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荐人还是忽悠人

保荐人还是忽悠人?这是投资者对某证券公司投行的保荐质量的质问,在笔者看来,也是对保荐制度的质问。

这家证券公司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共完成5项IPO保荐项目,其中4家半年内即出现业绩变脸。保荐人表示,“我们只对发行人的当时和过去负责”,至于盈利预测,“公司不提供盈利预测,我们也不要求公司进行盈利预测”。保荐人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不是说得花好桃好的吗,怎么一变脸就不负责了呢?

原来,首先要保证的就是项目能够成功上市。只有成功上市,他们才能获得佣金,否则就是“白忙活”。为了拿到更高更多的佣金,保荐人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就极尽其吹嘘之能事,哪怕一些质量较差的项目,也可以根据需要帮助发行人进行“包装”。容纳了大量的虚增业绩、虚假排名,虚假专利、股权异常转移、突击入股等违法违规事实的招股说明书比比皆是,至于上市后的盈利水平是否可能下滑,则只有投石问天了。其实,所谓保荐人,说穿了何尝不就是忽悠人?

2004年推行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要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及证券上市时,必须由具有保荐机构资格的保荐人推荐,每一个上市项目都必须有两个保荐人签字。保荐人一下子就身价百倍,成为奇货可居的上市项目垄断者,不仅扼制着一切有发行上市要求的企业通向资本市场的道路,而且也扼制了证券公司投行的咽喉。可是,让人吃惊不仅是保荐人“专业眼光”的走眼,更是隐藏在保荐制度后面的利益潜规则。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策似乎只知道为市场人为制造出一道关隘和一批把关人,却忘记了从道德和法律上规范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以至于当发现保荐人“红杏出墙”违犯了职业操守甚至严重违法违规的时候,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惩罚他们的合适的法规。

一些先天不足的问题公司被推荐发行甚至包装上市,决不是保荐人尽职调查的不到位和保荐机构内核工作的不完善所能解释得了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只要保荐人还不得不受制于自己所服务的从业机构,而承销机构又必须由相应的保荐机构承担,保荐人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到首先对被保荐公司的质量负责,对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负责,对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负责,而只能是主要对自己以及所在公司、部门的利益目标负责。更何况,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保荐人“边参股边保荐”或券商投行“直投+保荐”正在成为当前保荐人制度性下发行人同保荐人进行利益交换的一种堪称“潜规则”的新模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保荐人和保荐机构为所保荐的上市公司因披露虚假、误导、遗漏的信息而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一种无过错的法定担保责任,即保荐人或保荐机构虽然主观无过错但也应为上市公司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保荐人持股,则既违反《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也严重损害了保荐代表人以及整个投行业公信力,理应予以从严惩处。然而,自2004年7月对江苏琼花项目保荐代表人采取“三个月不受理推荐项目”的监管措施以来,发行监管部仅对20名保荐代表人或相关负责人采取了“谈话提醒”的监管措施,对7名保荐代表人、1家保荐机构采取了“一定时期内不受理推荐”的监管措施,撤销了14名保荐代表人的保荐资格,监管处罚的力度明显不够。李绍武通过其妻或通过设立公司等方式,参股多家上市公司或准上市公司,获利高达数十倍之多,怎么罚都不怕痛。谢风华夫妇东窗事发时更是早已潜逃出国,至今逍遥法外。有些保荐人在与发行人合谋勾结的重大欺诈发行上市、对流通股东造成了重大利益损失之后,只要暂避一下风头之后,就又可以卷土重来继续坑害其他流通股东,对投资者来说,显然有失公平。

离开了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保荐人失信的犯罪成本同其所得到的好处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难怪发行人和保荐人合谋欺诈上市的现象至今还屡禁不绝。这与其说是法不到位之失,还不如说没有法律制约的保荐制度骨子里原本不过就是对市场的忽悠,对投资者的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