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也疯狂

我们都知道，不少作曲家都承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比如斯蒂芬·约翰逊就患有躁郁症。现在就让我们来问问这些天赋异禀的音乐家，在叱咤风云的音乐创作道路上，这些让人分崩离析的精神痛苦，是否已成为他们无上创造力的灵感来源？

我们都知道，不少作曲家都承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比如斯蒂芬·约翰逊就患有躁郁症。现在就让我们来问问这些天赋异禀的音乐家，在叱咤风云的音乐创作道路上，这些让人分崩离析的精神痛苦，是否已成为他们无上创造力的灵感来源？

有句话说得好：“天才总是近乎疯子。”这句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箴言，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就连流行音乐界的奇葩Lady Gaga这样的“神女”，也时常向上帝祈求能拥有“疯狂的天赋”，以跻身自己所敬仰的“具有创造力的伟人”之列。如此看来，“天才近乎疯子”的观点似乎还将长盛不衰。

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质疑这个观点。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精神病患者，的确比平常人更容易拥有让人咂舌的创造天赋。不过，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业余音乐家）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曾经指出——真正的精神病艺术往往很无聊。当“自我”的理性意识头脑失去控制时，病人的言论通常会流入重复呆板的公式化套路——满嘴胡言乱语，一脑袋分裂的幻想，除了自己没人能理解，甚至有时连患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精神疾病同生理疾病一样，病情程度不一。心理健康慈善机构MIND曾估算，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会经历至少一段抑郁期，但多数人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那么是不是说，只要精神疾病尚未严重到崩溃的程度，就真的能激发创造力、促进辉煌艺术杰作的横空出世呢？

“天才近乎疯狂”这句话最早出自约翰·德莱顿1681年所作的双韵体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Absolom and Achitophel）：“大智必与痴狂同行，两者之别微乎其微。”德莱顿的观点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认为伟大的创造性智慧近乎疯狂，但却不等同于疯狂，这两种状态之间存在着“细微差别”，重点是，这差别微乎其微。艺术家们会领会一种无意识的、黑暗的精神状态并从中汲取力量，而精神病人则会无缘无故地直接一头栽进其中。不过，也正是天才与疯狂之间这仅一步之遥的细微差别，将艺术家们从彻底崩溃成精神病人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接下来，我们将侃侃四位在人生不同阶段或多或少受到精神病困扰的作曲家，也许之后你会获得一些更清晰的认识。

先从音乐家舒曼说起吧。舒曼曾罹患梅毒，企图跳莱茵河自杀未遂，后来神志不清地死在精神病院里。对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位巨星的陨落，至今依然是一个热点话题。一种猜测是梅毒，相传他在二十岁出头时染上了这种花柳病，另一种猜测是极端躁郁症（过去被称为“躁狂抑郁症”），两个观点都是有凭有据。不论舒曼究竟因何而死，正如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dl Jamison）在她有关躁郁症与创造力的经典学著《疯狂天才》（Touched with Fire）中所言，舒曼的创作模式天马行空，正是典型躁郁症的表现，每次躁郁症状发作之后他都会立刻思如泉涌——与他那情绪低落具有自杀倾向的发作期正好吻合——而病症发作期间他甚至连一个音符都写不出来。1833至1834年的冬天，以及1844至1845年，这两段时期舒曼都发过病，第二次尤其严重。

令人称奇的是，年轻的舒曼将这些惊人的极端状态融入了自己最好的几部作品中：钢琴套曲《克莱斯勒偶记》（Kreisleriana）和《大卫同盟舞曲》（Davidsbündlertnze）、声乐组曲《诗人之恋》，以及构思巧妙、有两个主题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如果安东尼·斯托尔的话说得没错，那么舒曼的这些伟大创作至少反映了他能短时间地“集中精神”。若我们把这些杰作与舒曼后期的一些作品作比较，就会发现修改版本的《D小调交响曲》（1851年以“第一交响曲”出版）在某些方面比第一个版本改善了很多，可同时也更囿于传统形式，旋律普通平庸了一些，结构也没有之前那么流畅灵动。这是否也从侧面反映了在舒曼的大脑中，那个疯狂与天才间一步之遥的“细微差别”已拉开了距离呢？他最后一部作品《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1853年）洋溢着高亢的曲调，可比起修改过的《第四交响曲》则显得更刚性。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作曲家正竭尽全力地与大脑斗争，企图在神智和精神方面为自己保留一些回旋余地？尽管《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听起来充满了奇思妙想，可仍让一些听众明显感到不太舒服。

另一位作曲家布鲁克纳也曾不止一次地精神崩溃过。他总是郁郁寡欢，患的就是我们如今所谓的强迫症。他对“计数的狂热”有据可查。1866年至 1867年间他就发过一次病，有人发现他正试图清点树上的叶子。还有一次妹妹萝萨莉（Rosalie）去疗养院看望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该穿带亮片的裙子——布鲁克纳贪婪地数着她身上亮闪闪的发光源，简直无法自制。同样，在布鲁克纳的手稿中，我们也能发现他有爱计数的强迫倾向：即使他《第八交响曲》的终乐章曲谱长达七百五十行，他依然坚持不懈给每一行进行编号。

正如弗洛伊德常说的，未达病理状态时的痴迷行为极具创作的力量。其实，布鲁克纳在曲谱上编号的行为也并非一种无厘头的狂热表现。他没有一行行地数乐谱行数，而是将它们按四行、八行、十行、十二行进行分组，再将各组串联起来做和声分析。布鲁克纳在他最爱的两首曲子——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和莫扎特《安魂曲》的曲谱上也以同样的计数方式认真做了和声分析。乐迷们都知道，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有时会被描述成来自“教堂的声音”。作为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和出色的管风琴手，他熟悉并挚爱着他所工作过的每一座教堂，其中最重要的一座便是位于林茨附近的圣弗洛安大教堂，那是他孩童时代的精神家园。也许他对按比例计数的痴迷行为，反映了他渴望为自己不羁且可怕的思想在内心搭建一个“安全”的架构。布鲁克纳在创作《F小调弥撒曲》（该创作始于1866至1867年，那时已临作曲家精神危机的末期）时，曾感觉自己已逃离了“疯狂的胁迫”。对于听众来说，他们可以从音乐的本身体会到作曲家心底强大的创作力量——哲学家尼采称之为“对健康的愿景”。

在这一长串患有躁郁症的作曲家名单中，柴科夫斯基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位，和舒曼一直并列“乖戾狂人”榜首。他的情绪波动起伏强烈，为此一生饱受折磨。一旦工作棘手，他就会变得十分急躁，由于长期失眠，又被各种奇奇怪怪的恐惧所困扰。据说他指挥时常常捂着头，生怕自己的脑袋会掉下来。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突发奇想，做出一些彻底改变生活的重大决定，让人无法理解：比如大伙都知道柴科夫斯基是个同性恋，但他却在1877年与一位女学生结了婚，随着他后期的精神崩溃，这场灾难般的婚姻草草收场，也算是意料之中。此外，他还莫名地怀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这或多或少解释了他对拜伦式英雄曼弗雷德的迷恋——此人也同样记不清自己是否犯下过不可告人的罪行，可却深受内心负罪感的折磨。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听几部柴科夫斯基情绪波动最大的代表作品——尤其是《第四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时，就不难发现这些曲目同布鲁纳克最棒的作品一样，结构完整统一，令人印象深刻。《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完全称得上是十九世纪后期作品中节奏最紧凑、结构最巧妙的交响乐开篇乐章之一，而末乐章也充分体现了作曲者强烈的情绪波动，布局优美、抑扬顿挫，一段欢欣鼓舞的进行曲之后，全曲以一首悲怆幽怨的交响曲收尾，高潮段落安插巧妙，曲终部分悲情却不拖沓，一般来说，只有客观意识达到某种高度的人才能创作出结构如此完美的曲子。雅纳切克曾为此写道：“人们常常认为，只要情感丰富，就能创作出伟大的音乐作品，实则不然。通常作曲人都会因为掉入情感漩涡，经受过度精神刺激无法谱曲，眼睁睁看着音符谱成伟大乐章的良机溜走。”因此，除了拥有丰富的情感，作曲家们还要能从灵感迸发的“白热化”状态中抽离出来，恢复头脑清醒，将激烈的情感体验化为华美乐章。

作曲家埃尔加就有过许多灵感迸发的“白热化”作曲经历。一段漫长的焦虑情感过后总会伴有一段兴奋不已的情绪，而兴奋过后，情绪又会急剧大逆转。1912年，当他刚谱写完合唱作品《音乐创作者》后，一股空虚而悲凉的情绪瞬间席卷而来——他说“我是那么讨厌自己所谱的曲子。我一次次地外出闲荡，全身颤抖，渴望亲手撕毁这些作品。”评论家欧内斯特·纽曼记得在埃尔加尚处于事业巅峰时，有一回埃尔加的妻子爱丽丝曾小心翼翼地低声告诫纽曼：“如果你们的谈话中突然冒出‘自杀’这两个字，你要想办法巧妙地引开话题，因为爱德华经常说他不想活了。”

谈到爱丽丝·埃尔加，也许会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爱丽丝比她丈夫大了将近十岁，在很多方面，她对待埃尔加的态度更像是母亲。在他们马尔文的房子里，她把埃尔加的书桌面朝墙壁，这样一来他的思绪就不会被窗外的风景拐走。通常她都会比埃尔加早起，预先用尺子在他空白的五线谱表上划上一条条小节线，意思很明显：“快将它填满！”1920年爱丽丝去世，此后的十多年里埃尔加再也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他似乎对音乐事业已兴味索然。但可以肯定的是，埃尔加头脑中还有“健康”和“理智”的空间，正是这部分意识让他选择了爱丽丝。他知道，如果无法从自己内心中找寻创作所需要的稳定状态，爱丽丝会是他的依靠。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在此展开讨论，但这些作曲家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却值得我们深思。某些精神疾病或疑似精神病是作曲家们创作许多伟大作品的助推剂，然而当他们将这些近似疯狂的情感冲突用具体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呈现出来时，我们的感受又会截然不同。也许从舒曼的当代诗歌作品《诗人之恋》中可见一斑：“精神疾病是我唯一的创作源泉，它是一股积聚了众生万物的创作力量，是创作治愈了我的病痛，是创作让我再次痊愈。”

这让我想起了西贝柳斯在1909年至1910年间的日记。他一生嗜酒，一次咽喉肿瘤手术后，被医生勒令戒酒。西贝柳斯痛苦万分，内心曾无数次无助地呐喊：“如果没有酒精，我该如何摆脱这些既痛苦又可怕的阴影？或许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些痛苦要好些？”其实，从西贝柳斯那段时期的重要作品《第四交响曲》中，听众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内心某种痛苦的斗争。也许创作《第四交响曲》能帮助西贝柳斯忘记痛苦，而聆听这部作品则能排遣听众内心的苦闷。一边聆听着美妙的乐曲，一边感受着充满创造力的作曲家如何将惊悚骇人、极端强烈的情感化为一个个坚实有力、充满丰富想象力的音符，这种聆听体验是如此振奋人心，催人向上。像西贝柳斯一样，聆听和欣赏音乐可以帮助人们疗伤，让人渐渐学会换个“新视角”来看待人生。也许精神折磨就是伟大艺术作品诞生的源泉，而将痛苦折磨演绎成具体的艺术形式，则是人们内心最正常不过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