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献国策》前后

从一份判决书说起

我在197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万人公判大会上接到的一份判决书。现全文抄录如下：

芦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75)字第67号

公诉机关：芦山县公安局

被告人：李天德，别名李笑天，男38岁，家庭出身富农，本人反革命分子，四川荣县人，汉族，文化程度大学。1958年因参加反革命集团被判刑5年。1966年因编写反动剧本被判刑6年。1972年10月刑满留场就业。1975年8月19日因反革命案被逮捕。现在押。

李犯天德因反革命一案，经公安机关侦审终结我院，现经审理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1958年李犯在重庆大学因参加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主义的反革命活动被判刑5年。1966年在新康石棉矿就业期间，又编写反动剧本、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我党历次政治运动、被判刑6年。刑满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1975年6月17日李犯以请假回家探亲为名，流窜成都、自贡等地，在旅馆、公园书写近万字的反革命文章《献国策》，内容极端反动。十分恶毒地指名攻击、污蔑我伟大领袖、攻击革命导师、疯狂地全面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叛徒卖国贼及分子和社会上的反、坏分子、分子鸣冤叫屈、进行翻案。李犯竟敢于1975年8月13日流窜到我们祖国首都北京，明目张胆地将书写的反革命文章《献国策》递交中共中央接待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李犯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李犯天德经我政府两次判刑教育改造，仍不悔改，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在刑满就业后，又书写反革命文章《献国策》公然流窜到首都北京，明目张胆地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屡教不改、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本应依法从严惩办。但鉴于李犯在扣捕入狱后尚能坦白认罪，故根据我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特依法从宽判处李犯天德有期徒刑。

(刑期从1975年8月19日起至1995年8月18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我院提出上诉状及附本，上诉于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笔者注：本判决书上没有具体日期，只有“芦山县人民法院”的圆图章)

判决书上说的芦山县是四川省雅安地区边远的山区小县，著名的苗溪茶场劳改队(现名川西监狱)就坐落在方圆上万平方公里的大坪山、灵鹫山、金龙山、金沙区等空旷的地域。“”初期胡风、梅志夫妻曾关押在此。

这份判决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概括了我从1957年打成以来近20年的人生轨迹、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血与泪的历史。这里所说的“1972年10月刑满留场就业”是根据上世纪50年代刘少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时制定的一条法规，即：凡因反革命罪判刑劳改的人刑满后不能回归社会，只能强行留在劳改队“就业”，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继续接受与改造，当然也没有公民权、只拿微薄的“工资”。在苗溪茶场就业，每月只拿16元工资，后升为21元。每月除硬性扣除10元伙食费后，剩11元。这11元的购买力是：可以买11斤黑市全国粮票，或向农民买21斤黑市包谷(玉米)粉。而我们就业人员一顿饭可以吃下一斤半到两斤玉米粉(面)做的窝窝头!

正如判决书上所说的，我是个“虽经政府两次判刑教育改造、仍不思悔改、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因此，成为劳改干部特别监视的对象。虽然“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可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却是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的人。叫“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不过，我虽然不能公开的说话“攻击污蔑”，但我可以在头脑里独立思考。无论是当犯人还是就业人员，我都没有停止思考问题，特别是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指挥下所发生的一切。从1957年“反右”他对我们施行“阳谋”以来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等人遭受迫害，特别是这次“”所发生的一切，使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内并非如我当初被打成时所想象的那样每个人都是紧跟搞“阳谋”的，而是有分歧。在我看来党内的“路线斗争”就是这种大是大非上的分歧，是正确与错误的分歧。谁是错误的呢?我认为是和“”。谁又是正确的呢?过去我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通过这次“”所揭发出来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的反的“罪行”，我一下明白了刘少奇、、等人就是代表正确的。正确在哪里?第一，他主张“新民主主义万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家剥削，且“剥削有功”。第二，他反对对农业过急过快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农业合作化；第三，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能检讨三面红旗饿死几千万农民、几使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错误，把它正确地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不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暂时困难”；第四，他从1962年起就推行为所批判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退田”、“翻案”等等“黑风”。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思考到，这是共产党内没有民主，个人专制独裁的结果，为此，我决定上书，把我对专制独裁和他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揭发出来。

写《献国策》的艰难

萌发上书的想法早在1972年我第二次劳改刑满时就有了。但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看不出共产党内有丝毫结束“”拨乱反正的迹象。可是到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和邓小平1975年着手整顿以来，客观条件成熟了，可以上书了。

然而，要想上书谈何容易，像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无时无刻不在干部的耳目监视之下，要想动笔写一个字都瞒不过人。为此，只能走出劳改队才能写材料。于是，我一改拒不认罪的态度、伪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弃“反动立场”，主动“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最终取得主管我们杂物组的中队长的好感。从1975年5月开始，我就向他提出请“探亲假”的要求。本来，我这个属于“敌我矛盾”的是既没有公民权也没有探亲的权利的。经过我三番五次地提出，中队长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到1975年6月中旬，他突然来到我住的破庙里当着全组就业人员的面把一个星期的“探亲”假条递给我，说：“我看你造孽，他妈的犯罪一二十年都没有回家见过妈老汉……为你这个探亲假，老子还跟指导员争了多久……记住，出(劳改队)去后，一定要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千万还要给老子惹麻烦呀……”。

然而，走出劳改队写材料同样也是有风险的。我只得徒步来到九眼桥四川大学旁的望江公园，在公园深处的竹林里的一张石桌上着手写上书材料。在写材料时突遭一伙治安联防队员的盘问，差点就被关进看守所，让我充分领教了红色恐怖及警察国家的可怕。

在公园里显然已不能写了，只好花大价钱每晚六角钱住宿费找了一家三人间的旅店写材料。原计划用三天时间写完材料，并抄写三份准备分别送给朱老总、、邓副总理。然而旅店也不是净土，同样遭到治安联防队员的盘查。晚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的三十多元路费竟然被同室的两个客人偷去了!

无奈。为了凑足上北京的路费，我只好去找在金龙山劳改队时结识的返城知青，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一个工厂的“大集体”(即职工家属组成的)修缮队当泥工，每月36元工资。到了1975年8月中旬，我挣足了路费且已抄写好三份取名为《献国策》的上书材料后，就踏上了进北京的火车。因有个中央和公安部的《八八》通令，即：凡进北京的人必须持有地委(县委都不行)以上的证明方可买进北京的火车票。为此，我只买了到保定的硬座票，到了保定后再想办法混进北京。

也许是天助我也，在火车上我结识了一个四川籍战士，他向我炫耀自己是在北京站岗保卫的。在得知我是邓小平的老乡受生产队社员们的委托上北京找邓小映四川农村受了自然灾害、生活困难(这一切都是我为了讨得他的同情瞎编的)时，他居然告诉我去太平街甲八号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

进京上书的遭遇

1975年8月13日早上9点钟左右火车进了北京站，那位战士掏钱帮我补买了一张保定到北京的火车票。

我在府右街登上16路公共汽车来到太平街甲八号。院子里早已聚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告状、喊冤的人们。我向一位在这里过了一夜的大娘打听，才知道今天上午政治学习不接待，要到下午3点才接待。

下午3点，电铃响了，屋檐下的高音喇叭响起警告：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接待站，是党中央国务院密切联系革命群众的纽带……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排队登记进了接待室后，发现接待者竟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我要见的起码应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或邓小平的政治秘书以上的干部。我简单谈了几句四川农民生活困难的话后就出来了，没有交出《献国策》材料。

在接待站，我打听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都坐“红旗”轿车的。这样，我决定到新华门前去守候，只要见到“红旗”车进出新华门，我就冲上去拦住，就像古时喊冤告状的百姓拦巡抚大臣的轿子那样把《献国策》交到国家领导人手里。在我看来，只有打破常规采取非常举动方能引起注意，从而惊动朱、周、邓三位，即使不被接见，也会认真地看一看《献国策》。

新华门前不仅有站岗的军人，就是新华门前的西长安街两旁都有士兵站岗。因为不许在新华门逗留，整个一下午我都没遇见一辆“红旗”轿车。见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只好放弃，明天再来。于是步行来到永定门火车站找过夜之处。

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后，让我惊讶万分的是火车站内外早已聚满了成千上万扶老携幼的流浪人群。有的在地上垫两张水泥纸袋、有的铺一块塑料布。一打昕，方知是来自各省的农村社员，而且都有生产队开的证明且一律是贫下中农，五类分子想出来也没有资格!这是什么世道啊!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求活命居然还要有资格才行!这可是北京呀，知道在他这位天子脚下居然也聚集了这么多求活命的自己的老百姓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珠市口邮电所分别给委员长、寄出一份《献国策》，留下一份准备到新华门见到邓小平时给他。

要想进新华门谈何容易，虽然与门前值班站岗的战士、军官论理了一番，甚至想强行闯进新华门，但终因人微而不能，且受到追查“身份”是“干什么”的“到派出所去说”的威胁。无奈，我只好被带到甲八号，一个四十来岁的四川口音矮女士接待了我。随着她翻阅《献国策》页数的增多，脸上的表情也在急剧变化，先是阴沉，紧皱眉头，牙关咬紧，最后竟是一脸的愤怒猛拍桌子，凶狠地吼道：“这是你写的吗?还有哪些人参与?”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我最不愿预料而又恰恰是我所预料的那样：我被抓了。当晚就押进听别人说叫“半步桥”的地方连夜几次审讯。审讯者们说：我那《献国策》是“最最最最反动的反革命罪证”，我犯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下面，我就把《献国策》十二条中他们认为是“最反动的”两条全文抄录出来让大家看一看，究竟反动在什么地方。

《献国策》的主要内容

……

十，各项政治运动、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

三面红旗、、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是主席一人提出来的?全国人民事先对这些运动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参加意见，人民心中无数、不理解、不明确。所以当这些东西从天上突然掉下来时，像三面红旗、那样，造成方向极不明确，极度的混乱，以致破坏大于建设，坏处多于好处。中央里有气迫(魄)的人似乎是太少了点，对明明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怕丢官。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情，又因虑及阻力大怕事情弄不好反而坏了“名声”，得罪了“天下人”。这些人也是徒有其共产党员名矣!

关于，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好处。

(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以来的各个生活领域里的“开后门”，不正是人们道德败坏、奸滑的表现吗?如果说有什么丰功伟绩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青下放、‘五七’干校、赤脚医生……”。然而没有，难道就不能像现在由中央提出、再经人民讨论产生出这些“共产主义新事物”来吗?至于说打倒了刘少奇、，那刘少奇可暂且不忙谈。一类“中山狼”的出现，纯粹是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即使没有，似这样爱宠爱得志的“中山狼”，迟早也会打主席的翻天戟，哪谈得上是的功绩?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理论上谈得再好听，做起来却是最难看，那这样的理论、口号又有何用?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三面红旗是个什么样儿吧?

。它只表现出了政社合一的好处，而其他，则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

(A)，办集体食堂是公社――上共产主义的天梯――的内容之一。每家每户的一切粮食，猪羊鸡鸭、桌凳、碗筷、锅及一切生活用品，一律“共

产”，统统交伙食堂。开初，尚能满吃满胀，不久就喝大锅汤，继而水肿病、死人。

(B)修居民村。要修三五层洋房，还要安上电灯电话。于是把相当数量的草房、瓦房拆除、烧毁。结果是造成一部分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四处外逃，造成农业生产大破坏的因素之一。

(c)，高产地、“卫星田”。电影上放映了广西某地亩产水稻十三万多斤的奇迹后，五八年的报刊上也不厌其烦地吹嘘哪儿又亩产三万斤、哪儿又亩产五万斤。搞得人们神魂颠倒，纷纷抛弃千万亩良田，而去经营一两亩卫星地。重庆有一个生产营(大队)冬季只种了两亩小麦，用了一千斤种子、据家的计算，可亩产一千乘一千(1000斤×1000＝1000000)得一百万斤!结果产了1000斤×0＝0斤!!使人惊讶的是，居然在公社的跃进打擂比武会上得了第一名。层层的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

(D)，大兵团作战。这是公社的第四个内容。为了集合上千上万人搞大兵团作战，农民不得不扶老携幼、身背被盖、锄头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劳动，这将是什么样儿?不堪设想。

_又是什么内容?农村是大搞钢铁运动。重庆华云山、岳池县集中了三十万人以上、上山大办钢铁。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在浪费了大批粮食、砍伐了大批树木、造成了大批疾病而一事无成了事。只在报纸上记载了它生产了无形的千万吨钢铁。‘城市厂矿的、除发疯似地大量扩大人员外，还在车间实行苦战，连续两天两夜、三天三夜的不下班，不离开车间。各厂矿唯恐自己“落后”，没有放出高产卫星，于是除了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外，又搞粗制滥造、谎报成绩、产量。的第二个年头(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六。年，就变得奇缺。人们仅能看到的商品产品。统统是被人们讥笑成“跃进货”的劣质产品。跃进货成了一切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在没有遭受“自然灾害”以前的五八年、五九年全国粮食、钢铁的谎报数字是多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九千亿斤粮食吧)实际又是多少?所谓“自然灾害年”又是怎么个灾害法?气象局有何科学证据全国都遭了天灾?中央难道不明白?即明白。那又怎能说明三面红旗是举对了的?明明是错的，却偏偏要说是对的、这除了愚昧人民、搅乱人们的正常神经外，就是为一个人的错误开脱罪责。现在又把刘少奇、陈伯达抓来做替死鬼、赎罪羊了。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十一，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A)，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即使无错自己也得主动免选。至于在任职期犯错者，随时罢免。(体面的，不戴任何分子帽子的退职)

(B)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这样做，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c)，不应当把一切功劳都算在一个人头上；也不应把一切罪过都栽到别人身上。过去和现在、无论是法律还是新闻宣传、文学艺术或开会讲话、作报告，统统一律地把有史(共产党的历史)以来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一个人，而不归功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更不说、朱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也该分一点功绩了。至于人民，这个“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更是一群愚蠢的流氓。仿佛没有主席，地球就不转动、人类就不进步、女人也不生孩子了!

(D)，反对搞宗教神权和个人迷信。把主席吹捧上了天、简直是救世主下降、公然像封建帝王一般要天下人在一切场合高呼“万岁!万万岁!!”而对于这种肉麻的吹捧、自称为是唯物主义者的人，居然乐意接受而不加阻止。唯物主义者相信人可以活万岁吗?说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今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时代”等等伟大空话，有什么意义呢?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难道还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或动摇其的天下大乱吗?难道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天下不大乱就不能大治吗?再说，一百年内的事就被先知先觉了，那几年之间就打翻天戟的事为何又未曾预见到呢?由于长期养成了“我说的算数。”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听得好话，吹捧阿谀的话。听不得反对自己做错了的“坏话”。深知此窍，故比任何人都善于紧跟、高呼“最最最最伟大的，万万万万岁?”像赵高一般又善于指鹿为马、陷害开国功臣(如邓小平、、谭震林等)。仅仅是由于会“高举”、“紧跟”会拍马屁，于是主席就把他安置在“法定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这把金交椅上。从此，谁也不敢反对他，也要人民敬祝这个副救世主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了!也仅仅因为这个小丑要陷害主席，于是陡然从半空中掉下来变成了“猪屎堆”“狗屎堆”!请问：说是亲密战友，是因为他同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吗?还是由于他会喊万万岁?说他是狗屎堆，是不是因为他要陷害?也许有人会说：“他不单是害主席，而是想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不对，他即是法定接班人、第二个救世主，他就是当今之中央，何曾需要另立!说另立话者，其实自己心中也自立有党中央。复辟资本主义么?老早就在干了。可是就在他搞法西斯主义时，主席还在拍手称赞呢!说打谁，主席点头；说爱谁，主席也表示照办。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不是有很多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被打击、排挤，陷害置死吗?不是又有相当多的坏人在期中大大地发泄了一下私愤、大大地捞了一把成了膨胀了的暴发户吗?也许有人说：“我们已经为邓小平、这些好人‘’了。”“”固然应该，但为何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都怪?“”不是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吗?有了成绩就写到主席头上，错误、坏事就栽到身上?好一个奇妙的办法!然此法能遮天下人耳目否?在一篇文章中曾移赐两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中山狼”是他代表那个阶级的本性，“猖狂”也是必然的。但“得志”呢?谁让他得志的?谁叫他是亲密战友?法定接班人?狼吃人该挨打，但放狼出笼吃人的人也该打板子!不要认为自己一切都对，连错的也是对的。正由于过去中央有这种个人对完了的风气，故传到以下各级党委班子，第一把手哪怕明明白白地执行了错误路线，谁也不敢吭声反对，反而还只得捧扬、紧跟。

我认为上述的话是难听的，但是中肯的。如果主席不是立党为私，不是把功劳都写到自己(而不是党中央)身上，不是过高地估价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那我奉劝主席量大一点，拿出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政治家的高风格出来，主动让位给卓有远见、胸怀大志、有才干的年轻人。

从死刑到

上述《献国策》中的十、十一两条，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敢于到北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最最最反动、最恶毒、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在半步桥监狱(有同监人又说是秦城监狱)就有干部对我说：“好啊，你是通了天哕。刘局长(指当时的北京公安局长)和中央首长都知道了。这下你就等着杀你的头吧……”。

因为我是从劳改队跑到北京的，虽犯了“最大最大的反革命罪”，还是要押回劳改队所在地的四川芦山县执行。遵照中央首长的旨意，芦山县法院连问都没问一句话就迫不及待地在1975年9月写好了判我“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上报雅安地区中级法院审批。以中院刑事庭庭长杨正全为代表的法官们，出于正义感对专制独裁、及历次政治运动的“不感冒”，故意压住、拖延不立即批复，直到1976年北京天安门爆发反专制暴政的“四五反革命事件”、捕杀的对象重点已转移为“四五”反革命“活老虎”时，中级法院才乘机将我这只“死耗子”以借口“尚能坦白认罪特依法从宽判处李犯天德有期徒刑。”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2月，我先后接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中被错划为的改正审批表》及重庆市雅安地区中级法院的裁定书。而且，以总书记为代表的民主开放的1985年初，《献国策》被视为具有特别革命历史意义的文物、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展示。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多家大报刊相继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至此，关于这份判决书中的《献国策》就说完了。至于当、后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两次判刑的事，待有机会时再向天下人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