家深入京郊农村，强调沉下身心，奉献出与农民无隔阂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

如何更进一步创作出适合农民口味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急农民阅读之所需，不辱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在日前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联合举办的“情系‘三农’”感怀厚土、身入‘心’入塑农民形象――知名作家、评论家看农村”活动中，参加采风的30余名作家、评论家用自己所见所闻畅谈了对农村、对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感受。

只有沉下去，才能感知真实的农村

参观完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种植、养殖业，村容、村貌，村文化场所建设，与村民面对面交心谈心后，作家王宏甲认为，时代造就农民形象，不是作家塑造农民形象，今天的农民在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时，更多显示出思想观念的变化。他们已从传统的、单一种植业中解脱出来，向多种经营业方面迈进，亦工、亦商，有的甚至涉猎高端科技、信息产业，这一巨大变化应是我们作家关注的。对此深有同感的作家王宗仁认为，我们在抒写农村时，眼前总是栈桥、小道，油灯、斗笠，似乎越原始越好，殊不知我们的作品已落后了这个时代，今天的农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就拿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说，可谓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几乎家家有小汽车，尽管香堂村还不能够代表中国农村的平均生活水平，但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我们作家开拓了视野。傅溪鹏认为，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是个永恒的主题，为时代而歌是作家的责任与使命，我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70%，而当代文学作品的表现却与其比例不相称，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在数量上下滑，在思想上陷入困顿，在艺术追求上少有创新，力作、精品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民兄弟的精神需求。究其原因，有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但重要的是作家要有一个良好的、不被世俗所动的、达观的创作态度，有一颗感恩的、善待农民的心，要把农民当作我们的衣食父母、把农村当作我们灵魂的栖息之地。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沉得下去，才能创作出与农民没有隔阂的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

驾驭农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

评论家李炳银从分析作品的角度畅谈了他对近年来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创作的看法。他认为，能否判断农民的角色性质、角色转换，能否驾驭农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是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成功的要素。在农村题材创作过程中，出现过臆想的农民和替农民想像的错位，不少作品是用非农民的眼光去臆测农民，用非农民身份的叙述在小说中代替农民说话，这种貌似能反映生活真实的做法却偏离了农民的本色。故此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不被历史和农民所认同。 对此深有同感的作家郭晓虹、王玉芳也认为，有一段时间农村题材作品有些跑调，原因是作家不能够很好地深入生活。中国的农村来自农耕文化的变异，农业文明畏天命、循宗法、重感情、惜物产，较之海洋文明的重平等、扬个性，工业文明的重团体、尚竞争、抑人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农耕文化是一种既保守又亲近自然的文化，它体现在天人合一、安土重迁、亲血人伦、勤俭为本、祖护神佑、争天抗俗又逆来顺受等方面。诚然，写出这些农耕文化的遗存并不难，写农村奋斗史、农村苦难、农村牧歌、农村寓言、农村叛逆也不难，难的是抓住文化的遗存写出“变异”，特别是要写出新时期的农民形象、写出人性人情的新深度，没有扎实的农民生活根基和体验很难完成。

期待写出转折期农民的心路历程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在创作与评论上似乎出现了集体转向、集体退隐现象。就农民形象刻画来说，“五•四”运动初期，农民一度被作为拯救和解放的对象，因而其性格特征主要是愚昧、保守、落后、偏执。上世纪40年代以后，农民形象逐渐成为时代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形象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张守仁认为，在20世纪文学里农民形象不是被贬低、就是被抬高，他们在时代变迁、历次政治运动中心有过怎样的经历，精神有过怎样的裂变，似乎没有得到作家们的重视。咏康、何西来、石湾、韩瑞亭认为，当下正是我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重要时期，大批农民正在逐渐脱离农村，走向城市，谁能深刻地写出他们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心路历程，写他们摆脱农耕文化，却又难以进入城市文明的痛苦的精神特征，谁就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重要一面，他就可以超越20世纪作家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