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之殇等

户口之殇

著名导演王小帅被牵涉到一起户口造假案中，读后令人唏嘘（《何时告别户口桎梏的悲哀》，《杂文选刊》2009年5月[上]），一纸迁移证令多少人为之折腰？而户口又让多少人辗转反侧呢？2月，上海户籍新政颁布：持居住证满七年可转上海户口，当然，其中的若干明细，又令许多人望而却步。既便如此，这个消息依然似刺破寒冬的阳光，多少让人觉得春天的脚步正在走近。上海的破冰之举，让人们将目光投向广州与北京，广东省公安厅强调“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涉及面非常广”、“必须稳妥地实施”。北京人事局相关人士则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由于北京人力资源等独特状况所决定，北京市与上海市并不具有直接可比性。这一下又使得多少期待户口改革的人希望破灭？

关于户口，以及户口的故事向来不绝于耳。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当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七项人口登记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后，又颁布了多种措施与政策，将城乡之间的“篱笆墙”筑得越来越高。所以，为了取得城市户口而发生的故事并不鲜见。

户改在这个时候被提起更有意义。全球金融危机，如何促进消费，专家学者们纷纷指出，只有做好社会保障，人们才敢放心地消费。怎么放心？不妨从户口改起，否则，正像十年砍柴说的那样：“消费爱国调门甚高,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拉动内需对一个大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可是,这样的户口制度,让多数在城里打工十几二十年的农民工仍然背着‘农民’的身份,制度将他们的未来依然指向故乡的农村,那么他们怎么敢大胆消费,他们积攒那点钱,要么化成某个山沟沟里常年空置的楼房,而其主人在城市和工友挤在工棚里；要么就静静地躺在银行里,以备患病、养老之需。”

李广辉（吉林）

中国版本还有多种

《如果你有两头母牛》（《杂文选刊》2009年4月[上]）这篇文章里列举了各国“如果你有两头母牛”的情况，最后说如果中国人有两头母牛，那么就会“进口饲料，然后出口牛奶，然后再进口奶粉，然后你再出口奶糖，然后，然后……你真牛！”――其实除了“能折腾”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种版本：

古代：家有两头母牛，一头做皇帝，一头当太监。皇帝乐悠悠，太监美滋滋。――那时根本不知道生产牛奶。

近代：知道生产牛奶了，但牛奶都被老外抢走了。――打不过老外，没办法。但两头母牛为争食青草打得不可开交。

现代：一头当了将军，一头当了士兵，为了不再被压迫、为了争取牛奶自冲锋陷阵去了。

建国后：两头母牛一起生产牛奶没多久，就开始相互批斗，指责对方生产方式不对，结果造成两败俱伤。

改革开放后：一头做领导，一头当秘书。引进国外母牛生产牛奶。后来，做领导的母牛腐败了，囤积大量牛奶后，移居到国外享受去了。

李向军（黑龙江）

“史上最牛反问”的背后

在《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杂文选刊》2009年5月[上]）一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史上最牛的反问”：“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印在权威报刊上，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它会出自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省级高官之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高官如此口无遮拦呢？

是口误吗？不像。官员财产公示问题已经提出二十多年了，更是今年“两会”议论的热点，对如此敏感、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位高官不可能没关注过，也不可能没思考过，怎么会发生口误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是口误，事后为什么不纠正并道歉呢？

是水平低吗？不应该。官员财产公示是官员获得权力和政治信用必须交付的成本，在国际已成惯例，在国内也是大势所趋，已成为社会学或政治学常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省级高官，如果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如何能登上如此高位，如何在“两会”上参政议政，又如何为自己的麾下领路导航？

是作者熊培云先生所说的“傲慢”吗？似乎也不合逻辑。财产公示制度无疑是套在官员头上的“紧箍咒”，对于这一制度的出台，官员心中本能地抵触，行动上暗中掣肘，以不合国情来搪塞、敷衍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并将老百姓当做挡箭牌，岂不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牛也不是这么个牛法呀！在“两会”上面对媒体都这么牛，回到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又会牛到什么程度呢？

“史上最牛反问”，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反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其反映出的问题，都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

常苏英（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