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

摘要：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相较于公力执行而言具有优越性，但另一方面，私人执行也面临着受害人数众多，原告资格难以确认，被告违法行为难以证明，诉讼费用承担不合理等诸多难题。基于此，本文在分析私人执行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一系列构想，希望发挥该制度的最大价值利益。

关键词：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公共执行

一、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一般理论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有三种学说：广义说、中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认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是指私人依据反垄断法律规范开展的监督、追诉、裁判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中义说认为反垄断的私人执行是指私人参与反垄断诉讼。狭义说认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是指那些自身利益受到反垄断违法行为影响的法人和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通过仲裁等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本文采用狭义说。

（二）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构建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适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首先规定了此制度，直到今天，私人执行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实施反垄断法的重要手段。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正当性体现如下：

1、实现资源分配正义和利益分配正义。任何执行都离不开公共资源的支撑。若只规定公共执行，那么便不能保护私人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其次，私人执行可以使受害人得到直接的经济赔偿，保障利益分配正义。

2、设立私人执行制度体现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保护的一致性。反垄断法保护的既是与绝大多数私人利益相一致的，也与个别的私人利益相对立的公共利益，其一致性体现在公共利益的实现就是私人利益的实现，私人利益的实现同样也是公共利益的实现。

从私人执行制度的优越性来分析：

1、私人执行制度能大大弥补公共执行的不足。“私人执行可以通过授权成百上千的单个公民和利益团体作为私人司法部长来行动，可以极大地增加社会资源对法律执行的投资，并因此而弥补政府执行的努力。”因为每个垄断行为都会有受害者存在，他们通过向法院提讼的方式，使得垄断行为的实施者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2、私人执行能克服垄断主管机关的失职和懈怠。反垄断法私人执行者作为自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的主体，一般会更积极地去行使权利，能有效弥补公共执行机关的失职和懈怠所造成的反垄断法执行不力的问题。

3、私人执行对违法信息的的敏感性高于公共执行机关。私人执行由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能及时感受到垄断违法行为，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会及时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从而为反垄断法执行机关查处垄断行为起到指示作用。

二、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反垄断法》实施四年以来，各地法院共受理反垄断案件61件，在审结的53件中，原告胜诉率几乎为零。问题体现在：

1、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原告举证困难

（1）原告难以首先证明存在垄断。虽然《司法解释》第七条明确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看上去是举证责任倒置，但实际上其要求原告首先要证明存在违法的垄断行为，这对于原告来说，难度颇大。

（2）个人难举证“支配地位”。根据规定，原告多为个人或法人组织，对有些市场行为个人很难举证。如普通消费者对水、电行业或者药企甚至IT行业，个人举证也很难。

2、反垄断法私人执行诉讼费用承担不合理

在目前的情况下，反垄断私人诉讼难有成功的可能，几乎不可能有律师愿意风险反垄断私人诉讼案件，这意味着私人当事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笔数额不菲的律师费用。

3、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缺少适合的诉讼程序

单个消费者提讼在实践操作中难以实现，因为：第一，单个消费所受的损失太小，提讼有可能得不偿失;第二，因为受害者众多，如果采用传统诉讼，势必给法院带来巨大的工作量，浪费司法资源;第三，法院分别审理这些案件，可能导致裁判结果出现差别，有损司法权威。

三、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之完善

（一）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增强反垄断私人执行成功的可能性

美国的“审判前证据开示制度”，规定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如果当事人拒绝提供或者销毁文件资料，将会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还有私人后继执行中的“初步证据”制度，《克莱顿法》第5（a）规定，美国政府提起的反托拉斯民事或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最终判决或裁定，可以在针对该被告提起的私人诉讼中作为证明其违反反垄断法的初步证据。还有法国反垄断法诉讼上的“过错推定责任”以及德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25条第5款规定）都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

私人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从而对反垄断私人诉讼起到鼓励作用。

（二）改造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中诉讼承担规则，降低诉讼风险

德国在其《反限制竞争法》第89a条规定，如果原告能够使法院确信其基于整个争议价值而支付的诉讼费用会严重影响其经济状况，那么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经济状况对诉讼费用进行调整，决定按适当的比例收取诉讼费用。德国从源头控制了原告的诉讼费用承担问题，即使败诉，原告所需承担的诉讼费用依然有限。因此，从控制诉讼费用，鼓励受害者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角度，我国应当建立“法院酌定诉讼费制度”，把这种对私人原告的民事司法救济落到实处。

（三）促进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的协调，共同推进反垄断法的实施

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公共执行向私人执行的转化。私人可以公共执行机构取得的证据或处理结果为依据向执行机构提起控告，这样既可以节约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又可以增加案件审查的通过率。其二，私人执行向公共执行的转化。出现私人因执行成本高、赔偿期待不高等原因而不愿的情况时，考虑公共利益，执行机构就应主动去执行。

（四）建立惩罚性双倍赔偿制度，提高公众维权的积极性

损害赔偿制度，特别是多倍的损害赔偿制度，一方面可以惩罚违法行为从而对将来的违法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另一个方面也是给予受害者提讼的激励。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如果损害赔偿额过少，受害者就不会有提讼的动力。

（五）完善现行公益诉讼机制，促进更为全面的反垄断私人执行

在反垄断公益诉讼的构建上，笔者认为我们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反垄断公益诉讼的主体要具有特定性。因此，我国应该将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赋予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因为行业协会熟悉整个行业的情况，了解该行业的市场竞争规律;而消费者协会的职能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针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正是其职责所在。另一方面，在赋予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对赋予的诉权加以限制，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滥用所获得的诉讼权，从而违背建立反垄断公益诉讼机制的本意。

四、结语

反垄断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恰如鸟之双翼，缺少私人执行的反垄断法实施独翅难飞，我们理应重视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改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是一项相对年轻的制度，因此其自身的不完善不可避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逐步完善，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制度功能，推进我国反垄断法的顺利实施。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