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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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有两部作品对中国的远古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部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恩选集》第三卷P508～520），一部就是本书。受这两篇著作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形成了对中国远古史解释的以下基本观点：

1、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中国考古发现的猿人（元谋人、蓝田人）、早期智人（大荔人）、晚期智人（山顶洞人）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2、早期原始社会经历过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程。

3、中国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4、中国也经历了社会自治的氏族阶段，氏族解体后出现了国家。

5、中国远古的家庭形式也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到一夫多妻制的演进。

上述内容中的理论原则均是恩格斯在他这两部著作中提出的。解放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将其引入了对中国远古史的解释。如今，我们重新梳理中国远古史，就不能不重读恩格斯的文章，从源头上弄明白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由于由猿进化到人的说法是来自达尔文进化论的假说，而现代学者基本上已经否定了进化论，那就谈不上“劳动”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了。所以，没有必要对恩格斯的那篇文章进行再评价，只是对本文进行重读和重新认识。

重读这部文献是颇有意义的。此文我二十多年前就读过，那时年轻，知识基础差、社会阅历浅，也没经历过这二十年来的社会变动，故没有什么感受，如今读来，确实收获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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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写作此文有两个基本理论出发点：

1、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恩格斯（也包括马克思）笃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其扩展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深信，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形式，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无疑是越来越趋向高级（这里隐含着他们的一种价值判断，即人类社会总是朝着越来越进步的方向前进）。

2、他和马克思共同提出的唯物史观。他们认为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推动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如家庭和国家）变化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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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明白，恩格斯是革命家，他不是为了炫耀博学而写书，尽管他确实非常博学，他是为了论证革命的合理性、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才写书，对这种目的性，他和马克思从不隐瞒。所以，如果一个观点，可能引起最广大群众的反感时，他会克制自己，努力回避其逻辑结论;而在选择有利于论证革命合理性的资料时，他也不顾及科学的严谨性。对于一位革命家，采取这样的态度无可厚非；而后来的革命者依此建立的革命史学，以此为基础理论，也是理所当然。只有当革命已经结束，需要一种科学的历史学时，我们对他的认识才能进入科学客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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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家庭的观点主要如下：

人类自从诞生，其家庭形式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普那路亚家庭、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等形式。这个演变过程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不发达，只能靠集体劳动生活时，就是群婚制，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剩余，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就出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因为在群婚的状态下，判断新生小孩的归属只能由生他的女性来判断，故出现了母权或母系氏族社会，而出现对偶婚之后，特别是一夫一妻制之后，就出现了父权社会即父系氏族社会。

从论证过程来看。恩格斯证明群婚制的资料没有人类学的资料（在摩尔根的人类学考察中，没有发现群婚制部族），他利用的是语言学和文学资料，比如某一氏族父亲和叔叔共同把孩子都称为儿子等（这种资料现在也有，中国西北地区一些的孩子把父亲和叔叔都称为爸，无非是大爸、二爸而已），恩格斯认为这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制历史的遗存。而他自己也很明确地说明了，在能观察到的实际婚姻制度中，事实上都是一种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他指出文明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是以大量的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多妻制，而古代社会一夫多妻制中，实际上也只有有钱人和上等人能养得起多个老婆，穷人实际上也是一夫一妻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立场来看，我们能看到的人类婚姻形式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变化。从最开始出现人类家庭，直到现在，实际上运行的，都是恩格斯所写的文明社会里的那种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古今中外同然，与家庭是否是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无关。二十世纪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就有夫妻合葬墓出现，说明有了一夫一妻制的形式。我们中国人经历了时代严控下的一夫一妻制，现在事实又回复到一种一夫多妻制的状态。而被视为上古群婚制残余的父女、兄妹现象，现代社会也时有发生。我觉得恩格斯把婚姻关系、爱情与性关系搞混了。婚姻关系作为一种财产制度，确实与某种经济形式的变动有关，但男女性关系是生理现象，是受生物学规律支配的，禁忌最强劲的动力来自人类先天的生物学规定性，正如各种动物都有其生殖禁忌一样。

至于爱情，纯属恩格斯为自己革命理论所找的借口。因为按照他的科学逻辑，确实不仅要共产，而且最终要共妻。他说，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终结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终结会使每个男女个体成为独立的社会劳动者，如果不存在男子在财产上的优势，就不会有妇女的依附，那么作为私有财产产物的家庭自然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一夫一妻制就没了。但就在此时，他曲解说，那才真正地实现一夫一妻制，因为那时，除了爱情，一对男女没有任何别的结合理由。他显然回避了一个生物学的事实：人类的性冲动不是来自爱情，而仅是性腺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激发条件就是见异思迁，这可能是抑制近亲繁殖的一种生理机制。他对婚姻家庭的经济性质的判断是深刻且正确的：那是一种财产关系，一旦这种财产关系的前提没了，也就没有家庭了，但性关系依然存在（哪怕是一种自由的群婚或对偶婚），但他回避了这一逻辑结论。

简要总结我对恩格斯家庭学说的看法：

1、人类自产生以来，其婚姻、家庭及两性关系模式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不存在一个群婚制盛行的时期，也不存在什么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权时期，这也是现代主流学者的看法。在恩格斯所引用的摩尔根的调查材料中，也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母系社会的例子。人类社会的实际婚姻状态一直就是他所说的那种男权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有所区别的仅是法律上的形式：有些时候，法律上明文规定一夫多妻制，有时则明文规定一夫一妻制。而且，依我的看法，所有的法律都是一夫多妻制。以现代中国这种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来说，法律上并没有惩罚婚外性关系的条款，相反，却保护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也就是说，在财产关系是这个婚姻最本质的问题上，法律事实上执行的乃是一夫多妻制的标准。

2、财产所有权以及人类的性关系模式均来源于人类先天的生物学规定性，不是物质生产有了剩余后才有私有权观念的。动物都有私有权观念，比如猫科动物，无论其猎物是否有剩余，都有领地和所有权观念。人类的，受制于其天赋的腺体和器官，这些东西不会发生变化的。至于共产的幻想以及在危机（如革命）时期人类道德欲望空前高涨下出现的某种共产事实均只是短暂的、从属的现象，不是人类通常的行为模式。

3、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前景的设想是不能成立的，但他对文明社会中家庭性质的分析是犀利透彻的。

4、据此，我觉得他所区分的蒙昧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的文明进化过程也是可以置疑的。如果说人类有所变化，确实只体现在人的生产能力的变化，而其欲望、财产关系、性关系、道德关系没有大的变化。有由少变多的事实，但不能说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坏到好的一个进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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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国家观点如下：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那时人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完全自由、平等的自治组织――氏族。后来，随着生产剩余的增加，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阶级的对立使得社会分裂了，自治的氏族开始解体，出现了高于社会的国家，否则社会就没有整体的秩序了。而国家总是捍卫富有阶级利益的，故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

我对他的国家学说有如下认识：

1、氏族本身是一种人统治人的机构，是存在着命令与服从这种权力关系的政治组织。一切人类学研究所观察到的原始氏族部落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不存在氏族这种“自治组织”形式，事实上存在的只是被称为氏族的国家。国家不是氏族消失后的产物，而是氏族的升级和复杂化。

2、最早期的政治组织不是基于血缘的氏族，而是基于地缘和共同理念的氏族。在人类学能观察到的案例中，每个氏族内部都是禁止通婚的。事实上，人类能存在下来，其最初的群居单位，一定是具有保持健康繁衍能力的生殖隔离机制。所以，最初的政治组织就是建立于共同的政治需求上的，而不是建立于共同血缘上的。但在政治领袖的形成过程中，家族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使人们（包括恩格斯）误认为人类的政治组织本身起源于血缘关系。

3、国家不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全社会的管理工具。诚然，一切国家都优先保护强者的利益，即保护所谓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一种生物习性，因为只有保护强者的利益，才能保护种群的利益。只是当居于统治地位的那批人已经在生物学品质上退化为弱者时，在生物学上的新强者（不论这批人的社会身份是什么）就会旧的统治者，这时，他们就会提出类似恩格斯的革命的国家理论。

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消灭阶级差别，进而消灭国家。从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来看，阶级差别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属性，无法消灭，因而国家也就不能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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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格斯写这部书的时候，考古学还没有形成气候（刚刚诞生），所以，恩格斯没有引用考古学资料。他描述希腊、罗马历史时，主要引用的是古希腊的文学作品和格罗脱、蒙森等史学家基于传说的史学作品。后来考古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事实上提供了足以动摇其理论基础的材料。可惜这些材料他看不到了，否则，他也可能会修正自己观点的。

而我国的史学界，用恩格斯当年的结论，来强行解释现代考古发现的做法，似乎也到了该加以修正的时候了。考古学是实证科学，不能被某种来自另外学科的理论结论牵着鼻子走。

而且，恩格斯的人类学方法在科学上也是不能成立的。摩尔根所研究的美洲印第安人出现的时间和旧大陆上的人同样长。他们的现状并不意味着旧大陆上人们的过去，正如旧大陆人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的未来一样。真实的情况是，这个种族灭绝了，是保留着他们落后的状态灭绝的，少数保留下的部落现在依然落后，个别融入现代社会的只是极少数。这种以今推古的方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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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当然也有其学术价值，至少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物质生产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组织的变动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巨大而已。比如在中国的旧社会管小老婆叫“妾”，现在叫“二奶”，西方叫“情妇”，这种名称的变化也是一种变化，但更多的是抚慰人们自尊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也许就是顺应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创造出更多稀奇古怪的词汇的过程。

恩格斯的启示在于，重要的是研究那些变化的物与词，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人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值得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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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半坡的考古材料表明，有些墓葬中女性的随葬品多于男性，还有些未成年的女孩以成年人的规制下葬，有人据此推测，这证明了母权社会的存在，表明妇女拥有的财产多于男子，妇女的地位也高于男子。

我以为，墓葬的状况不足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墓葬中的随葬品是给活人看的，并不是死人生前状态的实际写照。也可能是因为对妇女的疼爱，使得人们在埋葬她们时，多放些随葬品，以安慰自己，也安慰那些活着的女人们。

在我写作这篇札记时，美国的一位著名女歌星惠特妮・休斯顿去世，据报道称，在休斯顿的随葬品中有价值300万美元的珠宝。这让我联想起几年前去世的另一位美国著名男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杰克逊没有这样贵重的随葬品，未来的考古学家是否可以根据惠特妮・休斯顿墓中随葬品远超过迈克尔・杰克逊，就断定现代的美国是个女权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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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恩格斯此书也是“托古改制”之作，用“古代社会”的某些内容，为他们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作证。这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学术行为模式，中国古代的韩非子，近代的康有为，英国近代的霍布斯、法国的卢梭等，不计其数的思想家都用过这种方法：杜撰出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古代社会（比如上古、远古、太初等），来论证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走到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目标。

托古改制，是人类表达自己理想的一种方式。要论证自己理想的可实现性，就不能只说它会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未来的变数太多，可能就不存在，不愿意相信任何人勾画的蓝图。但人们都知道历史是种真实的存在，都相信历史上已有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因而，杜撰出“已有的”东西来论证将来要出现的东西就更有说服力了。今天依然如此，绝大多数研究古代史（包括近现代历史）的人，都怀着某种现实的理想去解释、重构历史。Ω

恩格斯像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年～1895年），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卡尔・马克思的挚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与马克思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其中包括《资本论》。除同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还著有《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