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招分”与“招人”的博弈

说起季逸超，北京大学教授赵钰琳既痛心又无奈。他在高中时代就独自研发了被誉为“重新定义了浏览器标准”的猛犸浏览器，在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中，他的编程能力和创新潜质得到多位北大教授的高度赞赏。然而最终，“并不比同年龄的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逊色”的季逸超没能进入北大深造，因为他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北大的录取线。

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优秀创新人才培养高端论坛”上，“季逸超式”的遗憾引发与会人员的集体感慨。对于高校来说，“招分”还是“招人”是件备感纠结的事情，而这也直接演化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分数”与“培养人才”的博弈。

一位与会的中学校长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我们中学老师非常努力地提高学生的分数，把学生送到名校，结果学生的发展并不好。”面对这种情况，曾经担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的赵钰琳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绝对不缺少创新人才的苗子，缺乏的是多元人才观和科学的人才选拔方法。”

连续26年参加北京大学招生录取工作的孙东东教授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高考分数相差无几的学生，为何最终的发展成就差异巨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分数无法反映“素质”。因此孙东东更关注考试内容的改革，主张用更加科学的考题“考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也表示，除了依靠分数衡量知识的再现能力，还应该增加对青少年的责任感、人生观、价值观等更加重要的素质的考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极力倡导录取制度的变革。以往高考制度改革的思路多围绕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在熊丙奇看来，其实“关键问题是录取制度”，实行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机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我国即将出台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两种高考模式的变化，即是对录取制度的革新，从就业走向上为学生提供了选择。然而观念的改变并非易事。一位校长坦言：“很多学生不愿意选择职业高中，认为没有前途。”所以对于两种高考模式，有人当场质疑：“北京大学会录取参加技术技能型高考的学生吗？”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近日明确提出两个概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概念变化的背后是中国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选择现代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仅不用再过高考“独木桥”，而且如果在专业方面愿意继续深造，学生可以从中等职业教育到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到专业硕士，以至于修习到专业博士。能培养专业博士的高职类院校不再“低人一等”，他们培养的不仅仅是技术工人，也包括行业紧缺的技术“高精尖”人才。

但对于学校是否转型为职业类，熊丙奇坚持“应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办学定位”，或在学术型与技术型中选择其一，或兼而有之。

此外，分数评价本身也还有改进的空间。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戴家干看来，大数据时代，综合分析分数背后学生的能力、兴趣、胜任力等指标，为学生提供多维度的评价信息和更科学的专业选择参考，这是改革中“要立的内容”。

“你按你的计划教书，我按我的需求选人”，这是孙东东提出的理想招考状态，也是众人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共同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