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据背离的政策解释学

统计数据频频“打架”

自2008年底中国出台了4万亿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民众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可谓空前，围绕国家统计局每月的关键指标，“官、产、学”各界总是会依次进行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复苏的争论。

从中国经济前4个月的指标看，一方面是GDP在全球一枝独秀，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却是一些指标的不断反复，和一些指标之间的明显的矛盾和打架现象。比如，以5月份的数据为例，工业增加值高达8.9％，这在全球算一个奇迹般的数字，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可看到的数据显示，CPI和PPI不但连续4个月双双在负数区间运行，而且PPI跌幅进一步加深；进出口大跌的局而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恶化；用电量继4月份之后，再一次与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长形成了奇怪的背离。

如此种种的背离，究竟昭示着什么，是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还是统计数据造假；是经济结构的自然调整，还是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和问题。财政收入在下降，企业利润在大减，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依然没有大的启动迹象，估计上半年全国待业的人数将超过4000万，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信贷增速和经理人采购指数的强劲上升。一面是火焰，经济在回暖；一面是海水，指标不乐观。并且存在“打架”的现象。

探求用电量与经济增长背离的迷局

用电量不仅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最能真实的反映宏观经济变动情况的先行指标。据数字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GDP与用电量及装机容量的相关系数均达到0.98，经济总量指标与电力总量指标呈高度正向相关关系。以上一次积极财政政策为例，笔者简单列举几个数字：全国1998年GDP增长7.8％，用电量增长28％；1999年GDP增长7.6％，用电量增长66％；2000年GDP增长8.4％，用电量增长9.7％。据此可以看出，电量和GDP增长是正相关，不会出现负的。据统计回归的估算，用电量每增加1％，中国GDP相应增长1.13％。而去年第4季度以来，用电量的变化更是说明，用电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在金融危机的特殊环境下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比如，在2008年10月、11月、12月，国内火电发电量分别下降5.3％、16.6％、12.4％，而2008年第4季度的GDP为6.8％，为季度最低，只是2007年全年GDP增长的一半多。今年1月，社会发电量同比下降仍达到12％的水平。但在3月份，用电量一度出现增长的迹象，这被视为经济触底回升的证据。4月份用电量重回下降通道，全国发电量2747.6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55％。然而，与1-3月份用电量下降相反的是，GDP增长却达到6.1％，出现了奇怪的背离。

对于这种奇怪的背离，官方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说法是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的“正常说”，李晓超首先表示，这种背离直接从统计数据无法进行解释，但他同时表示，出现背离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并以日本和美国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来反证这种背离属于“正常”。

第二种解释是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产业结构调整说”。认为，用电量与GDP增长的背离，是实施产业调整的结果。比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分析认为，两者背离首先可以从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上找到原因。数据显示，第1季度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加3.5％、53％和7.4％。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超过第二产业2.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工业增加值占C-DP比重也由去年同期的46％，下降到今年的44.1％。这反映在电力消费上，第1季度全社会的用电量同比减少了324亿千瓦时，其中主要是第二产业。但同时，第一产业的用电量增加了9.78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量增加了70.17亿千瓦时。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增加了112.1亿千瓦时。张国宝还进一步认为，高耗能产品的去库存化，也是导致能源消费、电力消费和GDP的增长不一致的地方。

历史统计数据表明用电量与GDP增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张国宝的分析从道理上而言，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众所周知的是，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看一个数据的变化并不能得出结论。从产业调整的角度而言，更应该考察至少3个季度的变化，结论才具有可靠性。而在我们启动投资保增长的情况下，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用电量是很大的，而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也表明，一些投资违法进入了“两高”产业。所以，用产业结构调整来解释用电量与经济增长的背离，出发点是好的，但确实需要进一步的季度数据来论证。

“统计造假说”质疑中国经济数据

而与上述两种解释截然不同的则是“统计造假说”。电监会前副主席邵秉仁的说法最为典型。邵秉仁认为，用电量与经济数据的背离，主要的原因是地方统计数据造假，这显然无法用经济结构调整来解释。邵秉仁举例，西部某省第1季度用电量下降了9.9％，但经济增长了10.8％。应该说，这种严重的背离，如果简单用结构调整来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特别是考虑到很多地方错误理解中央保增长政策，为了追求GDP数据的漂亮，在数据上出现不实并非没有任何依据的猜测。

与邵秉仁质疑地方造假不同，对以用电量为代表的数据“背离”现象，经济学家王福重直接认为很多数据背离基本可以判定为统计造假。王福重觉得，在失业不断加剧(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居民收入不断下降(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企业利润不断下降(企业投资的基础)，出口(净出口是GDP的一部分)更是两位数持续下滑时，单靠政府迄今只有8000多亿的财政刺激性投资，GDP就可以增长6.5％，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在当前特殊时期，更可能会助长数据造假的邪风。

对于经济数据背离的“造假说”，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指出，从目前的统计数字矛盾看，数字打架和背离的情况已经远远不在用电、投资领域，而是在很多领域，他列举了背离的指标：投资的高速增长与进出口加速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上升与用电数字仍是负数的背离；工业增速上升与财政增速负数的背离；货运量正增长与港口吞吐数据下降的背离；名义消费增长与实际消费增长的背离；股指增长与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的背离；以及房地产销售的增长与实际房地产投资的增幅很低的背离等。

当然，刘元春教授的这“”背离并非完全是统计数字出的问题，比如，股市牛气冲天与上市公司利润的下滑的背离，更多的属于经济现象本身的问题。对于这“背离”，刘元春教授认为大规模造假的可能不大，因此这种背

离更可能反应的是中国经济深层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刘元春判断，数字背离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经济的更大风险，比如通缩实际在加深，就业问题异常严峻，外需下降未来可能更大，房地产可能去库存化才刚刚开始，产能过剩更加严峻。

数据困局的根子在“复苏急躁症”

其实，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诸多打架现象，如果以平常心待之，考虑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坦诚面对，其实很好解释。经济的反复和冷热不均其实很正常，对一个人而言，如果生一场大病，病情也会有反复，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令人不解的是，在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的情况下，一些好大喜功之人就开始鼓吹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误导高层和政策。而我们看到，政府投资的大幅增加与民间投资不振的背离，消费的继续低迷与投资继续攀升的背离，股市、楼市的走势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背离等冷暖不均的现实提醒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冷静而理性的质疑，不轻言“率先”回暖，显然比那些一味乐观陶醉的情绪更有价值。

对于经济前景的判断，分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对指标打架的情况视而不见，但只对乐观数据情有独钟，看到个别指标稍有好转就大呼“率先回暖”。与其刻意寻找中国经济复苏的蛛丝马迹，不如静下心来思考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多的深层问题。笔者记得3月份的时候，用电量第一次出现回升，一些人就开始欢呼经济已经复苏，这种不负责任的乐观造成的尴尬结果就是，当面对真正的数字背离的时候，就让自己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

因此，对于GDP增长与用电量背离的迷局，还是应该多角度来进行考证，但这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说明了经济回暖的证据依然不充分。用电量在短期可以视为经济复苏的指标，但用电量本身的涨跌，背后的因素的确很复杂，比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大耗能项目的减少，但也有可能提前预示着工业产出和投资减少的趋势。所以，对于用电量的涨跌不可过于迷信，也不可简单化。经济是否复苏和回暖，不是一两个月的数据能够证明的，与其陷在GDP增长与用电量背离的迷局里，不如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转型上来。

而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回暖的争议和数据背离的种种迷雾，也给我们的统计部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浩繁的指标中，国家统计机构选择什么样的指标测试经济的体温，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当统计指标和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的时候，国家统计局的确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努力使自己统计出来的数据能够距离老百姓的心灵近一点，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