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探析

摘 要：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70 年代开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与当前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重点在文本内部，即研究怎么译的问题，误认为这就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这一点至上世纪50 年代之前中西皆没有大的改变。50 年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萌芽，至70 年代获得理论上的大突破。“等值”、“忠实”、“源文本意”的真理性开始动摇并逐渐被彻底解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妇女从质疑并反叛男性中心论出发，“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降至社会和文学阶梯底层的一团概念，翻译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去探寻存在于文本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反映了存在于更大文化语境中的权力结构。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Simon，1996：1）与文学理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入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并不多见，仅散见于一些论文集中，对其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成果更是缺乏，显然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国内译界的应有重视。本文希望能比较详尽地将这一理论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译学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进国内译学界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90-03

一、理论背景

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得益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西方诸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在诸多所关心的问题上存在着相似之处。西方后现代的转向在理论、艺术和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影响，翻译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后现代转向之令人兴奋和激动在于它包含了一种经验、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冲突，即与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斗争并且提供观察、写作和生活的新方式。后现代转向放弃了常见的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认为是安全可靠的支撑点，而要求进行一次到新的思想和经验王国之远行。

翻译领域的许多传统观念在这种转向中遭到解构，比如忠实观、原文意义的终极权威性、语言的透明表征性等等。以前习以为常的观念受到质疑和挑战，翻译研究领域中“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普遍适用结构遭到解构：去除神话，重建历史成为共同的心声并付诸于行动。被压抑已久的那些蛰居边缘的各种力量纷纷揭竿而起，希冀从“宏大叙事”的废墟上挖掘出自己被“正史”掩埋的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走到了一起。

所有的翻译，无论译者在传译的过程中多么努力接近原文，与原文“等同”仍然是一种理想或曰乌托邦，而非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翻译大家无不扼腕相叹。翻译由此被认为是必然存有缺陷，要么不及要么则过。翻译与原文相比，地位也一直处于第二等，是拷贝的拷贝，不似的模仿。翻译的这一处境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了某种同构。两者在各自的从属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低于男人。这样一来，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这一点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当然，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两者必然走到一起。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隐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上描述翻译的种种话语，女性/ 性别与翻译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理论主张

在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方面，性别成为切入两者结合的最佳点。翻译理论引入性别使得翻译原先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性别、语言与翻译之间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场点（site），通过这个场点，大量新颖的研究成果问世，并且展示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理论阐发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命题进行了质疑和反叛，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也对传统的翻译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理论主张。就我看来，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坚持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并努力通过翻译建构女性独特的身份诗学。不可否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这些主张在实际应用当中解构大于建构、颠覆胜于继承，但如果考虑到其理论提出的框架和背景，其合理性还是不容置疑的，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也是不可抹煞的。她们的这些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 原文- 译者/ 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文- 译文的共生共荣。在破除了源文作者权威的神话后，译者与译文不再是那个差劲的摹仿者、不似的假象、机械的拷贝的形象了，源文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与另一极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奴隶与主人、女人和男人之间依附与主宰的关系。源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共生共荣，这首先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源文的后续的生命（afterlife），译文为源文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料想不到的生存空间。这后续的生命体现的是时间上的前后而不是价值上的高低。

2.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和实践均过分强调翻译主体（译者）的被动与消极和受制约的一面，压制译者的主体性（吕俊、侯向群，20012：37），译者自身遭到了冷遇，其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余光中先生（余光中，2002：150）就曾说过“在文坛上，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稿酬比人低，名气比人小，书评家也绝少惠加青睐。……书译好了，大家就赞赏原作者；译坏了呢，就回头来骂译者。”提倡译者的创造性、主体性亦成为译家之大忌，‘信’和‘忠实’被译者视作翻译的第一要义，唯有紧跟原作/ 作者听命是从，以免落得叛逆的责骂。译者这一尴尬的生存处境持续千年之久，中外皆然。无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性别译者在解放女性译者的同时，解放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的创造性。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对源文本意义阐释的多元化，丰富了翻译作为文本阐释实践的内容。女性特有的语言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有时不是男性能够察觉得到的，或是根本不想察觉，或是潜意识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王晓元曾在《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一文中考察了译者、性别与翻译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某种态度或立场，并对因性别意识所造成的文本阐释的差异作了细致的个案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3.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丰富的翻译实践。其中有两个领域对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而言最重要：第一就是跨越大西洋把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著述译介到英美知识界的情况；另一个便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圣经》翻译。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的语言（inclusive-language）的阐释引发了争论，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的含义，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她们遇到了如怎样翻译女性身体（translating the body），文化双关语（cultural puns），和词语游戏（word play）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她们总结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芙洛图（Louis von Flotow，1991）就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当中的三种最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劫持（hijacking）。增补或者补偿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加写前言与注脚在芙洛图看来是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规操作。这一技巧包括解释源文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所译作品中采取的翻译策略等。

4.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结合，揭示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并最终发掘出“消失”在男性中心话语中的女性译者。除此之外，她们还努力就那些将女性以及翻译贬低到次等地位的概念、话语和蕴含在背后的种种权力关系进行质疑，最终解除并重写那种神话。她们的这种努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女性主义者要对《圣经》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进行颠覆，并主张女性化或性别化《圣经》的翻译。其次，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求译文绝对忠实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性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以《圣经》英译本为例，语言中充满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歧视；并且《圣经》的中译本中他们也觉得有必要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圣经》，他们有权对原文进行干涉并作出修正。再次，女性主义者通过翻译中的语言中性化处理，将传统的《圣经》英译本中带有性别色彩的词加以变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男性语言所遮盖的“另一半”表现出来。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两种范式

正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样，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和主张也是互有差异，本身并不统一。就上面所总结的几点理论主张而言，并非所有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或译者持接受态度。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内部存在着两种根本的分歧和冲突，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来自对什么是性别（gender）及其含义的认识上的分歧。根据对性别一词的不同理解和定义，我们可以区分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两种最主要的研究范式（paradigms）。芙洛图（Louis von Flotow，1999）曾总结了翻译研究和性别研究的结合中两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第一种为传统的假设，认为世界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每一种社会/ 文化中存在着那么一些可以被确定为女人或男人的人；第二种范式则相对较为新颖，认为性别倾向的差异性与性别（gender）、阶级差别、种族划分、人种和其他的社会政治因素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要确定任何人的身份为男人或女人、男性或女性都不可能的、不明智的或是毫无意义的。第一种范式首先假定了一个统一的、可辨识的、清晰的女性性别身份的存在，这种范式下的研究典型地探索翻译中女性作者的错误表征，女性译者的隐形以及翻译理论和有关翻译的话语的男性霸权方面；早期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基本采取了这一路数，其理论著述视性别为一种文化认同现象，一种被社会所要求或强加的一整套特征和行为，一种形成个体特征的社会建构。

第二种研究范式视性别身份为诸多身份中的一种，而不是女性唯一的身份表征。在这种范式指导下的翻译研究将男/女性同性恋身份问题也纳入自己的视野。难怪许多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颇有微辞，对她们的“劫持”（hijacking）的翻译策略更是群起而攻之。最后一点，女性主义译者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给人的印象是过分强调了“性别”而忽视了“译者”的存在。如此的“性别译者”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就相当于女性主义读者，因为就文本意义的阐释来看，两者共性大于差异。

四、责难、启示和反思

芙洛图（Louise von Flotow，1996）在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1996）一书中总结了来自于女性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和反对之声。来自外部的有奈达对《圣经》的女性主义翻译的批评；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有Rita Felski 和Robyn Gillam 对女性主义者的实验主义的批判与抨击；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妇女文学翻译中的新殖民和均质化的批判。这种批判无论来自何处，矛头指向的是第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可以看出，对第一种范式指导下的

理论研究的批评有的来自对这种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不满和指责。女性主义翻译的三种策略或技巧当中的“劫持”就颇遭人病诟。不仅如此，女性主义的诸多翻译实践都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如何区分译与非译？ 怎样判断经过女性主义译者“妇占”的文本是翻译文本还是变相的创作？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第二种范式的出现也是在内部对第一种范式的合理性进行理论上的反叛和挑战。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近的发展趋势证实了人们更倾向于视性别为策略性和姿态性述行的行为。性别的概念既非普遍有效也非绝对的是对固有差异的表现，它实际上相对而言具有本土性特征，它是由多元历史和文化因素而定的一种经常变动不居的建构。这样第二种范式便超越了第一种范式中传统的男性/ 女性二元对立，将不同种类的性别的述行（performativity）连接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开始将目光转到男/ 女同性恋身份、第三世界女性身份、黑人女性身份等等纷繁复杂的性别身份中去的原因。同时，种族、阶级、国家、政治以及少数族裔受到关注，体现了一幅众声喧哗、多元杂声的现实图景。

现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关注了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意识形态以及语言建构的力量，而不是仅仅视语言为一种透明的交际工具。在当前的话语语境下，翻译的很多问题都无法脱离权力、诗学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自足地解决。既然我们无法摆脱翻译研究的现实语境，我们就要适时地转变传统的翻译观念，走出认识和理论研究的误区，积极介入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潮流，提出自己的问题，为国际译学研究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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