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中国院长

2012年8月15日，哈佛大学统计系主任、教授孟晓犂被正式提名为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新任永久院长，他也成为首位出任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华人学者。

“孟晓犂是一个‘真正的创新者’，作为一个日益关键的研究领域的领导者，他对自己的教育角色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为哈佛大学博大的智力蓝图上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我相信：他将为哈佛研究生院做出杰出贡献，并带领学生在学术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

“做哈佛和复旦之间的桥梁”

在复旦，很多人知道孟晓犂，尽管名声显赫，但是他对复旦始终满怀谦逊和感激之情。这几年，他年年回到复旦，为师弟师妹们做演讲，交流心得体会，更是频频推动哈佛与复旦的师生交流活动。

对于母校复旦，孟晓犂有一段割弃不了的“情结”。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我很愿意做哈佛和复旦之间的桥梁。”

因为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给他的启蒙教育颇为严厉，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练习书法。而对于读书，他从来不缺乏兴趣，在周围人看来，孟晓犂是一个颇为聪明的孩子。

1977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那时候的孟晓犂还在上海川沙读初中，在众人的鼓励下，他参加了当地的跳级高考选拔考试，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只有14岁的孩子居然一举拿下了“状元”，这也让还未初中毕业的他获得了第二年参加高考的机会。

为什么会报考在很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学系，孟晓犂说：“那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研究中，把200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徐迟说他自己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而我或许就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所以报考了复旦大学数学系。”

迈入复旦大学校门的时候，孟晓犂只有15岁。因为没有少年班，在数学系数学专业的100多名本科生中，孟晓犂是年龄最小的之一，而年纪最大的同学和他相差了整整一倍。

在复旦读书的日子，孟晓犂在多次演讲中总是侃侃而谈，“我们那个年代校园里的学习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谈的基本都是学习。晚上经常去图书馆抢座位，派一个人先去，带上很多书包，占很多椅子，一直到图书馆关灯了才离开。那个年代的人想法非常简单——学习、奋斗。寝室晚上是要熄灯的，我们都准备了手电筒，背英文就到走廊上去，因为走廊的灯是一直开着的。”

但是，他们不是死读书的机器，和所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孟晓犂参加了学校的书法社、诗社等社团，并出任学生会干事；和同学们一起踢足球，喝二锅头；到夜市上吃馄饨、茶叶蛋、油墩子……在那个年代，虽然挤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但却成为他最美好的回忆。

“我的数学基础和后来研究的基本功都是在复旦的几年里培养的。”孟晓犂说，“有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教微积分的秦曾复老师，板书非常漂亮，讲课非常有条理，思路清晰；教线性代数的屠伯勋老师的课充满激情和挑战，讲到哪写到哪，讲完课后永远满身粉笔灰；教现代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的课有深度、有广度……”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老师的敬业和努力，孟晓犂所在的78级数学系，在复旦史上也成了一个“奇迹”。当年，苏步青、谷超豪等数学大师都来给他们上过课，如今，那个班级的学生很多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教授，除了孟晓犂外，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主任应志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李骏、牛津大学首席教授陈贵强、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教授顾鸣高……全都出自此班。

“一个真正的改革创新者”

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孟晓犂又在复旦大学研究所概率统计研究生班学习了三年。

就在许多人认为他要在国内一边学习，一边做研究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向美国的几所大学递交了申请书。而就在他忐忑不安等待申请结果的时候，哈佛大学第一个回复并录取了他，因此，孟晓犂踏上了异国求学路，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来自复旦的学生。

孟晓犂说：“一直以来，哈佛大学都是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梦想。文理学院最终使我的梦想成真。当我还是地球另一边的一个身无分文的男孩的时候，文理学院为我提供了全额的财政支持让我来到哈佛求学。”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有差别，刚到哈佛的孟晓犂还是有些不适应，最初的选课，他根据国内的经验，分别选了几门难的和容易的课程，以保持平衡。结果在上课过程中，却大感意外，概率论在国内是一门很难的理论课，而孟晓犂的作业在哈佛的课堂上被拿来当标准答案。另一门被认为非常简单的应用回归分析课，却把他累得一塌糊涂，每次作业，别人做几张，而他的都是一大本，但依然不得要领，事倍功半。

最让孟晓犂记忆犹新的是他选修的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当时年轻的孟晓犂特别难以理解，统计人数有这么难吗？于是，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

“教授，在中国，人口普查很容易啊，清点人数就行了。”

“晓犂是非常天真的。”教授愣了一会儿说。

后来，孟晓犂终于知道，这套方法在美国完全行不通，美国人口调查非常复杂。“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统计教育跟应用脱了一大节，当然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孟晓犂说。

如果说复旦大学的学生生涯为孟晓犂成为一名扎实的数学学者打下了基础，那么在哈佛，他学到的是统计学的思想，也让他完成了从数学学者到数理统计学家的转变。在这里，他的每一天都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和汗水。

1990年，孟晓犂获得哈佛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顺利获得前往芝加哥大学卫生统计中心工作的机会。

“真正一流的名校，鼓励教员做研究的同时，又要考虑怎么传播研究，不把教学看成是一个单纯服务性的任务。教学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我们给几百个学生上课，而且他们以后会到各行各业，所以影响力非常大。”孟晓犂说。

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教过的一些学生至今仍记得，读书时孟老师倘若发现他们的思想波动，就和他们交流谈心，鼓励他们努力上进。这种帮助不仅是学生在校时，毕业之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积极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为此，孟晓犂获得芝加哥大学的优秀研究生教育奖。

2001年，孟晓犂回到哈佛大学，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统计系老师。此时的他早就不是当年天真的小男孩，而是把统计学应用于基因研究、宇航学、环境问题、医疗卫生等广泛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在文理研究生院非常受重视，因为这里的很多研究项目不仅局限于传统学科，也涉及跨学科领域。在他刚被聘用不久，哈佛公报就公开介绍了他的研究方向。

“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人”

仅仅过了三年，孟晓犂就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系主任的中国大陆学者。而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做就是8年。

“当初，您认为自己具有什么优势，才成了系主任？”

“在哈佛，选拔系主任要经过这样的程序：院长让每个教员写一封秘密的信，举荐这个系里谁最适合做系主任，然后院长在此基础上做决定。能够成为系主任，我觉得得利于之前的经验积累。我在芝加哥大学做过学生录取委员会主任，管理过一个统计咨询站；其次就是我比较外向，愿意和人交流，做些事情，更容易进入系主任的状态中。这两点也许是哈佛选拔系主任所看重的。”

孟晓犂说：“刚进入哈佛工作时，我并没有想好之后的路怎么样。当上系主任，就如同现在干院长这份工作一样，有偶然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的性格，那便是‘热情’。我擅长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人。”

在美国，作为一名高校系主任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学术好，二是热心教学。所谓“带头就要全面带头”，作为系主任，绝不应该停止学术研究。在高校机构里，学术往往等同于话语权。如果学术不好的话，就不能树立威信，说话的分量也就有限，热心教学是选择系主任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显然，在这一方面，孟晓犂做得足够用心，也足够好。在哈佛刊登的公告中，校方认为，他促进并见证了哈佛统计系“神奇的发展壮大”。过去8年中，哈佛统计系的本科主修学生从个位数增长到了超过70人，统计系开设的本科生核心课程人气激增。在学术上，他带领哈佛同事突破了统计学的传统研究范围，把统计学应用于基因研究、宇航学，甚至语言学、历史学等广泛领域。

他亲自创立的新课《实际生活中的统计：幸福和痛苦的机遇之差》，从实际生活中的统计问题出发，层层展开，深入浅出地探讨当代各个统计分支。课程诙谐幽默，赢得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和交口称赞，并得到哈佛校报和美国统计协会新闻月刊上的长篇报道。

当然，在刚做系主任的时候，孟晓犂也遇到过困惑，因为哈佛选修统计学的学生突然增多，一时间造成助教紧缺。为了应急，他找了一些可能不太符合哈佛要求的助教，结果学生们意见很大。这件事情让孟晓犂有些自责，于是决定跟有经验的培训中心合作，开设专门培养助教的课程，由他和一位年轻的教授共同执教。多年之后的今天，这门课程已经成为哈佛的榜样课程，哈佛规定每个博士生第一个学年都必须修这门课。

在担任系主任的八年中，他一直推行独具匠心的改革，这也体现在哈佛大学统计系的方方面面，从博士生课程设计，到博士生的训练培养，再到师资的培养和引进，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哈佛统计系也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卓越博士生培育奖”。

史密斯院长曾经这样评价孟晓犂：“他对教学的热情，将统计学应用于跨学科研究，和他作为一名学者和教育家的创新方法，都让他对研究生教育在现在和未来应该完成的目标有着独到的、创造性的见解。我希望他能够凭借对教育事业不变的热情，带领我们研究生项目发展壮大，甚至超越前任文理研究生院长的杰出成就。”

正因为如此，孟晓犂成为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新任永久院长，可谓众望所归。

对于未来，孟晓犂说：“我愿意成为哈佛与中国教育界之间的桥梁。前几年，我已经尝试将哈佛的品牌课程引入复旦等中国高校，作为暑期交流的一部分。我相信，今后类似的活动会越来越多，中国学子不出国门也能吸收到哈佛的优质教学资源。”

（摘自《中华儿女》2012年第18期）

责编：周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