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马戏团”里的大明星

两年前一个晴朗的午后，塔姬亚娜顶着一身南加州阳光晒出来的小麦肤色，像许多西方游客一样，信步走入上海泰康路田子坊的比极画廊。这个带有一点混血面孔的西方美女，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她和画廊主人尚陆就摄影进行了一场愉快的对话，临了，她腼腆地承认自己也是一名摄影师，并且和尚陆交换了名片。

尚陆看到她的全名是Tatjana Loh，便好奇地问了一句：“你的祖辈有什么人来自上海吗?‘陆’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家的姓。”塔姬亚娜兴奋地说：“是啊，我父亲是上海人，40年代移民到了美国。”同样的姓氏和移民经历，使尚陆感到自己仿佛找到了一位“美国表妹”：“你一定要给我看看你的摄影作品。”两年后，这位“美国表妹”从加州快递了20张40cm×50cm的银盐照片给尚陆。 塔姬亚娜从1999年初开始拍摄家庭影像，那时她正在上摄影课。当她的同学们狂热地迷恋亚当斯式的风景片或抽象的艺术摄影时，塔姬亚娜却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庭。 “刚开始时，我也一直很矛盾，尤其看到同学们不断拿出‘大作’时，甚至有些羞愧，总觉得自己正在拍摄的这些家庭照片不够‘专业’。”塔姬亚娜说，但在情感上，她无法拒绝那些家庭瞬间的吸引力，尤其在侄子侄女出生以后，她开始强烈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喜悦，“我想通过影像来拥抱这个大家庭。” “另一方面，从心理学上分析，这可能源于我内心‘不想忘记’的恐惧。”塔姬亚娜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最后几乎忘记了一切。而通过拍摄，塔姬亚娜“假装”自己永远会记得，甚至从这些照片里，“看到了很多日常生活中不易发现的‘真实’。” 就这样，塔姬亚娜在一种矛盾的摸索中开始了她的项目。这个项目最初的名字是“我的哥哥做爸爸了”――原本只是课堂作业，没料到最终成了一项跨度十多年、至今仍在继续的家庭影像工程。塔姬亚娜最终给这些作品取名《家庭马戏团》：“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一些故事，我的亲人们有时是肢体夸张的杂技演员，有时是有笑有泪的小丑，就好像一个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big show准备上演。我就是他们最忠实的观众。”

最初的塔姬亚娜仍然对这场生活秀的意义没那么肯定，直到1999年末，一个“马戏团”新成员的加入，最终使得这位“观众”坚定地留了下来。这个新成员从此成了“马戏团”的“领衔主演”，乃至整部作品的灵魂――他便是塔姬亚娜的父亲，尤金・陆，一个给了她一半亚洲血统、自称是他们的“神经病的中国老爸”。

尤金・陆(中文名陆豫祯)，1921年出生于上海附近的常熟，母亲在生下他的弟弟之后去世，13岁时父亲因为心脏病突然离开，他由姑父姑母抚养长大。虽然父母早逝，但是优裕的家族背景仍然使他有机会回到上海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同济大学附属学校上了高中，在那里学习了德语，并从此爱上了歌德和舒伯特。至今，他仍能清晰记得“Lorelei”(暴风女神)这首歌，并时不时示范表演一曲。事实上，除了精通英语、德语(他甚至能写旧式德语的书法)，他还相继学了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碰到陌生人，他喜欢用各种语言和人交谈，一有兴致就用一种语言哼唱起当地的民谣。

年轻时的尤金・陆聪明好学，充满活力。日本侵华时，大部分学校被迫迁至长江上游，尤金・陆和他的同学被转移到乡下最后到了河内。有一次坐火车，在上山路上，他甚至从窗口跳到了车外，和火车赛跑，想看看谁的速度快。(尚陆注：抗战期间，上海和周边许多学校都迁移到后方的四川或云南。最快的办法是坐船到越南海防，然后走法国建的滇越铁路从河内到昆明，坐一列开得极慢的蒸汽火车，通过热带森林，到达海拔2000米高的山地。所以塔姬亚娜的父亲可以跑步与火车比赛)。中学时期他参加一次演讲比赛，因为上海口音太重，尤金・陆每天到北方同学的宿舍练习，请他们当面纠正。后来他如愿得了一等奖，并且获得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为了庆祝，第二天，他请了所有北方同学吃饭。 进入大学后尤金・陆选择了工程学，一路课程几乎门门是A，后来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并且在加州理工的游泳池边认识了第一任妻子，一个战后由德国移民美国的药剂师。年轻英俊、说着一口流利德语的尤金・陆，开着他那辆闪亮的别克轿车送一见钟情的德国姑娘回家，不久之后，对方便成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塔姬亚娜的母亲。 “但是我父母的婚后生活并不和睦。”塔姬亚娜说道，父亲年轻气盛，脾气很差，经常冲着妈妈大声叫嚷。在金钱方面，他对自己和家人都十分小气，而这并非是由于没有钱，“我想是因为他的控制欲。”

“我的母亲后来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最终选择了离开他。当初她和这个男人在一起是为了能彼此照顾，但是显然最后她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了。她越来越害怕父亲的坏脾气，一度想逃到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后来我的父亲再婚，先后娶了三任华人太太，他甚至一度希望他的第三任妻子来照顾我病重的母亲，因为那样便不用再花钱去住疗养院……” 在母亲离开父亲之后，塔姬亚娜和父亲的关系一度很糟糕。成年之后，她自己搬出去住，有几乎没有和父亲联系过……直到1999年末，她的家庭影像项目已经开始了近一年，有一次得意地将照片展现给妹妹看，妹妹告诉塔姬亚娜，你应该去拍父亲。 “我起初坚决说不，但是她坚持我必须去，于是怀着一种私心，我又回去看他，因为仍在生他的气，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决定用影像来表现他是一个如何‘坏’且‘自私’的男人。朱迪・达特(Judy Darter，美国女摄影师，女权主义者)甚至建议我拍摄一组怒目圆睁盯着他的样子。”

再次回到父亲身边，一切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塔姬亚娜花了不少时间重新了解他，他们一起去海边，健身，唱歌，朗诵诗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谈论过去，谈论关于他和这个家族的历史，甚至谈论母亲和他的华人妻子们，那些传奇经历很多都是塔姬亚娜几十年来头一次听父亲亲口告诉她。第一次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塔姬亚娜甚至忍不住惊呼：“爸爸，你真像个明星!”

就这样，尤金・陆成为了这出家庭马戏里的“大明星”，塔姬亚娜通过影像与父亲和解，并成为他生命最忠实的记录者。她仍然拍摄她的侄子侄女，但是大多场景里都会有尤金・陆的出现。

在关于家庭影像的画册(如尚陆编的《我的美国表妹》)里，一张张父亲和孩子们的照片被特意编辑在一起：左页，尤金・陆闭着眼睛张大嘴巴躺在牙医的病床上，上排牙齿明显缺了一颗，正在等待医生补上；右页，小侄女举着一颗牙齿面对镜头天真烂漫地笑着，露出几乎同样位置的一个缺口――那是她第一次换牙。前一页，两个小男孩在海边，拖着长长的海藻奔跑；后一页，79岁时的尤金・陆在海边摆出瑜伽造型锻炼身体；小女孩正欢笑着吊在单杠上玩耍时，翻过一页，尤金・陆以一个奇怪的姿势倒挂在单杠上，上身只穿了一条破裤子，那是他妻子扔掉的旧底裤……

“作为女儿，他曾经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尴尬，但是作为一个摄影师，这一切都太精彩了。我从来没发现我的父亲是那么有趣的一个人，即使是他那些原本在我看来极其讨厌的坏脾气和坏习惯――譬如他喜欢从垃圾桶里捡剩下的咖啡喝；譬如他在公共场所忽然脱下袜子蒙在脸上，挡住灯光呼呼大睡……”

原本带着恨意准备用影像报复的塔姬亚娜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中，她的愤怒在潜移默化中化成了温柔的观察，换来一个个充满爱意的细节。

“C'est la vie”(法语：这就是生活)。塔姬亚娜和尤金・陆在采访的不同间隙，说了同样的话。

好像第一次和尚陆见面，塔姬亚娜名片上的“Loh”字让尚陆眼前一亮一样，尤金・陆的出现，也让这些家庭影像找到了自己的姓氏，让这场人生巡演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2010年，当尤金・陆听说可以全家三代人一起回到上海参加《我的美国表妹》的开幕式时，一向我行我素的老尤金在美国的家中哭了。在影展现场，当我当着老尤金的面问及塔姬亚娜是否现在还记恨父亲时，老尤金在女儿回答前忽然默默呢喃了一句：“都是我的错(It’s all my fault)。”塔姬亚娜显然对这个回答始料未及，她一边笑，一边拍着父亲的肩膀有些说不出话来。或许是为了挡住眼泪，她举起了挂在胸前的相机。不管她那一刻拍下了什么，借用罗兰・巴特的话，那都将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张照片。因为她“拍摄了一张超等照片，其存在之久，超过了摄影技术本质所能保持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