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刑罚制度中性别差异的研究

摘 要：纵观我国封建王朝的历史，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一，唐朝不仅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社会对外开放力度较大，而且法律中也体现出男女因性别差异而采用不同的制度，尤其体现在刑罚执行的方面。在认真研读《唐律疏议》的基础上，结合唐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深入展开刑罚制度中有关男女性别差异的相关问题研究。

关键词：唐代刑罚；唐律疏议；刑罚性别差异；差异表现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127-02

古代封建社会里，处于封建王朝顶峰时期的唐朝，社会开始对外开放，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统治者本质上虽然固执地沿袭了传统意识――否定女性的社会地位，但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善和提高。如《唐律疏议》的制定，彻底地诠释了唐代对于女性罪犯刑罚的优恤，与处罚男性罪犯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差异较大。

一、研究唐朝刑罚制度性别差异的意义

唐朝以文化盛事而闻名历史，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制定了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非常成熟和完备的法律――《唐律疏议》。在阶级本位的封建社会里，唐朝统治者采用立法的方式在司法方面尊重和保护女性，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相当罕见了。因此，研究唐朝刑罚制度中关于性别方面的差异，对当代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先，唐代的刑罚制度中体现了封建阶级之间的特权制度。自古以来，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等级十分分明，人与人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唐律疏议》的刑罚制度中就明显地体现了阶级地位之间的司法特权，尤其是女性刑罚的规定。比如，很多妇女因为丈夫或儿子具有特殊身份而获得相对应的封号，分为两类：五品以上官爵的母亲、妻子和五品以下官爵的媵。由于相互之间的身份地位不同，依照唐律的规定，享有各自的特权。还有就是没有官品邑号的烈女节妇，也享有一定的司法特权。唐代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执行不同的刑罚，显然与现代我国刑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的刑罚执行平等相违背，体现了我国目前法治的进步。同时，通过研究唐朝刑罚制度的性别差异，引发我们深刻思考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立法问题。

其次，唐代的刑罚制度中体现了优待女性的明显特征。通过观察唐代历史犯罪的相关记录，女性的犯罪率要远远低于男性的犯罪率，并且在犯罪的数量和类别上也少于男性。一般而言，女性的犯罪主要与其生活的家庭模式、生活观念相关，而男性犯罪主要与金钱财务、贸易往来相关。《唐律疏议》中就针对女性犯罪和男性犯罪的量刑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并在刑罚执行中明显体现了宽免优待女性罪犯。我国现行的刑法体系中，基于对女性人权的保障，仅针对怀孕的妇女有特殊的规定外，其他犯罪男女之间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由于女性具有特殊的体质要求，自唐代以来，在刑罚制度上就开始对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待，值得我们当代刑罚制度中关于女性罪犯制度设置的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再次，唐代的刑罚制度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理念。唐朝时期，发展到顶峰的儒家文化，融合了人们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把“礼”、“法”等文化内容在人们的生活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不仅对于普通老百姓，也包括唐朝时期的统治者。唐朝的统治者结合儒家文化的理念，制定了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这表明，一种文化的发展，对政治影响甚大甚远。如今，在我国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下，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无不流淌着“和为贵”的理念，顺应时代文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法制与文化同步前进。

二、唐朝刑罚制度性别差异的具体体现

（一）伦理、亲属类刑罚制度中男女性别的差异

唐朝时期，儒家文化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儒家的“三纲五常”、“礼”、“法”等观念得到了空前的融合与发展。由于封建家长制仍处于统治的权威地位，唐代女性的卑微家庭地位虽得到改善，但仍旧很低。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女性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由于没有遵守森严的等级制度，存在伤害尊亲属的某些行为，应受到刑罚的相应处罚，并且要比男性犯此罪处罚得更加严重。另外，在唐代女性如果犯有“因擅去而改嫁”的罪名即现在的“重婚罪”，要受到“加二等”的处罚，明显要比男性犯“有妻而更妻”的罪名所受到的刑罚治罪要多四等，进一步减弱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性，增加了婚姻束缚感。唐律中，甚至有关于女性在丈夫死亡后或被丈夫休弃的相关规定，一般都比男性犯同种罪名的刑罚惩罚力度大。

（二）家族共同犯罪刑罚制度中男女性别的差异

关于家庭共同的犯罪行为，《唐律疏议》的《名例》篇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唐代，针对共同犯罪的行为，适用“共犯罪造意为首”的原则来定罪处罚。而在家庭共同犯罪中，首要惩罚“尊长”（即男夫），如果女性为“犯罪造意者”而非男性时，则根据晚辈的男性是否为罪犯来定罪，一定程度上可以免除女性的刑罚。唐律刑罚中如此特殊的规定，表面上充分体现了在唐代刑罚中对女性的宽待，标志女性地位的提升，展现了儒家思想中“礼”、“法”的贯彻实施和实际应用；实际上彻底地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下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和低下，即使是尊长女性与晚辈男性一同做出某些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时，仍然受到晚辈男性的操控，无不体现封建家长制的渗入。由此，才有“男夫独坐”的相应刑罚的规定，符合封建社会的时展潮流。

（三）部分犯罪连坐刑罚中男女性别的差异

刑罚中的连坐，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刑罚方式，主要针对犯有大罪的罪犯适用。唐朝的《唐律疏议》中也沿用了这一刑罚制度。连坐一般分为两类：一为女性犯大罪而导致男性家属同样受到法律的处罚；二为男性犯大罪而导致女性家属同样受到法律的处罚。在晋武帝时期，针对犯“谋反”的罪名，其离婚的妻子和改嫁的女儿就不再因为原来家族的连坐而受到处罚。到唐代，《唐律疏议》又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对于触犯“谋反及大逆者”，其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男性一律受到连坐，而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妻子和妾，均不再受到连坐的处分。唐律中甚至规定，如果只有女性犯罪，则其所有的家族亲属不再遭到连坐的处分，即“止坐其身”。针对这样的律令规定，深入剖析便可以发现，一方面唐律在宽待女性，保护无辜的女性；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显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卑微，展现了男性对社会的操控。

（四）徒刑执行制度中男女性别的差异

《唐律疏议》的《名例律》对唐代的刑罚体系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它分为笞杖徒流死五刑以及其下设的二十个不同等级的刑罚体系。其中，徒刑的执行最能体现男女性别的差异。徒刑，最早源自周朝，后经过历代的不同规定，徒刑已变化较大，但其本质没有得到改变。本质上，徒刑就是对罪犯所采取的一定时间段内的强制服劳役，即现代刑罚意义上的“剥夺罪犯的自由权”。按照唐律的规定，只要被判处徒刑，必须服劳役。唐律中对于在京和在外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于在京的罪犯，男性罪犯要在监狱内从事杂役，女性罪犯要在少府监从事缝纫；在京外的罪犯，男性罪犯要在当地做官役，女性罪犯要在当地缝忍或做配舂。不难发现，男性罪犯要比女性罪犯的惩罚力度大，这体现了唐朝男女在刑罚上较大的差距。

（五）流刑执行制度中男女性别的差异

唐朝五刑制度中，流刑也是刑罚制度男女性别差异的具体体现。流刑，是不忍刑杀，它是自由刑中最重的刑罚，仅次于死刑。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流刑是指，罪犯被判处流刑，就要按照其所犯的罪名根据唐律中所确定的里数，强制要求罪犯搬离居住地，迁移到远方，终身不得回到原来的住处，并且还要有相应的年限服劳役，详细规定了男女之间不同的服劳役方式。女性被流放，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因丈夫、儿子被流放而需流放；二是因自己犯罪而被判处流刑。针对女性犯罪判处流放的刑罚，唐律又做出了与男性犯罪处罚制度不一样的制度，相当有特色。尤其是女性罪犯不可以单独实施流刑，可以在居作、留住和决杖的刑罚方式中进行选择。有一些学者认为，《唐律疏议》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基于实际成本的考虑，在对女性犯罪单独执行流刑时，由于女性先天的柔弱，不能从事重大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国家还需配置相应人员予以监督，显然不切实际。所以，一般不会单独对女性罪犯采取流刑而采用其他方式取代，足以达到惩罚罪犯的目的即可，除非其犯有较大的罪名才执行流刑。而男性犯罪被判处流刑，没有任何优于女性的制度。

（六）特别规定了女性罪犯在怀孕期间的刑罚执行

《唐律疏议》作为唐代的法律，当之无愧为我国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非常成熟和完备的法典，典型代表是它做出了关于女性罪犯怀孕时期的刑罚处罚的规定。看似小的规定，却深刻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唐律规定，女性罪犯在怀孕期间被判处死刑，也需要执行刑罚，但需要等分娩后一百天才执行。如果执行刑罚的官员，不按照唐律的规定提前执行了该女性罪犯的死刑，要受到唐律的制裁。就连女性罪犯被判处笞杖刑，也要等到分娩后一百天才执行，否则执行刑罚的官员也要受到唐律的制裁。这是专门针对女性罪犯而设立的，很鲜明地体现了唐代刑罚中性别差异较大，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法制进步。比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和刑罚，规定判处死刑的妇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怀孕，永久地不被执行死刑，包括死缓。这充分体现当前我国法治的进程、人权保障的加强和时代注重对女性的保护。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唐代刑罚制度中有关性别差异的不同规定，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唐代具有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女性罪犯刑罚执行中的宽宥和怜恤，同时还揭示了其仍然深受封建社会本质的影响，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此，结合当代我国的法律体系，我们应该用发展的、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唐律疏议》中关于刑罚制度中性别差异的不同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促进当代刑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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