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故事:造福百姓的伟大地标

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的古迹。金沙遗址、彭州竹瓦街的青铜器、属于成都经济圈内的广汉三星堆，这些考古发现，证明成都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足够悠久。但是，普通人要体会这个城市的历史，却也不用专门去看博物馆。有些印迹，仍然鲜活；有些地标，仍然挺立。

都江堰：不止是水利

都江堰算是一个地标吗？它太低了，比世界上所有楼房都低，它甚至低到了水里。但是，提到成都乃至四川，都江堰都是第一个地标。没有都江堰，就不可能有天府之国。从真正造福百姓的角度看，它比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加起来都要伟大。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李白在《蜀道难》这篇著名的诗歌中描述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人或成鱼鳖”，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它从高山峡谷一路奔腾而来，要控制它确实不易。今天的人们，有钢筋混凝土，可以修大坝，但是这种大坝对生态的影响，也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相比之下，秦国蜀郡太守李冰采用尊重自然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都江堰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坝的历史都要悠久，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人们早就注意到都江堰的防洪和灌溉作用，都江堰市原来的名字就叫灌县，但是，人们通常忽视了都江堰在人文方面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成都之所以成为一个休闲、安逸、时尚的都市，本质上就是因为都江堰的存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成都一直是一个稳定而繁荣的中心，都江堰功不可没：正是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洪涝灾害和灌溉问题，滋养了这片土地，才在艰辛的农业社会，形成了持续而稳定的产出。同样是勤劳的人民，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没那么艰辛，他们的余力，催生了繁荣的商业。

这种持续繁荣，对这个地区的人们性格影响很大。成都人没那么着急，对未来也没那么担心，成都人不怎么爱存钱，因为他们总相信未来会有钱，或许从李冰想到治水办法的那一天起，就种下了这种闲适的基因。就这个意义而言，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都江堰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真是实至名归：它奠定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格局。

杜甫草堂：秋风吹不破有文化的茅屋

如果杜甫能够在今天活过来，他一定非常开心：地产事业如火如荼，寒士们可以依靠银行贷款，买下一套居所。他来到成都，可能会在21世纪的繁华都市迷路。但是，当他来到浣花溪，他一定会有一点错觉：茅屋还在，和自己住过的差不多。这儿到处都有自己的诗歌印迹，他一定会流下热泪。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 “安史之乱”，携家带口由陇右 （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他的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中提到的便是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写下240首诗，这个出生在河南的大诗人，为家乡所写的诗也没这么多。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几乎全靠朋友严武接济。765年，严武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带口告别成都，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

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不存，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重现。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的，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和公元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这两次重修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使其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和诗人旧居风貌于一体的博物馆，成为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1961年3月，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甫草堂的历史，特别耐人寻味。在古代，一个建筑要保存下来特别困难，尤其是这种茅屋，秋风可以吹散茅草，而一场小火灾就可以把它变成灰烬。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顽固地怀念着杜甫，不断修葺，一直保存着茅屋的基本风貌。在21世纪，要对茅屋进行维修，其难度并不小于新修一栋大楼，人们要去找合适的茅草，采用传统手法打理。要知道，即使在四川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人们也不住这种茅草屋了，而是换成了小洋楼。但是，再多的小洋楼的价值，也比不上人们怀念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奥妙之处。最后，最脆弱的建筑――茅屋，竟然顽强地穿越时空，成为浣花溪畔最“昂贵”的建筑。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这里才发展出了一个巨大的公园，而这个公园，又滋养着成都市民。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今天的杜甫草堂，处处可见诗歌的影响。大廨、诗史堂、工部祠3座主要纪念性建筑物，坐落在中轴线上，幽深宁静。廨堂之间，回廊环绕，别有情趣。祠前东穿花径，西凭水槛，祠后点缀亭、台、池、榭，又是一番风光。园内有蔽日遮天的香楠林、傲霜迎春的梅苑、清香四溢的兰园、茂密如云的翠竹苍松。整座祠宇既有诗情，又富画意，是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著名园林。当年杜甫的茅屋前，有一条两旁栽满花木的小径，他在诗中曾写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今天的花径，是连接杜甫草堂纪念建筑群与原草堂寺的一条红墙夹道小径。花径尽头是“草堂影壁”，清末四川劝业道道尹周善培用青花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于此，数度毁损又几经修复。

正是由于草堂的存在，成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诗歌之城，这个城市曾善待这个民族的诗圣，诗歌也就必然予以回报。上世纪80年代，现代诗歌博兴，成都成为北京之外最重要的诗歌重镇。从古诗到现代诗，时代在变，但是这种变化中又有着连续和继承。如果说都江堰是成都最根本性的地标，草堂就是最灵性的地标。草堂赋予这个城市灵动、优雅的灵魂，在钢筋混凝土建筑林立的现代世界，“草堂”两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力量。

大慈寺：一个地标的新生

在广州有远洋太古汇，在青岛也有远洋太古里，但是只有成都的太古里才是最特别的，它和大慈寺有机地融为一体，成都太古里的大面积仿古建筑，与大慈寺的古建筑，在风格上极为统一，让人会产生某种幻觉，这是回到了盛唐吗？

成都城西和城南有两处人文胜地天下闻名，那就是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但在闹市区还有一座名胜叫大慈寺，知道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然而成都的文人们却把它当成蜀文化的象征之一，以为不到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若要问个为什么，他们大多会口若悬河地向每一位造访成都的人们娓娓道来――

“安史之乱”时，中原板荡，战乱不断，流民纷纷入蜀。当时有个和尚叫英干，在成都街头施粥济民。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遂带着他的近臣、嫔妃和宫廷艺术家们历经艰辛逃至蜀中（当然，杨贵妃被赐死在了马嵬坡，没来成）。唐玄宗听闻英干的善行后很受感动，特召其进了行宫，精神与物质奖励并施，赐地千亩以建寺，并御笔亲书“大圣慈寺”门额。后来他的儿子肃宗李亨即位后，又赐匾“敕建大圣慈寺”，千里迢迢送往成都。这就是大慈寺的由来。其实，这段说法是颇为写意的，大慈寺远非李隆基来了才赐地敕建，严格说来是始建于魏、晋（也有说隋代的），极盛于唐、宋。有书为证，宋普济《五灯会元》称，印度僧人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这样算来，大慈寺已有1600多岁了。

该寺盛时，其面积几乎占了成都老城东区的一小半。西到今日的商业场、春熙路，东抵旧城墙脚下，南至今镗钯街、红石柱横街，北达今天涯石北街、四圣祠一线。当时寺内有96个院子，楼、阁、殿、塔、厅、堂、房、廊共8524间。其建筑之壮丽，规模之宏大，僧人之众多（据说极盛时多达2万），都远超唐代其他著名寺院。即使是京城长安的大慈恩寺，也不过“凡10余院，总1897间，敕度僧300人”而已。大诗人陆游在游览了大慈寺后写道：“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星陨半空天宇静，莲生陆地客心迷。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差点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

于是，就有了天竺高僧口中的“震旦第一丛林”。其实“大”还不是它最令人骄傲的理由，大慈寺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著名古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著名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前，曾在此寺受具足戒，并在成都生活长达五年。正是这五年的潜心修法，最终奠定了玄奘远赴天竺取经的思想动因。而早在贞观元年，玄奘就陈表太宗请求允其西行取经，却未获批准。但唐僧玄奘“去意已决”，以至于最终“冒越，私往天竺”，后经五万余里的长途跋涉，完成了他的历史壮举。

大慈寺在唐宋极盛之时，是成都的游览名胜区，每逢庙会更加热闹，附近商业繁荣，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等等，不一而足。至今，该寺山门周边尚存磨坊街、油篓街、糠市街、纱帽街、棉花街等等大街小巷。2012年前，我曾在它东边一幢公寓的23楼上住过，卧室阳台就正对着大慈寺和这些街巷。看书写字累了，就走过去看看风景；肚子饿了，就下楼去油篓街上的小吃店“补充能量”。如宋代成都文人侯溥在《寿宁院记》中所说：“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洁精谨严，屏远俗纷。独成都大慈寺，据圜匮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一句话：在唐宋，大慈寺周围就是繁华的商业圈，它不是一个讲究僻静的寺庙。如今，人们在大慈寺周围开发出太古里，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回归。大慈寺在唐宋时是地标，现在又成了成都的新地标，这是一个经典的“地标重生”的案例。文化意义上的地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内涵。伦敦的大笨钟，先前是议会大楼，一场火灾之后，人们进行重建，才有了现在设有大笨钟的塔楼。地标的意义越是能够流动，就越是有价值。历史本来就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它从来不是死板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