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媒体”与“善做媒体”

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最近连续强调。“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三善”是对总书记提出的领导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的诠释。把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更加具体化。同时，这也是对媒体社会作用的肯定，对媒体的信任，对媒体工作者创造性劳动价值的尊重。对全体媒体工作者的一种鞭策和激励。

作为媒体及其工作者，如何使党的主张与人民心声和谐共鸣，让党和国家放心、人民满意、社会认可?我们认为应该在“善做”上下功夫。

善担责任

国家主席曾在2009年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说，世界各地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

学习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媒体不仅要勇于担当责任，更要善于担当责任。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各大媒体反应十分迅速。同时。全国各地媒体以灾情为命令，自发奔赴地震灾区最前线，在第一时间作出了最及时的判断、最大规模的报道，传播出党和政府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各种信息、举措。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提升。

责任造就公信力。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媒体及时溶观、开放、透明的报道，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恐慌，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无疑，中国媒体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令很多历来自我骄傲的西方媒体自叹不如。过去西方媒体一向自信，对中国媒体难有他信，更难形成互信。现在看来，不管是自信、他信，互信，都应立足于公信上。

2010年3月28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153名工人被困。党和国家领导高度关注。经过8昼夜的科学抢险救援，截至4月5日18时。153名被困人员中已有115人成功获救。8天中，人民日报等记者一直“采”在现场。随时报道进展，有的为赶写稿子连续通宵达旦。仅新华社国内部5日就发文字电稿《不抛弃。不放弃，为了生命的尊严》等50多条，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用“我们的兄弟”来称呼那些井下矿工。不尽职尽责能这样“拼命做”吗?!能有这样“兄弟情”吗?!

然而。我们媒体忽视社会责任的例子也时常可见。2010年3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河北蔚县矿难收受“封口费”事件相关处理情况：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有多家媒体工作人员前往采访。为隐瞒责任事故，由县委县政府个别领导指使、矿主出钱。向中国产经新闻报社、河北经济日报社等媒体的10名工作人员支付了“封口费”，其中9人被判处刑罚，1人被主管机关纪检部门作出处理。像这样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相关媒体的社会责任何在? 　迅速为社会提供真实、准确、全面、客观的信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起沟通桥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缓解、平衡社会矛盾：促进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等等，媒体的社会责任涉及多方面，也很重，但要抓最根本的。面对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趋势，我们应看到，没有多样，社会就缺乏活力；而没有主流，社会就缺凝聚力。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当前。要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要求，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传播能力上，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

总之，媒体社会责任是一种基于法律责任基础之上的更高一级的道德与政治责任。要善担责任、善尽责任，不仅取决于参与媒体工作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心有多强，更取决于从事媒体工作的群体组成的责任链有多强。

善导公众

了解公众对媒体的需求，媒体才会去满足需求、善导公众。媒体要被公众广泛接受、受社会广泛尊重，就要不断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就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就要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就要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里具体谈几点：

“有用”是公众喜爱媒体报道的最大动机。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就是连接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纽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通过媒体的积极宣传而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而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智慧和实践经验，又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而不断总结完善、发扬光大。

在重大社会问题、重大热点问题、重大民生问题上，媒体要关心、关注，要发言，帮公众“解闷、解惑、解难”。尽管群众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两者之间有时确实存在冲突。作为媒体要及时用舆论导向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去“形成社会共识”，“寻找最大公约数”。

基层、群众、生活，是媒体工作者的情感之根，报道之源；察民情。道民声，是媒体工作者履行耳目喉舌之责的重要使命。来自火热的生活、一线、基层的“鲜活的新闻”、“滚烫的故事”、“生动感人的典型事迹”等，公众最爱看爱听，因为这样才让公众最真实感受到社会发展进步、人间最美好的主流一面。

在对待社会不良现象、不公事件上，公众最愿看到社会公器――媒体及时监督，伸张正义：最愿看到“无冕之王”顶住权势、不畏威胁、不顾安危，用事件真相还社会公道。如媒体揭穿“躲猫猫”之说，还司法公正；曝光“武汉经济实用住房六连号”事件，让违规违法的公职人员受到查处。

公众最盼望媒体平易近人，可以互动，具有亲和力；千万别“教训人”、“被宣传”。一旦公众意识到“受训”、“宣传”的存在，就会自动产生“免疫”功能――对信息产生警惕心理，传播的效果也就难尽如人意。美国学者称，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政治宣传采用“推式”策略，总体运作是僵化的，而政治营销采用“拉式”策略，是灵活的。我们认为，媒体应采用平等、喜闻乐见、创新有效的传播策略来影响公众认知，塑造公众期望。

从现实看仍存在着媒体对公众“不善导”现象。如去年某些媒体大肆

炒作的“毒香蕉事件”，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恐慌与困惑。导致在某些香蕉产地，每斤香蕉只能卖3分钱。有的蕉农用成熟的香蕉喂猪。或听任香蕉大量烂在蕉园里；这一事件中，相关媒体对公众信息误导，忘记了社会责任，谈得上善导吗?!

媒体在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出现失误。重要的是：不对的就快改。古话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善待采访对象

媒体记者采访权是受法规保护的，采访对象有义务接受采访。在具体采访活动中，对于媒体记者来说，某种程度上采访对象是“上帝”，因为你需从采访对象那里得到你要“问”的东西。既然愿意接受采访，说明人家多多少少有诚意，不然，人家总有理由来谢绝。

对“上帝”要尊重，没特殊情况，采访最好预约：告诉人家采访意图、内容、时间，有可能列出采访提纲。采访时，对“上帝”要客气。采访对象的回答让人不解渴，或者答非所问，可追问。可商讨，但不要耍态度，不能“发号施令”，更不能做出违反法纪、违反职业道德、违反常识的事情来。

即使采访对象傲慢霸道、说假话，甚至抓机会“自我贴金”，媒体记者也不宜当场情绪化地对待，可表明观点，要如实记录，清醒处理，相信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即使去写监督批评人家的报道，也要认真采访被监督对象。允许人家讲话，听取人家意见，要讲事实，以理服人。如设圈套引人陷进，自以为聪明，实则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损记者形象，影响媒体公信力。

在现场随机采访时，记者要会提问。一对中年夫妻的独生子、大学生，英勇救人而献身，被称为“救人英雄”，政府批准为“烈士”。春节前。当地政府派人上门慰问，随行记者就机问烈士的父母：你们过得好吗?虽说也是关心之问，但没有站在采访对象痛失爱子的心情感受上问，问得不高明。

要珍惜采访机会，不宜占住人家过多时间，除非采访对象自愿延时。

媒体按新闻规律选择最吸引眼球的新点报道，没错：可别忘了一条新闻铁律：真实。对采访对象的话不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要告诉公众某句话的前后语境，让公众自己作分析判断。媒体不能借题发挥。更不能运用文学的手法，对新闻事实进行曲解、“改编”。

善做媒体，媒体还得不断善省自己：做得怎样，是否对得起党和国家、对得起公众、对得起同行、对得起自己?如何做得更好?以更好去追求最好。

“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丰富性无与伦比的时代，必然孕育着新的希望和新的机遇。作为媒体，新的使命呼唤着新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