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骥院长指引我走上开创音院扬琴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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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由于我一直业余学习扬琴，所以在当时中央音院建院初期各乐队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我身兼管弦乐队小提琴和民族管弦乐队扬琴的兼职演奏员。我在音院学习不久后，因经济条件使学习难以为继，我就和同学吕省心等人联系好去铁路文工团乐队拉提琴。当我向院领导提出要去中铁文工团工作时，当时的吕骥院长知道后找我谈话。他知道我是管弦系主修小提琴的，同时他也看到我在民乐队很熟练地演奏扬琴，于是他就向我提出说：“你系统学过西洋音乐的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又热爱扬琴，你要是留校开设扬琴课，就可洋为中用地开创音院的扬琴专业课。我相信你如留校开设扬琴课，把你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都用到扬琴上来，要比你在管弦乐队拉一把小提琴起的作用要大得多。”我被吕院长这一高瞻远瞩、很有说服力的一席谈话深深触动，于是下决心把手上的两把好小提琴处理掉，于1950年正式到民乐系开设扬琴专业课。

因我是全国最早开扬琴课的教师（解放前的旧音院只有二胡、琵琶的国乐器课），无论有关扬琴的乐器、教材、演奏、教法等纯属白手起家，我在扬琴方面只是在解放前向一位广东音乐艺人冯永康老师学过一点，面对中央音院这一最高音乐学府来开扬琴课，实在是属于“无米之炊”。于是我就从扬琴的乐改、教材建设、演奏技法的整理、乐曲的编创、教学法的研究等方面着手进行。我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需对扬琴进行一番乐器改革。原来的扬琴是只有两个半八度、半音不全、不能转调、音量又很微弱的最原始的两排码小扬琴，后经我和张子锐共同改革研制成具有四个八度、包括全部半音阶、十二平均律、装有脚踏制音器、音量宏大，既有民族性又有科学性的“律吕式”大扬琴，并在全国和海内外推广使用。

扬琴乐改完成之后，我就按学小提琴的音阶练习曲、技巧练习曲、乐曲等，沿着民族音调风格，编创出一套扬琴教材。因当时仅中央音院首开了扬琴课，其它音乐院校均无扬琴教师，于是院领导派我给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多所音乐院校先后开了扬琴课，远的如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音专、张家口艺校、哈尔滨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则是派扬琴教师来找我代培。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近20年，我为京、津两地五所音乐院校每周火车往返代课直到“”前。这一大批院校都是由我从无到有地开创了扬琴专业课，各校用的都是我改革研制的“律吕式”大扬琴，都使用我编的扬琴教材，都由我为各校培养出第一代扬琴教师和第一批扬琴硕士研究生，这批扬琴教师后来又教出各自的学生，形成广大的扬琴教学阵营。今天中国各地音乐院校的扬琴教学之花，正是五十年代的吕骥院长让我这扬琴的“星星之火”形成今天全国扬琴教学的“燎原”之势，因此我代表全国扬琴界深深地感谢吕院长，深深地怀念吕院长，是他的英明决断开创了今天中国扬琴教学的新局面。

教学中我在有关扬琴演奏形式的创造方面，如我在五十年代初在中央音院首开的高胡、扬琴、古筝三重奏的扬琴室内乐课，就是在钢琴三重奏（小提琴、钢琴、大提琴三重奏）的启示下洋为中用地创造了这一民乐重奏体裁。八十年代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郑宝恒扬琴作品音乐会”上演奏的我创造并创作的G徵调式扬琴、高胡奏鸣曲《杏花新村》（三乐章）和我组合配器并创作的扬琴合奏与乐队的扬琴交响音画《川江》，都是五十年代吕骥院长和我谈的一席话――“洋为中用”的提示下产生的。今天我在扬琴的乐改科研、教学、演奏、创作、理论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与吕骥院长指引我走上开创音院扬琴的教学之路分不开。而且我回忆吕院长当年开导我从提琴改扬琴时所说的“相信你将来在扬琴方面的事业成就肯定会比你在乐队拉一把小提琴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扬琴教育的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了吕骥院长指引我走上音院扬琴的教学之路是何等的英明、何等的高瞻远瞩啊！中国扬琴乐坛将永远闪耀着吕骥院长指引的光芒。

郑宝恒 天津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