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逻辑下的园区升级

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产城融合应该有两方面的内涵，一个是“先有产业，后融合城市”，另一个是“先有城市，后引进产业”。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便是伴随着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的几度衰荣。

但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园区经济的优劣天平也在逐渐地倾斜。产业、城市、人口的集聚，职业、住房和消费的空间平衡，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需求。

而且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园区的形态也正在日渐发生变迁。在这些背景下，园区产业发展逐渐成熟，也日益艰难，传统的园区经济模式已经进入黄昏。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小小的产业园区都亟待进行转型发展。

产城融合便是必然的方向之一。旧不代表没有价值，黄昏是自我突破的时机，破旧方能立新，创新是园区供给侧改革的终极出路。国家已经提出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考验着园区的执行力，但所谓“造法易，执行难”。如何“转”，如何“破”，如何“立”？

一、中国园区经济的发展之“痛”

1984年，国家批准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自此，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部级边境经济开发区、部级出口加工区以及各种省级市级工业园、开发区等遍地开花。至今，全国大大小小园区成千上万毫不夸张。

出于开发成本的考虑，园区多远离母城，选址在城市郊区，呈孤岛型经济区，对其定位是执行城市产业职能的重要空间形态。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发展典型反映了城市发展中产城关系特点。

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前，上海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近郊地区建设了一批工业园区和配套住宅，市区内也有很多产业用地，市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基本是融合的。

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中心城区开始实施“退二进三”，一批工业企业陆续转移到郊区，新引进的工业项目也布局在郊区，这些企业逐渐聚集在新城和集镇周边专门设定的区域。产业空间的转移并未配套提供居住功能和服务功能，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宁愿牺牲一部分时间和距离成本，每天来回靠远距离“钟摆式”交通，很多时间花在路上，生活不便。

2010年以来，在郊区建设了若干大型居住区，虽然空间布局考虑了轨道交通的可达性或是依托现有的城镇，但是由于入驻居民仍在中心城工作，又进一步加剧了“钟摆式”交通的压力。

从“泛滥化”布点、“孤岛式”园区、“钟摆式”交通的园区特点来理性反思我国园区发展困境，经济发展的重压和城市配套的乏力使得园区发展面临众多发展之痛.痛不止如此，“痛”不治必将长痛不已。

1.园区高能耗、重污染之痛

依托能源消费的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引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超10%的高速发展阶段，我国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倍，能源利用效率仅为4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带来了园区高能耗重污染。当然，此时的发展模式和生态环境都是不适宜人居的，自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城融合不会成为园区关注的焦点。

2.交通之痛

从旧城区到新产业园“潮汐式”交通拥堵问题是我国孤岛式的产住分离园区问题的直观反映，一天3-4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耗费在路上，想必这样的感受人人皆有。交通问题不应该简单归为道路规划设计的不合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园区仅有产业配套没有生活配套，经济建设的需求远远超越生活需求。这也是众多园区面临的产业转型与引进人才的难点。

3.配套之痛

不可否认的是，产业园区经历了30年的发展，围绕产业的配套不断完善，从最初的工厂食堂，到商业、会议中心，再到现在探索的智慧化创业型园区，这是园区经济的进步所在，也是我国产业发展的成功所在。但是“花园城市”的理念仅仅是被定格在理念，“混凝土味道”与追求利益的紧张氛围总会让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被迫隔离。工业经济时代靠的是标准化、规模化，促进经济从凋敝走向繁荣，生活从贫穷走向富裕。而信息经济时代靠的是互联创新，创新是园区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真正的创新源于生活，园区生活的气息大于生产的气息，才能酝酿更多的创新，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二、园区经济的产业更替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园区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上海市统计数据，过去十年，上海部级开发区和市级开发工业总产值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并于2011年达到峰值50.73%。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工业低水平的快速积累导致产能过剩，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步下滑，2015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GDP增长速度1个百分点。

此消彼长一直是经济替展的内在规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GDP比重已经突破50%，沿海城市和内陆主要旅游城市服务业也都超过40%。可见，园区经济新动力的培育势在必行，二三产业融合是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很好路径，将制造业与创意产业、科技、互联网等服务业产业联动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人才引进与园区建设“多轮驱动”的产城人融合发展园区。

推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产业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同时，先进制造业布局、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进一步向郊区倾斜，以新园区为核心的区县在新型产业体系、新型城镇化建设及信息化应用等融合发展方面取得稳步进展，进一步引导产业、人口结构优化；新园区不断加大产业转型步伐、推动城市配套完善、进一步提高产城融合水平。

三、产城融合才有未来

我国园区经历了从仅提供物业服务的工业园、政策配套和会议会务的科技园以及围绕园区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链的产业园三个阶段，到现在正在经历产城融合发展的第四阶段，笔者称之为城时代的“园区城”，它以满足现代人生活工作需求为主，集聚产业要素与城市功能。

2015年7月，国家发改委《关于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从空间布局、产业集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城镇化体制机制五方面给出了产城融合发展任务指导，是“产业园”向“园区城”转型的主要内容。产城融合指以城市为空间基础，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设施的更新和配套服务的完善，以达到产业、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

1.产业转型培育新经济

产业新城在引领产业升级、塑造区域中心的同时，对周边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辐射助推作用。园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园区产业要控总量、减增量、去存量、提质量，园区建设缺乏长远统一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盲目扩大，致使园区空置率高，去存量压力大。园区主导产业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不断的转型，是产业园区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突破。

据有关部门数据统计，2015年战略新兴产业在我国多个省市产值增长速度已经超过10%，长沙新兴产业增速已经达到23.9%， 2015年国家GDP增速为6.9%。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园区产业转型发展方向无疑是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且不从专业角度论述战略性新兴产业，仅仅产业描述便可知其对园区的要求大不同于工业经济园区的粗放发展模式，其对科技、人才、创新、园区服务等有更高的要求，形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四新”生态经济。

除了通过园区产业转型寻找新经济增长点之外，产业链的延伸也是一种新的探索。比如某煤矿企业通过对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粉煤灰进行深加工，生产化妆品，寻找出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

2.城市建设带来新消费

对符合功能导向，就业容量大的园区，引导其产业发展与新城建设互动融合，推进基础设施配套的改进升级，完善园区医院、学校、商业街区、信息等功能配套，建设智慧“园区城”，聚人聚智聚流。

孤岛式产业园区的选址造成了现在的发展困局，但由于其对周边县（村）发展推动作用强，如今也最有希望抓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会，带动农村消费升级。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增长速度连续几年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入改革，农村的消费潜力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力。

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吸引的战略新型产业中高端人才也是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主力军，他们不仅仅是园区产业经济的创造者，更是“园区城”的受益者和消费者。

3.园区有“立”有“破”方能产城相融

常言道，不破不立。前面讲到了园区该如何立，然而经济下滑，动力不振，“破”在眉睫。“破”不是破坏，而是调整、是改革、是魄力、是决心。

园区管理体制机制的“破”，政府与市场划分清晰，更多资源配置的权利回归市场，同时，政府要担当园区公共服务的角色，匹配好城市公共资源，处理好经济建设的外部性因素。

规划建设的“破”，对园区内粗放的不合理规划的厂房、道路、绿化等进行全面改造，以符合创意、生态、宜居、便利的新经济要求，优化存量资源。

园区服务的“破”，产城融合园区的服务不仅仅是对企业的生产，更重要是居民公共和生活型服务，综合提升园区治安管理、燃气供热、排污处理、文化建设等基础，配套教育、医疗、商业、餐饮、文娱等功能。

产城融合是园区经济调整转型的路径之一，是具备一定规模、区内建设良好、人才吸引力较强、周边小城镇带动较强的园区可选路径，但是不同区位条件与经济基础条件的园区不可以一概全，还需针对具体的园区建立具体的转型方案。

犹如工业园、产业园一样，“园区城”也应该有特定的评价指标以评估其发展的好坏程度，并发现短板预防陷入不良循环。园区城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经济指标和城市发展指标，可以从经济效益、产业布局、创新能力、基础配套、功能配套、人口就业、生态环境等多维度建立“园区城”新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座完整的城市是由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共同组成的完整系统，芒福德认为城市是知识、权力与文化的垄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渗透将垄断城市功能的绝大部分。“园区城”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城市，它是由产业带动的， 可以说是没有文化根基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我们不应该称其为“城市”，而是在中国经济特殊发展轨迹中诞生的适合人们集聚居住的一个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