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丛林中,中国如何推进货币改革?

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

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万众瞩目。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在接任之后，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继续推进。而此前的主席国澳大利亚，几乎完全搁置了这一议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老话题，但推进异常缓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人看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很难载着世界经济驶出整体衰退的大潮。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重启，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曾任哥伦比亚财政部长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甚至认为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是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可以改变美元“独霸江湖”的局面。

但也许，这些看法过于乐观了。 两个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各国在全球金融中的话语权，它的改革是各个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举步维艰。相对于其他领域，金融领域的丛林法则更加裸，一些事情近乎荒谬，但因为这个领域过于专业和技术化，它本质的凶猛和极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变得朦胧又温和。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早在1972年就已经崩溃，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世界并没有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被，1976年后开始实行的牙买加体系依然坚持着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此也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金本位难以为继之后，美国和英国各推出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即美国的怀特方案和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怀特和凯恩斯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两个方案的大部分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凯恩斯建议创造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实质上是要构建全球央行，发行全球货币，也就是说，所有的货币都以全球货币为核心。而怀特的建议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核心，确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要求美元和黄金挂钩，当时大部分黄金都在美国。

事后看来，显然凯恩斯的方案更合理。但因为当时正处于英国国力下降，美国国力全面超过英国的阶段，美国更有话语权，所以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采用了怀特方案。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怀特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美元和黄金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套体系已经难以运转，于是美元和黄金脱钩。而怀特方案对美元的限制，正是它和黄金挂钩，当美元不再受黄金储量限制，而又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谁来限制美元？没有办法。于是美元不断贬值，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大幅度贬值，让其他国家遭受了很大损失。

后来法国发起，有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一起，构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依然占很大比重，但欧洲、日本和英国，从美国那里分了一杯羹。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依然遭受损失。但因为当时西方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70%，掩盖了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

这套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再和黄金挂钩，成为信用货币。但信用货币有着巨大的信用风险，欧债危机让人们尤为担心这些货币的稳定性。 国力的变化

因为当年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比重较大，不再遵守和黄金挂钩的变形的怀特方案虽被诟病，但依然还能维持。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缩水，新兴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崛起，两者的经济体量开始势均力敌。这时候，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格外刺眼。G20集团成立于1999年，但只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成为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

为了从危机中复苏，美国、日本还有后来的欧洲，都实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显然，新兴国家承担着发达国家的损失，量化宽松的做法被斥为以邻为壑。但这些新兴经济体全都无能为力。随着危机的发展，在危机之初经济依然繁荣的金砖国家，也慢慢被拖入深渊。

人们一度认为，几轮量化宽松之后，美国和欧洲会慢慢恢复，特别是美国，人们对它的科技创新体制充满希望。美国经济确实也有了起色，甚至开始加息。但从今年的经济数据看，就业指数依然低于预期，7月份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不足。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洲经济的依然低迷，让人们看不到世界经济的前景。

世界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我们很难期待世界经济能再次迎来它的春天。

从2008年到现在，8年过去了，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任何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底曾提出一份修正案，以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份额。但因为修正IMF协定需要占投票权85%的成员国接受才能生效，而美国在IMF中占的投票权比重是16.74%，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这一改革就无法实施，而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这一方案。2011年时，法国也曾力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因为欧元区危机不得不搁置。

去年9月，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就国际金融框架达成共识，美国也认识到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国后，重启国际金融架构组的大背景。中国也得以加入SGR。但达成改革意愿的共识容易，如何改革却很难有共识。

欧元区相当于在一个区域上实现了凯恩斯的设想，也曾一度欣欣向荣，和美元抗衡。但因为欧盟各国只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在财政上还依然是各自为政，欧元最终遭遇了它的滑铁卢。对世界各国来说，实现财政一体化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凯恩斯在当时看来完美的方案，现在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

如何对怀特方案再次修修补补，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85%的G20能有和各自经济体量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一道难解的题。美国会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吗？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不会。历史早已证明，当世界选择方案的时候，并不一定选中最合理的那个。在不对等的金融话语权中，强者永远享有巨大的红利，而经济实力，和一国的综合实力并不能画等号。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易纲的发言像是对杭州峰会的一个预热。他甚至提出了金融框架做的不对，是有道德风险的，而这道德风险最终将由国家承担。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需要研究改革的领域达成了一致。但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还是管理因为QE引起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还是加强SDR的作用，似乎都很难有质的推进。金融话语权的分配改革是如此艰难，9月的G20杭州峰会，不大会让那些抱着巨大希望的人真正如愿，因为改革将是缓慢而漫长的。

对中国而言，想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还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当1993年中国放开经常项目的时候，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想到，到今天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意识到，国际金融风险是如此巨大，正因为还没有放开资本项目，中国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给了中国警示。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不会改变，但一定要把步子走实了。这不像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用倒逼的方式。

这些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子不可谓不快，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跨境支付体系的建立，从放开利率管制到实行企业外债备案制，从上海自贸区到深圳前海试点。但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因为去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几次异常波动，人民币国际化被认为在央行的政策优先次序中的位置有所下降。央行现在似乎更注重汇率稳定和国内金融稳定。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后会对中国经济依赖更大，有利于中国经济，但显然，作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英国离开欧盟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辐射欧洲的能力。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慢慢发酵，在金融领域，这影响是复杂又深远的。甚至有分析认为，英国脱欧，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布局。

一方面，中国要谋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要推进“一带一路”，要建设亚投行……都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但世界不断加大的金融风险，又要求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再谨慎。在金融的丛林中，中国腾挪的空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