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对弘一的思想影响与弘一的信仰归宗

时间:2022-04-14 01:48:57

印光对弘一的思想影响与弘一的信仰归宗

[摘要]印光对弘一的直接思想影响,包括提倡“息心专一念佛”法门,提示掩关修行、书写佛经的方法等方面,直接促进了弘一的修持,促成了弘一的书法从“游于艺”到“志于道”的跃升。作为律宗宗师的弘一,以信仰弥陀净土的净土宗为归,目标在于解脱痛苦了生死,达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心境。印光专修净土宗,弘一兼修净土宗,相应的选择,不仅是个性化的选择,也是切合佛法宗旨的选择。

[关键词]印光;弘一;弥陀净土;净土宗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1-0109-05

在中国佛教“民初四大师”中,弘一与印光的交往是最默契也最密切的。 这主要源自弘一对印光的尊崇,弘一在1922年正月21日写于温州的“致王心湛”的书信中,有言:“普陀(引注:普陀山)光(引注:印光)法师为当代第一善知识,专修净土之说,允宜信受奉行,万勿游疑。光法师《文钞》,扬州有新刻本,较前增百数十首。”弘一另在“《印光法师文钞》题赞”中,则云:“余于老人(引注:印光)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弘一先是读印光之书,再去信请教,然后想成为印光的弟子,最后在直接的交往中,更是推崇印光。弘一在与印光的交往前后,对印光是心慕良久而且终身崇敬的,对此,史家有如下的结语:弘一“一生最崇拜灵岩印光大师,故亦效大师之风,不收徒众,不主寺刹”。

一、印光对弘一的思想影响

印光对弘一的思想影响,部分反映在两人的书信交往上。这些书信,现传世的仅有印光给弘一的五通回函,在这五通回函中,唯一保留有写作月日的回函,写于1920年7月26日,这也是迄今已知的印光给弘一的最早回函,《印光法师文钞》与《印光大师全集》均未收录此函,为林子青所编《弘一法师书信》“附录”所收。另四封则为《印光法师文钞》所收录。而弘一致印光的书信,至今未被发现,内中是有缘由的。

印光致弘一的书信,从现已发现的材料和研究结论看,写作年代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此后,再未见两人有书信交往。内中原因,或是印光渐趋年高,为了静修,在给信众的回函中常透露出不堪请教书信打扰之意,常有不希望信众再来函,来也不复之语@。出家后的弘一,又恰是一个自律甚严的僧人,当以减少书信乃至取消书信交往来尊重并成全印光之意愿,而《印光法师文钞》及“一函遍复”,足以解答包括弘一在内的各方人士在修持净土念佛法门时所遇到的疑难。如果说书信交往是有限的,那《印光法师文钞》对弘一的影响则是更广泛的。

现依据印光给弘一的仅存回函,来具体分析印光对弘一的思想影响,以及弘一的回应。

(一)提倡“息心专一念佛”法门

从印光给弘一最早回函的语句来揣测,当是出家后不久的弘一在修道中,因写经用心过度而导致其身心不堪重负,故向印光讨教解方。对此,印光既为弘一指出了病根,也给出了疗方:“以汝太过细,每有不须认真,犹不肯不认真处,故致受伤也。观汝色力,似宜息心专一念佛,其他教典与现时所传布之书,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损无益。应时之人,须知时事。尔我不能应事,且身居局外,固当置之不问,一心念佛,以期自他同得实益,为惟一无二之章程也。”印光指出弘一对不须认真处犹认真之举,会对个人的修持造成伤害,并为此开出了净土宗的纯粹“息心专一念佛”法门作为疗方,为了做到专心致志念佛,具体还应放下典籍书卷,不闻不问时事,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出世倾向。

(二)掩关修行的用功方法

出家后的弘一,归心净土,誓证念佛三昧,欲掩关修行,并为此向印光请教“最后训言”。印光对此回复的要点是:“然于关中用功,当以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妄躁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影斯映,纷纷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在方法论上,印光给将要掩关修行的弘一的忠告是,要以归一不二心来去除求感通的妄躁心。他具体指出了修持者那种急于求感通的妄躁心,只会导致心镜魔事,有碍净心,是修习净土法门的第一大障。这种过来人的提醒,对于出家不久的弘一,当是珍贵的。

(三)恭敬书经为要。缓图刺血书经

在书写佛经方面,弘一有欲仿效佛教历史人物刺血书经之意,并为此向印光请教。印光的回复是:“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法,或恐血亏身弱,难为进趋耳。入道多门,惟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日:诚;日: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入道修持的途径有多种,写经作为其中的一种,同样必须贯彻“诚”与“恭敬”的信仰原则。

印光特别向弘一强调:“写经不同写字屏……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方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书经要“诚”,要“恭敬”,就不能以行书草书之类的游戏笔墨来书写佛经,印光尤其反对草率写经。因为写经依然是围绕“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的大目标而进行的,容不得儿戏般的随意马虎、轻慢失敬。印光也反对那种虚世盗名之举――“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名实不相符,最应切戒。至于刺血写经的具体方法,从血源、用纸、运笔乃至写经人在饮食上应注意的事项,印光在信中也都一一细为弘一作了开示。

对于印光的这些开示,弘一都是从善如流地加以接纳了。这从印光给弘一的另一封回函中可看出:“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知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籍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

按理说,书法本是文人习气的一种传统寄托,弘一也不例外。弘一能尊印光之教诲,重于写经,将书法之艺节摄在崇弘佛法尤其是净土信仰的范围内,前期作为风流才子的李叔同与后期作为高僧的弘一所书的书法,因此在思想与信仰境界上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风流才子的青年李叔同的书法(及其诗词、信函和文章),是其“游于艺”的物化成果,虽偶有向往终极关怀的思想火花,却仍不够

明确。身为出家僧人的中年与晚年弘一,已专一地做到了“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义理范围是收缩了,且作品因限于书写佛经或有关佛法的言句,内容上也缺了原创性,却跃升成了他“志于道”之纯信仰追求的物化成品,足以表明他对终极关怀的追求,是在修持中显现自我心声的一种方式。对此,弘一可谓乐此不疲。披阅弘一所书的佛经、联对和条幅,但见其端庄工整,典雅中透出出世的风骨与净土信仰的风范,叶圣陶称之为有“蕴藉”即“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已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瑰宝。

(四)印光对弘一的评价

正因信仰与修为的趋同,印光对弘一也就不乏高评。如他在“复尤弘如居士书”中,称弘一为“弘一大师”,对弘一其人及其掩关修行之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弘一师博学多闻,以光虽固陋,而其居心颇真实,其修行颇依固陋者之本分,故相与周旋,实未一觌其面。今发心掩关,拒绝一切,当必亲证念佛三昧,以之饷一切有缘也。不胜盼望之至。”印光对于弘一发心拒绝一切俗务、闭关修持之举,满怀希望,并期以“必亲证念佛三昧,以之饷一切有缘”的高许。

二、弘一对印光的言行与信仰观的总结

在直接交往方面,弘一对于印光,一如对《印光法师文钞》的推崇,同样是无以复加的。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欲拜印光为师,甘为弟子,终才遂愿。对此过程,弘一在1924年2月4日写于温州的《致王心湛》的信中,有这么一段夫子自道:“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印光法师。前年曾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请,师又逊谢。逮及晚岁,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

1925年5月,弘一前往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于法雨寺。通过直接的交往交流,印光对弘一的影响日趋至深的,不仅是思想,还有生活的言行与人格。印光圆寂后,弘一在泉州檀林福林寺所作的“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的演讲中,回忆并总结了这次参礼,从思想、生活到人格等方面,对印光推崇备至,引为榜样。其中的要语为:“因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这盛德之四端分别为:“甲、习劳”,“乙、惜福”,“丙、注重因果”,“丁、专心念佛”。弘一在略述印光大师的生平时,对其平生的“四不”――即不求名誉、不贪蓄财物、一生不畜剃度弟子和一生不任寺中主持、监院等职之举,赞誉其“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由此可见印光对弘一的影响,兼重于为人与为学两大方面,尤其凸现出了人格的力量,凸现出佛学作为人学的成分,这跟印光教化信众的一辈子,对人的身教大于言教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弘一的弥陀净土观

林子青在《弘一大师传》一文中指出:“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历史地看,弘一对净土法门的崇信,相当程度上源自印光的直接影响。

(一)出家“纯为了生死大事”

同时代人看青年李叔同,是春风得意、风流倜傥,但这只是表象。李叔同出家后成为了僧团中的弘一,对于人生及自己的痛苦曾有如下的判认与自述:“尘世多众,十之七八,在惊忧疑闷懊怨痛苦中。吾人一生,十之七八,在惊忧疑闷懊怨痛苦中。”这段表述论及众人中的十之七八处在痛苦中,是就共时态而言的;论及自己一生的十之七八时间处在痛苦中,则是就历时态而论的。换言之,各种痛苦伴随人生,对众人,对弘一自己,均是如影随形的。对生死的敏感,李叔同在《二十自述诗叙》中,就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木替花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抒发的是诗人的抑郁与,更多的是喜怒无端,其中的思想乃至语言,虽有颇浓重的老庄色彩,主旨却仍是不得其门而人的人生苦闷与抑郁。

对弘一而言,如何解脱痛苦了生死也就成为了人生要解决的最大也最根本的问题。这,事实上也就是弘一何以出家、何以在出家后因向往净土往生而心仪印光的最本源的契机。

弘一的人生追求也就有着合理的依据。他在出家前,曾对弟子刘质平提出过在处事时六条宜注意的事项,其一就是“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他在致刘质平另一信函中,又有言:“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由此可见,弘一在出家前,即早有通过信仰宗教来求得精神安乐宁静之自觉,至于在具体取舍中,是信仰佛教或是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这倒是其次的,或者说是当时尚未完全明确的。丰子恺指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衣食),二是精神生活(学术文艺),三是灵魂生活(宗教);弘一“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曾是风流名士、留洋学生、教育名师和文艺大家的李叔同,因此而变身为苦行头陀、律宗与净土宗高僧的弘一,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原寄托在李叔同身上的艺术生命情调升华到弘一的宗教境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他选择了净土信仰后,告别了以往的艺事与感情,只为弘法而写条幅,心不旁鹜,专心于净土信仰修持,正是信言行一致的体现。

弘一出家后,更为具体的信仰选择,也就十分重要了。弘一与印光一样,对于死亡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在他出家披剃的当年(1919年)岁末《为杨白民书座右铭跋》的这么一段话中,尤可显见:“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手忙脚乱。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可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除夕来临,新春将至,弘一对此全无凡行俗思,却取时间紧迫的意义,比附到佛教信徒所念念不忘的生死大事上,其虔诚迫切已跃然纸上。

据上述可见,弘一出家后力图亲近印光,自觉选择净土信仰,原因无疑在于净土信仰能为其提供精神上的依托,能使其得以了生死,求得精神上的大安乐,获得人生的终极慰藉。这,正如弘一尝对寂山长老所言:“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倘仅为稻粮衣食谋,以青年李叔同的才气、名气与世俗家居生活条件,断无日后的弘一。

(二)归心净土后“天心月圆”

在终极关怀的信仰选择上,弘一的指向已是十分自觉:“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求,是为痴狂。一句弥陀,阿伽陀药;舍此不服,是为大错。”对弥陀净土的信仰明确而坚定后,他在这方面的修行,就十分勤勉,一如他的夫子自道:

“近来日课甚忙,每日礼佛、念佛、拜经、阅经、诵经,诵咒等,综记余暇,每日不足一小时。出家人生死事大,未敢放逸安居也。”

弘一临终时,道出了“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绝唱,其时他的人生虽已艺术化,然其内在核质则在净土信仰,即他所言:“吾人修净土宗者,决不以弘法事业未毕,而生丝毫贪恋顾惜之心。”所以,与那些感怀于人生短短几十秋,事业未竞、情意也未了的无尽遗憾绝然不同,圆寂前的弘一是了无牵挂也了无遗憾的,不因死亡而恐惧,却因死亡而安详。这种心态,与净土宗对个我的定位有关,即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渺小的个我,是被拯救者而不是拯救者。死亡既然不可逃避,就应以安祥宁和之心来接受死亡,并因弥陀净土信仰而接受着阿弥陀佛的终极眷顾。这样,得益于弥陀净土信仰之护佑,个人的心理负担也就可以放下,个体生命获得了精神上的安乐死。李叔同到弘一的人生之路,因此才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平淡中终归真。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不是生命的终点,死亡只是生命由此生走进彼生的一道门槛,他也就可以平静地直面死亡,从而在精神上获得异乎常人的精神平衡,面对死亡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由支撑的淡定、镇静与从容,精神也就因此而趋向于完整,在成熟与圆满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心境中了无遗憾。此时,弘一所内具的笃定、无畏与自然的心态,正体现出净土宗大师所特有的风范,他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架,最终寻到了自我的精神家园,迥异于那个早年在长亭外、古道边,为“知交半零落”(《送别》)而惆怅,为“游子伤漂泊”(《忆儿时》)而伤叹的风流才子李叔同,弘一因此而成就为弘一。由才子李叔同到高僧弘一之人生之旅,不难看到,进入了宗教的信仰与规范中,自然本真就得有所丧失,对美的感受与对艺术的追求就有所弱化,终极关怀则得以凸现。这,也是净土宗、律宗与后期禅宗在收摄人心方面的主要区别点之一。范古农在弘一圆寂后,尝题“香光庄严”四字,其意在于:“(弘)一师出家,即依藕益大师,礼地藏、诵普贤,归心净土……观其于念佛声中舍报安详,生西瑞相,不是过焉。须知华枝春满者,香庄严也;天心月圆者,光庄严也。”可见弘一是以信仰弥陀净土的净土宗为归。

(三)弘净舍禅观

弘一认为净土宗最切合现代人的根机,并选择了皈依弥陀净土,故他力主弘净舍禅观:“他如禅宗及天台、贤首、慈恩诸宗,皆不甚逗现今之时机。禅宗尤其不宜。以禅宗专被上上利根,当世殊无此种根器。其所谓学禅宗者,大率误入歧途,可痛概也。”结合弘一对《印光法师文钞》的熟悉与推崇,结合印光与弘一的师徒关系,不难看到在有关观点乃至具体提法上,弘一受印光的影响之深,同样以弘扬净土宗为要。

四、弘一与印光的异与同

弘一与印光的信仰趋同,修持取向则各有侧重。后者主要表现为印光是专修净土宗;弘一则是兼修净土宗,他在追随印光所提倡与修持的念佛法门之外,还致力于振兴南山律宗。而这又是印光所接纳的,正如他在论及律宗与净土宗时所言:“须知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若不严持禁戒,则教、禅、密、净之真益莫得,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固,则未成即坏。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如百川万流,悉归大海,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法门。“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不持律,则教、禅、密、净之真益不得,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坚固,则未成即坏。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不念佛求生西方,则律、教、禅、密,皆难究竟。”律为诸宗的基址,净为诸宗的归宿。从此定义出发,弘一以弘扬律宗而成名,以净土作为最后归宿,正是佛门内龙象之所为,也是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宗教寄托之所在,相应的选择,不仅是个性化的选择,也是切合佛法宗旨的选择。

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记载了随弘一拜访印光的一次经历,文中有道:“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文学家的直觉往往是敏锐和精确的,此语可谓描述这两位宗师的经典之语。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正是具有普适性的净土宗与选择净土信仰的趋同,促使“水样的秀美,飘逸”的弘一大师对“山样的浑朴,凝重”的印光大师终身执弟子礼,成就了民国时期的两位佛教宗师的交流与交往,并凸现出独具魅力的宗教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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