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不起”到12%的选择

2011年9月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莱场门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到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李大爷的儿女对父亲突然死亡感到难以理解，“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了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

“扶不起，一扶就是几万几。”有网友说。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直到2011年10月13日，两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突然感觉，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道德的沼泽中。

试想“扶老人引官司”事件中，老人为什么会讹救了他的人?“小悦悦事件”中，为什么没人敢救?他们一定是坏人吗?其实这已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需要思考一个社会环境、法律、相关制度是否进步到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

传统中国，信任主要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上，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信任纽带的撕裂，不信任他人成为大多数人选择的自保策略。官方文件也承认，“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经济生活中恶意逃债、合同违约、债务拖欠、偷逃税费、走私逃汇、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失信行为还相当严重”。

在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研究分析员看来，中国的诚信底线一再被突破，信任立法缺乏、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一些公权力机关司空见惯的失信行为……这使得当今中国社会趋于病态。

2011年3月5日，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主任谈方的“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应运而生。仅半年时间，该基金总体规模已超20万元。在这半年里，谈方最大的感受是，社会并不缺少善心，但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和救助机制，来呵护和弘扬善心。

社会信任的真正建立，从根本上讲需要在社会成员心中树立起诚信意识，但当道德培育这条路径并不能及时有效地作用于当前业已严重的信任危机时，对社会信任的保护和重建需要外界力量介入。

目前，许多国家都减轻甚至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比如美国法律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而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其责任可以依据一定程度予以免除。新加坡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项目运作的最终目的是引起国人对我们司法道德体制进行反思。”谈方表示，仅靠一个基金是无法做到真正化解风险的。一方面是此类事件对当事人伤害很大，不想再提起伤心事；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法律法规下要自证清白，处理起来也非常麻烦。从传统道德角度看，谈方的“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是一个令人尴尬、令人纠结又令人无奈的基金，但也是刺破这个无信铁桶的利剑。

“一个案件能够指引社会行为的走向，一个案件判决出来，判得不好可能会祸国殃民。”基金援助的“浙江吴俊东案”中律师团团长朱永平说。法律不是社会的最高标准，它仅是一个社会最低的道德底线，但它以其特殊强制性、普遍约束力和至上权威性等独特品格和属性使其能有效解除人们的内心疑虑，降低信任风险进而促成社会信任。

中国雅虎网站上的一次“如果遇见老人摔倒，你会扶吗”的调查显示，仍然有12％的人选择了“会，做好事就该堂堂正正，有什么好怕的”的选项。借由这个调查可以看出，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基本的良知和道德感。为了这12％的选择，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救助制度应不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