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七八级”的大学生活

我们年级的全称是“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七八级”，是1978年秋天入学，1982年暑假毕业的。那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年头，国家虽然很穷，上大学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条件虽然艰苦，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因为已经结束，腐败问题还没有出现，都觉得有希望有奔头。毕业30年了，回头想想，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

河滩上的大学

我们入学的时候，学校还在宣化城西南十几公里的洋河滩上。我们在这里读了3年，大四的时候才搬到了石家庄。

这所普通的地方师范院校曾经有高贵的身世：最早可以攀上1902年北京的“顺天府学堂”和1906年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但那都是中学的规模；可靠的谱系从大学算起的话，应该是1949年8月始建于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又叫做“河北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从天津搬到北京，改名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期间的1969年年底，以战备的名义被赶出北京，搬到了北京西北150公里、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宣化，又称为“河北师范学院”了。

宣化曾经是塞外的军事重镇，唐代称为武州，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就包括这里；李自成进北京，也是从这里一路南下打过去的。我们入学的时候，宣化古城已经风光不再，只有鼓楼牌匾上乾隆御书的“神屏翰”4个大字，述说着自己往日的重要和辉煌。当时宣化的行政建制很特别，是张家口地区所属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区”，级别比市小，比县大，算是对当年“京西第一府”的一种尊重。其实，这里距张家口市区还有将近30公里的路程。

听老师们说，原来学校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给师生提供劳动锻炼的场所，就在宣化西郊的洋河滩上建了一个大型农场，冥冥之中早就为自己安排下了一个落脚点。

我们是10月21日报到的，按农历是九月二十，晚秋时节的塞外已经有些寒意了。从邢台坐火车北上到宣化下车，自己买票坐4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出城往西南走，颠簸的公路两旁是光秃秃的沙滩，干涸的河道里残留着波浪形的淤沙，枯黄的高粱叶子在寒风中摇曳，西边的山脚下散落着几个小村庄……下了4路车，沿着简易的柏油路和小土路走了一阵子，过了一道沟，打问了几次，才找到了我们报到的地方――“文史村”。

这是在一片丘陵荒滩上建成的校园，东西将近3公里，南北也有两公里，有六七千亩的面积；加上东北角上的校办农场，应该有上万亩。整体看上去，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甚至与当地的村庄农田没有明显的边界，校园与农田菜地相互交错着。中间地带标志性的建筑群，是办公楼、体育馆、一座医院兼招待所的小楼和两座大一些的教学楼。老师们住在最东头靠近公路4路车站的地方，都是一家一户的独门小院。几个教学单位分成了三拨，入乡随俗，都叫做“村”：政教系、物理系、化学系和文体系在最南头，刚来的时候学校的各行政处室也在这里办公，所以叫做“院部村”；数学系和外语系在西面，叫做“数外村”；中文系和历史系在北面，叫做“文史村”。我们从“文史村”到教学楼有五六百米，到4路车站和“院部村”都有一公里多，离“数外村”有七八百米。

各个“村”与当地的于家屯、江家屯一样，也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唯一像个“单位”的地方，是一圈弯弯曲曲的红砖围墙，一尺多高，矮得奇怪。我以为是为了省砖，后来才看明白，原来这围墙有四五尺高，里面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高度，外面已经被大风卷来的沙土堆埋了大半截。围墙的连接处，是一个没人看守、不用关闭的铁栅栏门，朝南敞开着，如同村口一样，指点着我们可以从这里进村。

学校的规模很小，才8个系，1000多学生，没有研究生。人少场地大，集体活动很方便，经常开全校师生大会，正规的大会在体育馆，一般的会随便找个露天操场，放张桌子就行了，连麦克风都用不着。除了体育馆，在教学楼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两个露天场地，称为“风雨操场”，都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用来开全校运动会，有个坐西朝东的简易的主席台；一个用来放电影，中间竖着一个铁架子。我们上体育课用不着这么大的操场，平坦的小场地有的是。冬天的体育课学滑冰，把小操场平整好，围一圈土埝子，泼上水，冻一会儿就成了。

这个地区俗称“坝上”，地势向东南倾斜，是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总是从西北卷来狂风，一连好多天刮个不停，有同学作诗诌词，说：“大风起兮，遍河北师院，非沙即石也。”当地人通俗的说法，是“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一场风可以刮半年。狂风卷起漫天的黄沙，房间里到处是沙土，白天打开荧光灯，灯管全是绿的。最可怕的是冬天，从西北高原倾泻而来的风很硬，干冽清冷，再厚的衣服也能一风吹透。

洋河滩是个办农场的地方，也是个驻军练兵的场地（1981年秋天的全军大演习就在这里，学校搬走以后这里一直是部队的营房），实在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在那个年代硬是办起来了，而且办了十多年。不过，当初这里像是一个避风港，离开了风暴的中心，倒是让老师们喘了口气。到后期，形势稍微平静了，老师们就又开始钻研自己的学问了。王树民先生回忆说，他在宣化的时候，宿舍里没有桌子，就把切菜用的小木板翻过来写字，修改好了《史部要籍解题》一书；胡如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前夕在北京的时候写成的初稿，在洋河滩上的小平房里最终修改完成的……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听说的。我们入学的时候，老师们来这里已经10个年头，已经学会“村”里的生活了。

2002年秋末在石家庄搞百年校庆的时候，来了很多老校友，历史系自己搞了个聚会，我在简短的致词意提到了宣化：“在那样的时候，在宣化那样的地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没有散，信念没有变，学问没有丢，我们顽强地走过来了。在我们的百年校史上，这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一页。在此我提议，让我们对从宣化洋河滩上走过来的老师们表示特殊的敬意！”在长时间的掌声里，很多人的眼圈都红了。

我们那些同学

高考制度改革的消息，我是1977年10月21日从广播里听到的。当年底“七七级”第一次考试，由各省组织命题；我们“七八级”是第二年夏天考的，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两次考试的科目相同，文理科都考政治、语文和数学，都是100分满分；文科加考历史和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第一次加考科目各50分，总分400分；第二次各科都是100分，总分500分，比第一次考试规范了。

在这两次考试中，外语都是参考分，不记入总分，因为期间很多地方没有开过外语课，从我们下一届开始，才逐渐按比例记分了。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有外语课，本来是准备考的，我们县招办的工作人员理解错了，以为除了报考外语专业的都不用考了，所以没有给报上。在我的准考证上可以看到，“选考外语语种”一栏是空的。

高考是1966年中断的，十多年了，积压了好几拨儿人，加上当时大学很少，每年全国只招三四十万人，竞争特别残酷，1977年河北省的录取率仅为4.8%，1978年全国的平均录取率为6.6%。记的1977年河北省的初选线是242分；1978年是300分，重点线335分。按当时考生的实际情况来看，线定的是比较高的。以前中学毕业的考生年龄大了，历史、地理复习起来相对容易些；我们这些期间读中学的基础差，哪门课都没有正规地学过，仗着年轻记性好，死记硬背，也只敢考文科。所以，跟后来正相反，我们那一届考文科的比理科多，我们县总分前5名全是文科。

有一次儿媳妇问我，你们那时候上大学读书，真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吗？年轻一代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只是想尽快从农村逃出来，因为农村太穷太苦了。报志愿的时候，对学校和专业都不怎么在意，能上就行，上了大学国家就包管一切，就有了“铁饭碗”了。城里非农业户口的“干部子弟”上大学也很迫切，尤其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我们有个一起复习的女同学，自身条件和家庭条件都很优越，从知青点选到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相当于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令人注目和羡慕；考取了邢台师范学校代办的大专班，两年制，很不正规，她竟然也去读了。特殊年代的特殊处境和想法，导致了今天看来很难理解的怪现象：理工农医的考生扎堆儿报兽医，农林院校的生源空前绝后的好；我们县总分前4名的考生，分数与录取院校的档次正好拧个：第一名贾锡元，是前高中毕业的，上的张家口师专中文系；我是第二名，没敢报重点，第一志愿就是河北师院历史系；第三名白庚民也是前毕业的，上的兰州大学历史系；第四名程怀灵最幸运，跟我同龄，上了南开大学哲学系。

那时候我们对大学的了解非常少，甚至搞不清楚文科理科、专科本科是怎么区分的。入学以后发现，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本来，河北师院是个排名靠后的普通本科院校，够300分就可以录取，我们班超过重点线的却有一多半，我367分，比我高的还有好几个，最高分是齐长虹的403分，因此得雅号“403”。她是北京知青，在张家口地区插队，凭这分数，完全可以进入北京的好学校，也糊里糊涂地到我们这儿来了。在历史系的开学典礼上，副系主任阎跃斌老师介绍情况，说到我们的学制是4年的时候，底下一片惊讶：很多人还以为3年呢，因为以来大学都改为三年制了。

我们这一届共录取了84个人，分成两个班，上课、活动都在一起，还经常与高我们一届、早入学半年的“七七级”合并上大课。同学们的年龄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大，最大的三十三四岁，占了三分之一，是前夕读完中学的，称为“老高三”，早已成家、家有儿女了；我当时21岁，班里这个年龄段的最多，占半数以上，期间读的小学和中学，已经工作或劳动了四五年的时间；还有几个“小崽儿”，应届中学毕业考上来的，只有十六七岁，比班里的老大哥小一半。真正称得上当时歌里唱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儿”的，只是我们后两拨儿。

多数同学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了，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其中的“兵”有现役军人，也有复员军人，我们班长老殷、副班长老李，还有一个班的班长老赵，都是复员军人，老殷还立过三等功。我们宿舍8个人，没有应届毕业生，3位“老高三”，杨爱民是石家庄三中的老师，高崇是邢台医疗器械厂的车间主任，张录平当过兵，复员后在任县五金厂修自行车；另外5个人中，我已经当了4年的临时工和刻写员，王万里是下乡插队的知青，牛靖华是他们村的团支书，乔福锦在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韩慕愈只读过小学，在他们县当采购员。

我们都是穿着旧衣服、扛着旧行李卷入学的，并不是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确实是没条件。那时候买衣服要用布票，每人每年只能消费1丈7尺3寸，想多买都不行。大家穿的都是蓝色灰色的粗布和劳动布，宽袖肥裆，膝盖、肘腕和肩膀上打着补丁。冬天不分男女，都是厚重肥大的棉衣棉裤，裹着臃肿的棉大衣。上体育课或开会的时候，拉出来站队，老的老小的小，灰蒙蒙一片，像电影里的杂牌军，有个顺口溜说：“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仔细一看，河北师院的。”可是，就我们这些行头也有人惦记，围墙低，大门是个摆设，小商贩和捡煤核的可以随便出入，有时候顺便就把凉着的衣服拿走了。他们唯一欣赏的，可能是这些衣服比他们家的干净。

生活最舒服的是几个“调干生”，他们是工作5年以上的正式职工，上大学期间可以带工资，虽然三四十元，在当时也算是“大财主”。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倒没什么，不用交学费和书费，住宿费更没有听说过，而且每月发给生活费和助学金，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最困难的是农村来的年龄大的同学，没有工资，老婆孩子还在农村，那时候农村都特别穷，他们不能从家里带钱，还要把几块钱的助学金省下来，寄到家里补贴生活。我们班长老殷有两个孩子，二女儿是入学报到的那几天出生的。有一次他跟我讲，当兵、当民办教师十几年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桌子破得不能用了，也买不起新的，一条腿用铁丝捆着。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家好长时间连个破桌子都没有，用砖头支着木头箱子当桌子。

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了。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希望；对这些从农村来的拉家带口的同学，却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家里的地只能靠老婆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耕种，还不如生产队的时候，能互相帮衬。一时间，在这些同学中引起了普遍的思想波动，请假回家的多了起来，有的同学甚至说，如果知道分地就不考大学了。学校为此专门开了个大会，请刚从县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一位副书记作报告，讲分田到户的必然性和好处，让这些同学打消顾虑，安心学习。回宿舍的路上，我们班的王书明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不解决实际问题。眼下我发愁的是：我们家的地谁来种呢？”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些年龄大的同学本来有机会留在大城市里，却要求回老家了；还有的为了把老婆孩子的户口从农村转出来，要求去了条件最差的任丘油田子弟学校，后来就在那里退休了。

那时候的课程和老师

我们的课程设置完全根据中学历史教学的需要，以两个大通史为主干，中国通史一入学就讲，世界通史第二学期开始讲，都是讲到第七学期期末；三四年级加开选修课，只有两三门，也等于是必修课。辅的课程有中国历史文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和外语等。比后来课程少，也比较集中。

使用的教材很混乱，刚刚结束，以前的旧教材没有解禁，不敢用；统一的新教材还没有编出来，所以，有的教材是临时组织编写的，也有的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道理选来的。我们发的第一套教材是《中国古代史讲义》，上中下3册，河北师院和北京师大、北京师院合编，内部铅印的小32开本，粗糙简陋，连个硬皮封面都没有。

我们入学的头两年，学校还延续着以来的体制和格局，系主任是虚设的，由总支书记兼着，我们系的老师大致上由三代人组成：

第一代是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解放前甚至抗战以前毕业的，属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治思想史的张恒寿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是刘文典的学生；研究文献的王树民先生是顾颉刚的学生，从禹贡学会时代就从事学术活动；教美国史的黄德禄先生曾留学美国，抗战时期在军队里担任过职务……他们年事已高，有的住在北京和平里的留守处，很少来宣化，张先生只作过一次报告，王先生来搞过一个讲座；我们读大四的时候到了石家庄，黄先生才开设了美国史选修课。

第二代是四五十岁的老师，建国初期毕业的，是教学的中坚力量。胡如雷先生和苑书义先生在以前已经小有名气，我们读书的时候正值壮年，学术上很活跃。不过，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中有名气的就他们两位，其他人都很一般。1958年搞“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用出身好的年轻教师取代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正好赶上了，一大批人，有的甚至是三年制的专科生，被留下来当老师了。这些老师读书的时候运动不断，反右、“”、四清，留校后又赶上十年，光搞革命了，没读多少书；还有，冒犯地说，这批老师当初被选中留下来，并不是因为专业好，而是出身好，党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不适合搞专业，教世界史的不懂外语，教中国史的不会写论文，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后来强调业务的时候，无论教学和科研，他们都很吃力很受罪，很多人到退休还是副教授。

第三代是三四十岁的年轻老师，刚毕业不久。后期大学恢复招生，不考试，从工人、农民和战士中选拔推荐，称为“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学制都是3年，留校的时候也是首先考虑政治条件。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无论读书的时候还是留校以后，都很难静下心来念书。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边学边教，没有底气，尤其是女老师，甚至有些怯场。

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是年逾古稀的潘炳皋副教授讲《尚书・牧誓》。潘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研究黑人运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改行教中国历史文选了。老先生没有讲稿，提着一大包书，在讲台上一本一本翻开，摆放好，看着这些书，一句一句地讲，到下课正好讲完。这是我中断学习4年之后的第一节课，不耽误的话，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我的思绪一直在翻滚，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课后一说，大家的感觉都一样。后来讲到《诗经》的时候，听着那些三十三四岁的同学们老声老气地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忽然憋得难受，想大哭一场。

我们大一的唐五代部分是胡如雷先生讲的。他不像通常那样从新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讲起，第一个题目就是“唐太宗与玄武门之变”，从北周后期说起，把隋唐的两次统一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待。后来我当了教师，也讲这段历史，才体会到个中的见识了。胡先生写板书有个习惯，大小题目都用一、二、三，不加区分，我们经常记串了。大三的时候苑书义先生开太平天国史选修课，正值就任系主任的前夕，白衬衫，满头黑发，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挥舞，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两节课下来，黑板上没几个字，有时候桌子上的讲稿都没有打开。

其他老师的课就很一般了，没特色也没深度，而且都是一句一句地念讲稿，包括老先生，也从来不脱开稿子讲。他们备课都很认真，300字的稿纸，写得整整齐齐，有的散装在用牛皮纸折叠的文件夹里，念完一页，翻过去，放在右手边，接着念下一页；也有的把讲稿装订成一本，一页一页地翻着念。念到一个问题，就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号码，到下课的时候，黑板上全是一、二、三，（一）（二）（三），1、2、3，（1）（2）（3），①②③……讲世界中世纪史的老师记忆力好，也是一页一页地翻，不怎么看，能把讲稿上写的全记住。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在背讲稿，跟念一样，不是讲。

课程的内容也很陈旧，农民战争依然是中国古代史的重点，先引用语录，说明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然后就批判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现代史的前半段按革命史讲，后半段干脆讲成了党史，一直没有“现代史”的感觉，甚至像时事政治课，紧跟形势，建党60周年前夕，中央公布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好我们期末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论述题就选了《决议》上的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占了40分（通常最大的题也只占20分）。世界近代史讲两个学期，每周两次，每次都是从8点讲到11点半以后，讲得很细，现在回想起来，是按国际共运史的路子讲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印象不深，只记得马克思、恩格斯跟修正主义分子们吵架……就这样的课，我们也是认真地听、详细地记，因为我们太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了。

那些年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老师们都很朴实，胡如雷先生夏天戴个草帽，讲课的时候随便往讲台上一扔，下课后戴上就走；讲先秦秦汉史的曹绍孔老师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两个膝盖补着对称的大补丁；讲的韩毓筠老师提一个很旧的帆布书包，长长的带子是后来缝上去的。也有个别例外，历史系有个哲学教研组，组长四五十岁，一件中式对襟的灰色外套，笔直的裤线加上锃亮的皮鞋，冷峻清高，拿腔拿调，平视前方，不屑一顾的样子，看上去十分了得。同学提问题的时候，这位组长老师的指教总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我们都很失望。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讲中国近代史的，管哲学组是客串。

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对大学老师有一种神秘感。读过一年之后，这种感觉变淡了，随之而来的疑惑是：念讲稿就是“讲课”吗？这与我们自己看书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从二年级开始，逃课多了起来，自己找书看。好在历史专业的课程便于自学，我们这些人又都有过自学的经历。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本科毕业可以授学士学位，必须学完规定的课程，而且必须平均75分以上，我们逃课才收敛了一些。

当时有个口号，叫做“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们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尽管内在的动力不一定那么伟大，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被耽误得太久了，能有机会坐下来读书，确实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渴望。那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年代，大家被一种信念和抱负支撑着，时间抓得很紧，排队打饭、去城里的汽车上，甚至蹲坑的时候都习惯性地拿着书看。年龄大的同学需要挣工资养家，准备回去做中学老师，看书很多很泛；我没有这些负担，准备考研，选定专业方向以后就有计划地阅读了。1982年全国总共招收硕士研究生8000多人，我们年级就我和徐永志考取了，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比例了。

单调的校园生活

我们的宿舍是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当年刚搬来的时候盖的，前面和两侧用红砖砌成，后墙是土坯，挨近房顶的地方再砌上砖，有的两侧也是这样，这种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干打垒+金镶玉”。里外两间，中间由一个大圆拱隔开，里面住5个人，外屋3个。宣化的夏天舒服，不用蚊帐，冬天特冷，宿舍里没有暖气，要自己生火炉取暖。值日生除了扫地、打水，冬天最重要的任务是照看“扫地风”火炉，轮上个粗心的家伙值日，给弄灭了，大家只好挨冻。大三那年冬天，我们的自习室也搬到了平房里，当过木匠的高宝山露了一手，砌了一个长条形的“壁炉”，省煤，取暖效果好，就是难伺候，经常灭，生火的时候浓烟灰尘特别多，只能下晚自习后再生。

各宿舍的值日生还有一项常年性的任务：早晨起来倒尿罐。公共厕所在院子最南边，是那个时候常见的样式：靠里墙的是小便池，几个凹下去的蹲坑连着墙外的粪坑。我们经常在如厕的时候遇到老师，礼貌地点头，互致问候，大家都习惯了，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厕所离宿舍远，起夜不方便，每个宿舍发一个粗陶的大尿罐，两边有耳，用铁丝牵起来当提手。本来应该倒进厕所的粪坑里，太远了，就都倒在了宿舍前面的大土坑里，然后把尿罐放在土坑边上凉着。各个宿舍门前的最近处是砖垒的饭桌、凉衣服的绳子，稍远处的土坑边是几个斜放着的尿罐，面朝太阳，整齐地排列着。好在宿舍宽敞，院子豁亮，夏天也没有味儿。

与穿衣服需要布票一样，吃饭也要用粮票，大学生的定量是36斤，我们的粗细粮配置比例按张家口地区的标准，只有30%的细粮，平均每天只能吃两个馒头，其他全是粗粮。这本来没什么，我们都吃粗粮习惯了，问题是高粱米太多，而且坝上地区的高粱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据说是喂牲口、做烧酒用的，坚硬苦涩，很难消化，有的同学肠胃不好，高粱米转一圈又原样出来了。肉少，蔬菜也少，尤其是冬天，每天的午饭都是大锅煮萝卜干和窖藏的大白菜，三四个月不换样。

开始都是“份饭”制，饭票上印着日期，年月日早午晚，一顿一张，不能混用；一张票一份相同的饭菜，一个“村”里所有的同学，在同一个时间都吃一样的饭菜。我是生活委员，每到月末就挨个发下个月的饭票，同时收回这个月没有使用过的，集中起来到食堂里退掉。从1980年年初开始，取消了“份饭”制，按月发粮票和菜票，可以挑选饭菜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挑选的，只是饭票可以连续使用，不用每个月去退了。

除了发伙食费，每个月还有6―8元的助学金，分成6、7、8元3个级别，调干生没有，8元的都是年龄大的同学；特殊困难的，每个学期末还可以再申请补贴。每个月的5号我去财务处领全班的助学金，看到表格上的“人民助学金”几个字，总是有一种震动的感觉，说不清楚是觉悟还是良心。

伙食单调，就对食堂有意见。那几年思想解放，流行民主思潮，我们在偏僻的洋河滩上，不能像北京的学生那样去西单搞民主墙，就把劲用在了与食堂吵架上。还闹了好几次，领头的是一位七七级的同学，敢打敢冲，就是头脑简单，做事情虎头蛇尾，害得我们几个生活委员两头跑，像抗日战争时期的维持会长。有一次，几个男生把食堂的狗给吊死了，师傅们早就对我们有气，找到机会反击了，且有高人指点，有理有节，一连几天都是按时把饭菜做好，放在那里，门口洞开，没人管，爱吃不吃。主管后勤的李副院长戴上围裙，亲自到我们村食堂卖饭，才把事情平息了。

吃的住的艰苦些倒没什么，最难受的是缺少娱乐方式。学生会组织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唱革命歌曲，是任务，提不起兴趣。熄灯后聊天，称为“卧谈会”，成了每天的必修科目，有时候争论起来，吵到过半夜，以至于被隔壁敲墙警告。我们宿舍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有一次王万里借来一个“砖头”录音机，放了一中午的台湾校园歌曲，特新鲜，好多同学都过来听。系办公室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周末才支在院子里放两三个小时，一圈一圈的人，前面的坐着，中间的站着，后面的站在凳子上。苏小明第一次唱《军港之夜》，我们正好赶上看直播，荧屏上半尺高的苏小明亭亭玉立，在我们的脑海里定格了好多年。

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每周都能演一两场，有刚解禁的以前的老片，有新摄制的故事片，也有译制片。教学楼南面的操场上有专用的铁架子，挂上银幕就可以放映。片子是从宣化影院借的，跟人家轮流用，先拿来一盘演着，演完了送回去，再拿下一盘，有专人骑着摩托车来回“跑片”，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往往是演到关键时刻灯亮了，大家都翘首东望，祈盼着摩托车的声音。放映日本故事片《追捕》那天，是个清冷的冬夜，刚下了大雪，我们吃过晚饭就等着，9点多才开始，断断续续，过半夜才演完。往回走的时候两只脚都没有知觉了，木头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挪动，还伴随着刚刚学会的“啦呀啦，啦呀啦呀啦”的哼唱。

每天中午下课以后，大家从教学楼里出来，分头向南面、北面和西面散去，顺着小路回各村吃饭。这时候，学校的广播站就开始播音，各村的高音喇叭一起响了起来。可能是歌片少，有段时间，天天来回播放李谷一唱的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蒋大为的“骏马奔驰在广阔的草原”。宣化的冬天长，雪融化得慢，失去温度的阳光洒落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天高地空，歌声出奇的清澈，清澈的一丝杂音也没有。

宣化城里有公园和电影院，我们去得很少，坐班车来回4毛钱，加上门票，超过了一天的伙食费，除了陪老乡、搞对象，一般舍不得。我们平常的娱乐就是看小说，对当时的大腕作家蒋子龙、肖复兴特崇拜，篇篇必看。我们这代人都当过“文学青年”，觉得铅字很神圣，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发表作品，我们的毕业赠言中曾有“新华书店见大作”的期许。多年以后，母亲看到我的书，问我算是科学家还是作家，还勾起我内心深处的一丝憾怅。

毕业30年的盘点

今年是我们毕业30周年，按照古代的说法，算是过了一“世”了。我们同学中的“老高三”已经年逾花甲，当年的“小崽儿”也到了知天命的岁数，盖棺尚早，基本上可以“论定”，盘点一下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过理想，做过大头梦，也努力过，毕竟是草根出身的居多，加之在宣化这么个地方读的大学，限制了后来的发展，我们班一直没有出现“大人物”。在这30年的时间里，同学们多数教书，少数从政，个别人当律师当编辑，没有企业家大老板；从政的同学中有4个厅局级、12个县处级，教书的中间有16个教授、4个博导，还有4个中学特级教师。有几个同学一直没音信，还有两个同学已经不在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我们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事情，当时的认识并不深刻，后来经人解释论证，才知道那些事情的重要和伟大；当时切实感觉到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就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我们知道有希望了。我们今天的一切，盖源于高考制度的改革。小平同志追悼会那天，我在家看电视直播，默哀的时候我自己站了起来。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七八级”的那一代人都应该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