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路上的“绕”

摘 要：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具有独特的主题、结构和乡土经验。故事采用了“说书体”的叙事方式，详细描绘了底层小手工业者的群体生活形态和他们孤独的内心世界。他们是民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排解孤独的方式也渗透着民间文化。长久以来，他们形成了自身的生活哲学和生命观，有自相矛盾之处，却也饱含着对生命的善意，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民间生命形态的深度观照。

关键词：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民间群体；生命观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59-03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讲的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却在当下社会产生了共鸣和热议。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陈晓明更称其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有“高度”的作品”，“开启了乡土叙事新面向”。本文以“民间”为研究视阈，围绕作品中人物的具体特质、行为模式和精神世界彰显的民间视角做一些探讨。

一、“喷空”补充的民间群体

真正的好小说是能够“创造形式”的小说――或者更准确的说，总是能够根据内容来设置合适而无可取代的形式，并使内容完全地生长于形式上的小说。毫无疑问，《一句顶一万句》里面线索纷杂，始于“买豆腐的老杨最喜欢和老马说话”，收于“牛建国人在广州继续寻找章楚红”。整本书的语言叙述都格外细致，如抽丝剥茧般地缠缠绕绕，生怕遗漏交代任何一个相关的人和事。这种流动的、说书似的叙事结构不仅贴合了“人生不过一个绕”的主题，也直接用文本现身说法演示何谓“喷空”。书名“一句顶一万句”，除了有“某一个人的某一句话强过之前的一万句话”之意，从抽象形态上说，也有以一万句做铺垫、层层叠加、如喷射气流般的语言螺旋状叠加上升，最终“顶”出最后的一句话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描写，刘震云让读者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以杨百顺、牛爱国等人为代表的这一民间群体。需要注意的是，故事中的人物，除了有明显身份烙印的，作为参照进行刻画的教书先生老汪、传教士老詹、县长老史等，其他的人几乎都是已经离开了土地和农民身份的底层小手工业者。他们中有做豆腐的、贩货运输的、卖馒头的、搓澡的、剃头匠、杀猪匠等，可以认为小说讲述的是一群底层手工业者的人生轨迹和心灵史。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没有了土地的牵绊和给予的安全感，所以很容易就想到出走、逃离和走向漂泊；没有牢靠的身份特质的束缚，所以很容易改变决定，想法多变、不坚定。对这样一个群体，当代文学史并没有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大概因为他们不能像知识分子那样冲到广场上去发出震耳发馈的力量，也不具有在站在十字街头彷徨的内心；不像农民群体一样天然承载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并被打上了斗争的烙印，这与五四以降中国小说的书写要凸显社会意义的重要导向不相吻合。他们又确实是民间群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游离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穿梭于市井与闹事之中，形成了复杂的性格。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从业种类和形态繁多，每个人接触的人和事形形，从而形成了群体内涵体量巨大又难以提取出典型的特点。所以，“喷空”这种演绎法就显得恰到好处了。刘震云通过“喷空”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一桩事情接着一桩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干脆利落又藕断丝连，同时指着一个方向，直到结束。他搭建了一个包容了众多底层小手工业者生活形态的图景，并深入到精神层面，指出了他们的情感需要和孤独的困境。作为主角的杨百顺和牛爱国都属于这一群体中最不如意的人。他们都拥有比常人更加戏剧化的悲喜人生并前后呼应：迟迟找不到合心安定的工作，被妻子背叛不能释怀，甚至想到过去杀人；或者说他们自小就没有获得基本的亲情和友情，爱情没有或者刚萌芽就被戏谑化，由此应习得的思考、行为经验也都是缺失的，这也是他们都难以找到那个能“说得着”的人的重要原因。他们经历了比周围的人更多的波折，走了更多的弯路。以他们为主角，就让小说获得了创造更大叙事容量的机会，也更容易让读者对这一群体产生理解和同情。

书中这样解释“喷空”：有影子的事，没影子的事，一个人先一句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事情搭上来。很多时候“喷空”的人是并不能控制话题发展方向的。因为“喷空”是建立在有一个投缘的“说得着”的伙伴基础上才可以实现的，讲究的是默契。这一特点也暗暗吻合了小说中所描摹的底层小手工业者寻找那个人、那句话的艰难，对生活的迷茫、无力把握以及群体性的孤独。

二、排解孤独的民间方式

陈思和将民间、庙堂和广场并列，划分成为三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他认为，民间文化“具有藏污纳垢的形态”，“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有着独立的历史和传统”。那么就可以说，既然知识分子可以靠着思辨、说文著书来反抗孤独，那么这些来自民间的这些底层小手工业者，也可以靠着民间文化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从另一方说，如果他们只是意识到了孤独和苦闷，却没有采取任何的反抗行动，那么，这个群体的来自民间的生命力也会大大减弱。

对小说里的人物而言，找一个“说得着”的人就是他们排解苦闷的方式。“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相互对应，两位主角有着类似的经历，一些场景也对应出现。虽然不是完全今昔相同，但不断出走、寻找的精神内核没有改变。杨百顺因为现实利益陆续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本来没有信仰，却又因为现实利益选择了信仰，但对他来说只有最后的名字罗长礼代表了他一直以来渴望的生命形态。罗长礼是“喊丧”的人，“喊丧”在民间文化中是通灵的行为，是乡土中国葬礼上的独特声调，实施者被赋予了与灵魂对话的能力。在“喊丧”的过程中，死者生前的种种积怨、愤懑和那些难以启齿的话都可以说出来，“喊丧”的人也因此见多识广，释放了内心。归根到底，杨百顺是将始终实现不了的、找一个“说的着”的人的愿望寄托在了“喊丧”这一来自民间的行为艺术上。牛爱国在遭遇老婆庞丽娜的背弃之后，意识到“原来不是两个人相敬如宾就是好，凑在一起能一说一个晚上才叫夫妻”，内心倾诉的欲望也随之被激起来了。他先是一个一个去找自己认为可以指的上的人去诉说，但发现与往日的朋友冯文修已生了间隙，杜青海给他“码”道理从跟上就错了，陈奎一自己已经焦头烂额，无心听他诉说心事了。牛爱国和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之前的交好只是因为时机比较对罢了，他们并不具备成为挚友的根基。而让他拾起探索生活欲望的是逐渐明白母亲曹青娥在弥留之际的表现，原来母亲生病不告诉儿女，不仅是怕儿女担心，也是对儿女失望，但牛爱国其中的委屈，似乎只有章楚红能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支撑他走下去的仍旧是来自民间的文化经验，即母亲提到的“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只有日子没得挑”和何玉芬说的“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如果想不清楚这一点，就没办法活下去”。正是这种朴素的认知让牛爱国明白了不应该顾此失彼，而要更加坚定的去寻找章楚红，去努力争取未来。

在两个主人公的寻找过程中，传教士老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老詹传教40多年，加上最后的杨百顺，只发展了九个所谓的信徒，他反复告诉人们“信主可以让你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主”在他口中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交谈者，即可以充当每一个人的那个“说得着”的人，这与罗长礼的“喊丧”殊途同归。几十年以后，牛爱国发现了杨百顺收藏的老詹的传教图画，背后写着“魔鬼的私语”，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祸可从口出，不能只说不做，追求“说得着”的人必然是一个同魔鬼抗衡的痛苦过程，但又是抵达彼岸的必经之路。这之中渗透的接受一切、迎难而上的精神与“过日子过的是以后，不是从前”恰好又形成了呼应。所以，传播西方教义的老詹其实已经民间化了，正如他最后对杨百顺说：“孩子，我头一回不以主的名义，以你大爷的名义给你说，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是支撑前后两个主人公不断排解孤独的民间文化力量的形象化，他身份的特殊性也体现了民间文化巨大的包容力。

三、对民间生命形态的深度观照

刘震云在回应对《一句顶一万句》书名的争议的时候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为了找寻创作灵感，他决定走一遍在小说中将要出现的每一个地方。当他开车到山西的时候，曾经把车停在一户人家门口，掏出一盒烟向旁边一个光膀子大哥打招呼说：“车停在你家门口，麻烦了。”结果大哥的一句话让他温暖万分：“兄弟，出门在外，不容易。”刘震云认为这句话奠定了整本书的创作腔调，并因此加重了对朋友的描写。④通览整部小说，除了角色定位和文化传统，小说确实也处处体现了对民间小人物生命形态的深度观照。

小说的时间跨度虽然将近一个世纪，但其中的人物并没有厚重的时代痕迹，主体性格也没有随着时光流逝有重要的改变，体现了这些底层的小手工业者们性格的某种稳定性。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杨百顺、老裴、牛爱国等都先后想到过杀人，以求同归于尽一了百了。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想到杀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没有过多的权力和能力，除了杀人再也想不出如何了结事情。其实，除了因为作为叙事主角被点破的他们，其他的延津人民心里也何尝不藏着一把刀。中国独特的生活生态环境造成了他们的孤独无处去倾诉，但又希望对所有事情都有所交代，这是这些人普遍的思维逻辑。最后阻止他们杀人的都是恰好出现的某个人，用不经意的行为中止了他们，然后顿悟出“人生不过一个绕”，杀人原来不值得。这样的思想转变体现了他们轮回的生命观，也显示了生活需要向前看的积极心态。一方面饱含着孤独，一方面又只能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是他们的精神生存状态。这中间涵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折射出了民间的生存环境和人们的复杂的心态。除了老詹对圣经的解读是“人在孤独的时候可以去找神，就可以解脱”，老汪对《论语》“有朋自远方来”的解读也是充满着意味的。老汪认为孔子有朋友来是因为身边没有说的上话的人，所以才高兴，但问题是即使来了人，也未必是说得着的人，事情还是可能会陷入悲伤，这句话分明是孔子对人生进行反讽。这体现了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和西方人的不同。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何况是在原始人性顽强的民间。神是定性的，人却是没有定性的。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一个能够摆脱人际关系的影响，甚至可能因为一句话，朋友变成了仇人，或者几十年之后遇到，曾经的仇人变成了朋友。在中国的民间，朋友不一定说的上话，说得上话的不一定是朋友，人与人之间有一层难以打破的壳，壳的里面是一颗孤独的心。

在小说里，亲情、友情和爱情几乎都是靠不住、抓不到的，作者看似在宣扬一种“人生充满着苦楚，无法回避”的生命感觉，但在最后，牛爱国似乎还是给人留下了一个希望的尾巴。其他人之前的种种反抗也在事实上颠覆了这种叙事。吴香香虽然善于钻营，背叛了杨百顺，但又确实有着真感情，甚至真挚到让触动了杨百顺。所以爱情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对象罢了，同样的还有庞丽娜和小蒋的外遇，归根结底也只是禁不起“和一个人能说一晚上话”的诱惑。杨百顺、杨百利与父亲老杨相互之间各种算计，但杨百顺却对养女巧玲尽显父爱。牛爱国虽然发现三个朋友最后都不再可靠了，但却在与少年时交恶的李克智的交谈中感受到了朋友之间的温情，原来有些不曾想过的人也是可以交心的。所以，小说一方面看似在抨击人情冷漠，但又处处饱含着对小人物最淳朴的善意。也正是确实有这些善意存在，所以民间才能在庙堂、广场之外形成自己的谱系和生活准则，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解析，《一句顶一万句》都是一本描写人们孤独的书。这部作品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所以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温暖的抚慰。⑤这种孤独扎根于中国长久以来压抑的生存环境，被打破的鬼神信仰以及社会巨变中的人心难测。刘震云力求透析的是百年底层中国人民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信仰等问题。除了文中所论述的几个方面，故事中的人物逃避孤独的“出走”方向是更广的民间，“回来”的希冀是返璞归真的平凡生活，故事所具有的民间意味的内核也在于此。

《一句顶一万句》的文本之所以具有独特性，在于它的不可复制和无法替代。小说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完整的名字，只是以老马、老杨、老汪、老鲁表示，但他们合在一起，就构建出了底层小手工业者的存在价值和独特意义。一条条的人生轨迹重逢又分离，使故事更加耐人寻味，也呈现了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

注 释：

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5.

张清华.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8.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吴越.刘震云回应对新作《一句顶一万句》书名的争议.文汇报，2009.6.

雷达.《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文汇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