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求偿权保障机制的完善之

【摘要】我国刑事被害人赔偿权实现之路困难重重，实践中，被害人得到的附带民事判决经常是一张无法实现的“法律白条”，大量的申诉、上访行为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如何加强刑事被害人求偿权的保护不仅是一个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保护的司法问题，更是维护社会稳定，迎合保障人权、创造和谐司法时念的社会问题。本文重点阐述如何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求偿权保障机制完善的途径之一即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求偿权 保障 完善 附带民事诉讼一、建立配套措施，完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针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笔者主张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第一，增加精神损害的赔偿，确定全额赔偿原则。加强精神利益的保护，是人权保护范围和层次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改变我国长期忽视人格权、身份权等精神利益保护现状的一个重要举措，也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提供观念上和法律上的支持。确定全额赔偿原则，使附带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法律条文尽量与民事法律相一致，为被害人创造一个公平的法律空间。笔者建议修改《刑法》第36条、《刑事诉讼法》第77条，增加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在法律上明确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使其与《民法通则》第120条相一致。另外，确定有关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完全可参照《民法通则》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第二，完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制度。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财产保全的规定引入附带民事诉讼中，明确增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为采取保全措施的主体，增加冻结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作为采取保全措施的手段。同时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严格限制采取保全措施的条件，规定公安、检察机关需经过有关负责人的批准才能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此外，应在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中明确认可先予执行措施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运用，并赋予侦查、机关行使先于执行的权力，以防止侦查持续时间较长，不及时采取执行措施，将严重损害被害人利益。第三，建立执行风险告知制度，缓解“执行难”问题。在被害人申请附带民事判决强制执行时，立案人员应及时向其送达一份执行风险告知书，告知的内容包括当事人具有履行配合执行人员积极举证义务以及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使申请人预先对执行过程可能存在的执行不能情况有明确认识，强化申请人的执行风险意识。而且，执行风险制度在调动当事人积极参与执行的同时，可使申请人能更深入了解执行的过程及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使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化，进而可有效减少我国长期存在的申请人对执行机构的不信任及对 抗心理，缓解“执行难”以及由其引发的申诉、上访等问题给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程度。

二、确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赔偿权实现途径上的主导地位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缺陷，部分学者主张废除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制度实现刑事赔偿权。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但不能废除，反而应得到加强，确立其在实现刑事赔偿权途径上的主导地位。因为一方面，通过采取完善措施，减少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适用上与民事法律的冲突，最大限度保障两者的和谐性，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完全可以充分地保障被害人求偿权的；另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价值，不仅具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质量，而且通过赔偿行为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可极大调动加害人的赔偿积极性，为保障被害人的赔偿权提供有力保障，而且，还减少刑罚的运用、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实现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的最大效益。为此，笔者主张确立以附带民事诉讼为原则，独立民事诉讼为例外的刑事损害赔偿权保障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刑事被害人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被允许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并将存在例外情况的具体事项在立法上予以明文规定。例外情况主要包括：对因犯罪嫌疑人潜逃，暂不能提起刑事诉讼，但民事侵权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其他因案件极其复杂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案件。对于存在这些特殊情况的案件，法律应该鼓励刑事当事人在刑事程序中达成赔偿的和解协议，以尽可能地发挥赔偿行为对犯罪人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及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意义。建议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89条关于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但可以在刑事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修改为“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后第一审判决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以前，无正当理由没有提起的，视为对损害赔偿权的放弃，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不得再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赋予被害人对相关人连带责任的求偿权

犯罪人多数并非个体生存，其生存的共同体，往往也是经济的共同体，对于犯罪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犯罪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如果与犯罪人共同生活、有共同财产就应承担连带责任。很多情况下，对近亲属的连累才是制约犯罪人犯罪的最有力的内心因素。马加爵曾说，他自己的犯罪行为“伤害最深的是我自己的父母亲人”。所以，赋予被害人追究相关人民事赔偿的连带责任的权利，一方面能使犯罪人增加犯罪的顾忌，从而减少犯罪；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已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能够较顺利地得到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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