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摘 要：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关键词：农民工；稳定就业；非稳定就业；工资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6-0118-07

一、引 言

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对农民工工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Zhao，De Brauw and Scott Rozelle估算了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回报［1-2］。严善平，刘林平等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制度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3-4］。有些研究还利用实际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的工资差异进行了经验性的检验。孟昕等的研究发现，工资差异的大部分是由职业内差异造成的［5］。王美艳，谢嗣胜、姚先国，邓曲恒测量了歧视对城市劳动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6-7-8］。从中可以发现，已有的文献大都侧重于分析农民工工资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而较少关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收入分布与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手段。尽管2004年以来城市农民工规模已经过亿，但城乡劳动力市场仍存在着高度分割，这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农民工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9-10］。此外，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民工在就业和工资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11-12-13］。实际上，在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差异和分层，如农民工的代际差异［14-15］、性别差异［16］。本文依据就业的稳定性，将农民工分为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两个群体（以下简称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是否存在差异？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及其决定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和拓宽我们对农民工工资及其分布状况的认识和理解。鉴于此，本文利用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分布状况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

二、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特征、工资收入及差距

1.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攻关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于2006年7月在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昆明五城市进行的农民工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个人基本情况、就业状况、收入、职业培训、健康与医疗、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服务需求、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等。调查共获得问卷2 998份，其中有效问卷2 893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96.5%。在有效样本中，上海占19.9%，天津占20.0%，广州占20.3%，沈阳占19.9%，昆明占19.8%。

关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课题组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个问题，即“您对自己在城市就业的稳定性的评价”，选择项包括“稳定”、“比较稳定”、“一般”、“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和“说不清楚”。本文将选择“稳定”和“比较稳定”的农民工划为稳定就业，而把选择其他项的划为非稳定就业。从表1数据看，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为1 129人，占农民工总数的比重约为39%，而非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为1 764人，所占比重为61%。可见，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是不稳定的。

表2给出了全部农民工、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就业特征。

从个体特征看，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尤其是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中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所占比重高于女性农民工。同时，稳定就业农民工基本表现出中青年化、人力资本高的特征。在稳定就业农民工中，中青年农民工（16―35岁）比重为72.5%，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比重为59.5%，两者相差13个百分点。稳定就业农民工的总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稳定就业农民工的高学历（高中、中专及以上）所占比例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两者相差9.5个百分点；稳定就业农民工中受过培训的比重也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两者相差高达21个百分点。

从就业特征看，稳定就业农民工大都通过亲戚朋友或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则多通过“自己找”的方式求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半技术工作人员比重明显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同时，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前三位就业行业分别是餐馆娱乐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而且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大都在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

2.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整体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较低，但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87%。同时，度量收入不均等的各项指标都表现出非稳定就业农民工明显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即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要大于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为例，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工资收入基尼系数为0.34381，而稳定就业农民工为0.2966。

以上表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不仅收入平均水平相对低，而且收入的分布也更加不均等。

三、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函数

在利用基于回归的不均等分解法进行工资收入差距分析之前，我们首先估计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函数。根据Mincer收入方程，我们估计以下工资方程：lnwage=α+βP+δM+ε。其中，lnwage为月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培训；M为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主要包括求职方式、职业类型、就业的行业、单位所有制类型以及城市虚拟变量。

表5分别给出了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函数。

从性别看，无论是稳定就业还是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男性工资收入都显著高于女性，并且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在稳定与非稳定就业中具有明显不同的表现形式，非稳定就业中的性别差异要大于稳定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稳定就业中男性比女性工资收入要高出16.2%，而非稳定就业中这一比例为20.1%。

从年龄看，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年龄之间呈现二元函数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也随之上升，但到一定年龄后则相反。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年龄的二元函数关系并不显著。

从人力资本看，无论是稳定就业还是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值，这说明相对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来说，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的工资都更高；各种教育程度都对农民工工资的增加有很大作用，并且基本呈现出教育程度越高收入递增幅度越大的态势。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稳定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高于非稳定就业者，而初中教育程度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几乎相同。受过培训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值，说明培训过的农民工工资比没有培训过的农民工工资高，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就业特征看，（1）与以“自己找”形式求职相比，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求职的农民工工资更低。（2）职业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值，说明对于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而言，普通员工工资低于其余各种职业，这一差异在稳定就业农民工中更加突出，但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在除普通员工之外的其他各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相差不大。（3）餐馆、娱乐服务业、商业和机关的工资水平高于制造业，而建筑业、交通业及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低于制造业。（4）稳定就业农民工中各单位工资水平的高低顺序依次为其他单位、非政府组织、国有企业、外资与合资企业、私营与个体、集体与乡镇企业，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中各单位工资水平相差并不大。

四、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其决定因素

1.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内部工资收入差距及其决定因素

我们利用G•Fields分解法，根据估计出的工资函数来确定各种工资决定因素对工资不均等水平的贡献，分解结果见表6。

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对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产生了较大贡献的因素主要是就业单位所有制、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和培训、性别差异和城市虚拟变量等；对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产生了较大贡献的因素主要是就业行业、性别差异和城市虚拟变量等。下面我们结合表2、表3和表5，分析主要影响变量对工资收入差距的作用。

性别因素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性别差异都较大，尤其是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性别差异更大（如表2所示）；同时，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都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尤其是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更大（如表5所示），由此导致性别差异对于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贡献，并且对非稳定就业农民工来说，其贡献份额更大。

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变量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尤其是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表2显示教育在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的分布不均，70%以上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仅为初中及以下；表5的工资函数估计结果显示各种教育水平的教育收益率比较高。因此，在教育水平分布不均匀，而教育收益率高的情况下，教育变量必然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特别是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重要贡献。

就业行业。对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33.6%）就业在工资较低的建筑业、交通业和其他行业，但在稳定就业农民工中，就业在上述三行业的农民工较少（如表2所示）。因此，就业行业对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而对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了较大贡献。

就业单位所有制。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中大部分就业在私营与个体企业中（如表2所示），但这一就业单位的工资收入水平要比其他就业单位低，同时，稳定就业农民工各单位工资水平相差较大，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中各单位工资水平相差并不大，由此造成就业单位所有制对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贡献。

城市虚拟变量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都产生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虚拟变量反映了农民工所处就业环境及所面临的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这些生产要素和就业环境将直接影响农民工的边际生产力及工资收入水平。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和昆明五城市之间的上述生产要素禀赋和农民工就业环境差异较大，由此表现为城市区域位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工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较大贡献。

2.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其决定因素

为了分析造成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的原因，我们借鉴Oaxaca-Blinder的分解方法对两者的工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根据此方法，可以将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异分解如下：

其中，a和b分别指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ln（Wa）和ln（Wb）分别为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对两组农民工分别估计工资方程，βai和βbi为回归系数，Xi是解释变量观察值的均值。式中右边第一项为特征值可以解释的差异部分，即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禀赋差异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二项是特征值不能解释的部分，是系数差异（禀赋回报率差异）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禀赋差异表明，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个体变量特征具有相同的回报系数，由两者的禀赋特征不同所造成的工资收入差距；而系数差异则指，如果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具有相同的禀赋特征，而仅仅由于影响系数的差异造成两者的收入差距。

表7根据表5的工资函数估计结果，运用Oaxaca-Blinder的分解方法，对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我们可以看到，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工资差距的40.52%可由禀赋差异得到解释，而59.48%的差异是由禀赋回报率差异造成的。在禀赋差异中，首先是就业行业所导致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是就业单位所有制、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变量、城市虚拟变量，这些都是增加两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因素，而职业有助于减少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在禀赋回报率差异中，就业单位所有制与教育的回报率差异扩大了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之间的差异，而职业、行业、省份虚拟变量、求职方式、培训的回报率差异则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大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对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产生较大贡献的因素主要是就业单位所有制、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和培训、性别差异、城市虚拟变量等；对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产生较大贡献的因素主要是就业行业、性别差异、城市虚拟变量等。Oaxaca-Blinder工资差异分解的结果显示，稳定就业农民工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工资差异的40.52%是由禀赋差异造成的，59.48%的差异是由禀赋回报率差异造成的。

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与非稳定就业相比，稳定就业具有工资收入水平高而内部差距小的特点。在农村内部的推力有所减弱的情况下，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农民工就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增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

第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都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缩小其收入差距，并且有效增加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应该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投资。

第三，性别差异对工资收入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都产生了重要贡献。对工资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一方面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影响劳动效率水平的因素，另一方面可能是性别歧视。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有利于提高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缩小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

第四，城市虚拟变量对工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缩小各城市间农民工在工资、福利待遇、基本权益及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改善其收入分配状况具有积极作用。

第五，就业行业和就业单位所有制对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长远看，取消行业和单位的进入限制，摒弃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壁垒，对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缩小工资收入差距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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