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金融“达沃斯”

5月初，上海召开了“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主题为“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会议上国内外高官及行业领袖云集。论坛旨意十分清楚，就是如何借高规格金融会议，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梦――

尽管“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内容包括了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全球外汇储备管理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等许多重大议题，但是“上海如何加快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则是这次大会的真正焦点或旨意。从上海政府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来看，其旨意十分清楚，就是如何借高规格金融会议来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梦。

十分巧合的是，作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在5月6日，正式公布了北京市《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并在空间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吸引人才等诸多方面做出详细规划。而且，还有深圳、广州、武汉、天津、大连、重庆等城市也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希望各自的城市也成为国家的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据媒体报道，中国提出建立金融中心设想的城市多达90余家。

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即国内的这些城市，还加上香港为什么都在争取成为区域性或国际性金融中心?这里既有整个国家及整个社会对金融市场的认识突破，也有各个城市希望借助于中国经济转轨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发展当地经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无论哪一个城市希望该城市成为区域性或国际性金融中心，首先都是希望在中央政府主导下通过国家政策上优势来成为金融中心。如果说，国内不少城市都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建立金融中心，来聚集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那么这不仅无法让有效的金融中心建立起来，也无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什么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判断一个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一一梳理，我们才能对目前这种现象做一个清楚的解释。

一般来说，金融中心是一个特定城市和地区各类金融机构聚集的市场。它本质上承担的是金融中介功能，但这种中介功能又不同于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它主要是为金融机构提供集中交易和清算的场所。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是指有众多的外国投资者通过这个城市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积极、活跃地从事各种金融交易活动。刘明康则认为，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四个基本条件：创造一个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拥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拥有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有一个能够凝聚和聚集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机制。而任志刚则认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单纯看数字，比如多少个机构或者是中介机构，而是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更多的国际金融服务需求，即有没有更多国际投资者便利地进入这个城市进行各种各样的金融交易。

而且从金融交易的一般特性来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是：一、金融交易的完整性。因为任何金融资产都包括了当前价格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任何一次金融交易，在完成交易的瞬间都会影响资产的价格与风险。完整的金融交易不仅要表现当前标的物的价格，而且也要表现在当前价格水平上对该资产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因此，金融交易完整性包括了金融产品、期货交易及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二、金融交易的便利性。即金融市场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各种交易工具，以便方便投资者购买资产及规避风险。三、交易的透明性。因为金融资产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及金融持有人对其资产保值增值缺乏应该的知识及信息。因此，交易的透明性才能保证金融交易的公平公正。

正因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一般性及前提条件，我们来考察任何国际金融中心出现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人为的结果，而且这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往往是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先驱金德尔伯格等人跟踪研究，金融市场的活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900年巴比伦，而最早的金融中心是阿姆斯特丹等地。而工业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转向英国，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逐渐地向美国转移，纽约也就成了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香港、新加坡开始逐渐向区域性金融中心转变。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经济、印度经济、东盟经济、东北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越来越大，世界经济重心也逐渐地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一些亚太地区的城市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也渐渐地显现出来。比如印度的孟买、中国的上海、日本的东京等。

而且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情况来看，到2006年底为止，全球金融资产已达到16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7％，是1995至2005年间年均增长8％的两倍。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量约为全球GDP的3.5倍，每天平均流量高达115万亿美元以上，约为全球每天平均商品贸易额的50倍。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随着全球金融资产持续增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比重不断扩大，这自然会产生各国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需求。

但是从这些金融资产地区公布情况来看，目前全球金融资产呈现非均衡分布(2006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总共占了全球金融资产的73％，而此外的地区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仅27％)，但在全球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份额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则越来越大。比如，在过去的10年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一倍以上。其中，中国金融资产的增长贡献率占到新兴市场国家的1／2，其规模达到8.1万亿美元，约占新兴市场国家总额的1／3。因此，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交易需求，也可以引发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布局一次重大的调整。比如香港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

可以看到，2007年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除了伦敦、纽约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之外，香港与新加坡也遥遥领先于其他老牌的欧洲城市，而上海与北京也分别获得较前排名(分别为第24、36名)。不仅说明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所导致国际金融中心新格局，也说明了全球金融资产分布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不过，除香港与新加坡之外，国内各城市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远。

因为，比如上海，无论是从历史的辉煌性，还是从中国近年的经济实力来看，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其中金融期货正在准备上市交易；是金融机构进一步集聚，成为国

内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地；金融产品创新步伐加快，成为中国金融产品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不断完善。

但是，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比如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监管环境、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容易度、基础设施、客户的可获得性、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政府回应、企业税制、运营成本、专业服务供应商的获取、生活质量、文化和语言、商业楼宇的质量及供应、个人税制等，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本来说，上海不仅具有地理和交通优势，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以及金融文化的环境，具有良好实体经济为支撑，因此，上海要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出现与摧毁，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要大得多。首先，在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国内外的资金要自由流动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资金无法自由流动，那么国内外的资金要自由聚集也不可能。如果说，连资金的自由流动都不可能，特别是国外资金要自由流动不可能，目前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只能是未来资本项完全开放后的事情。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并非如何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而是如何形成全国的金融中心或人民币的金融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与交易的中心。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

其次，从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更希望体现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甚至于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比如，上海市政府负责人特别指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除了在规划上、政策上、服务上要遵循国际惯例提供相应支持外，在人文环境上要加快与纽约曼哈顿、香港中环等功能核心区的交流工作，推动信息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完善与创新。

可以说，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现代市场演进与发展的情况来看，任何市场建立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如果一个市场的形成更多是政府为主导，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么这个市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仍然要政府来主导，那么这个市场的发育一定会渗透更多政府的因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不可避免。

当然，现代市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支持，但政府的作用仅是在市场制度规则设立、产权制度保护、市场合约保证履行及保护投资者财富不受到掠夺上，即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建立市场秩序上，而不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上。比如，在GFCI指标中，关于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之所以得分很低，就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过多。

也正因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更多地希望政府政策来主导，不仅会造成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且也会造成国内各城市通过各种关系来争取中央的金融政策资源。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的政策资源对当地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那时，全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计划经济限制下，任何市场经济政策都是一种利益。这样谁获得政策谁就获得一份利，就容易通过这种市场政策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当前许多地方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早就十分深入人心，整个国家经济运动的机制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主导。因此，政府市场政策的效应也自然减弱，甚至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这种市场经济政策的效应基本上不大。因为，当一种政策在一个地方试行，然后立即在全国推广之后，这样政策效果就十分小。

目前，为什么全国有那样多的城市都想建立以金融为主导的城市?为什么全国许多城市都想建立金融中心?问题就在于各个城市都希望获得这种金融市场的政策效应。实际上，在目前统一的国内金融市场，如果哪个城市都希望政府的政策支持建立金融中心，那么实际上各个城市都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要放弃政府主导的这种定位，要求只是中央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步伐，减少对国内金融市场干预，并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上海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能够在市场中确立。

比如说，最近北京市也认为要确立北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就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是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或中国资本项全面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但是，北京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行为等基本上都是政府聚集资源的结果。而北京要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就得对金融市场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就得对政府聚集金融资源权力不断地弱化。试想，如果政府对金融资源聚集权力完全弱化，那么北京国际金融中心从何而来?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不可走政府为主导之路，而要借助于上海金融历史与文化、上海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上海的实体经济支撑等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上海市政府要做的仅是为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确立创造制度环境。

还有，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表现在人才资源缺乏及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不足上。对于前者，从数量上来说，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30万，上海则不足20万。而且上海金融人才缺乏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的不足，而且表现在质量上的不足。比如合适岗位需求的金融从业人员缺乏，如金融从业人员高学历化、中坚力量的流失引起金融员工的低化龄、市场人才流动的无序与恶性竞争、中资金融机构成为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培训基地”等。

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缺乏。大家都知道，金融市场交易的是信用，是给信用的风险定价。但是，就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来说，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主导，那自然整个市场的信用要政府来担保。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的情况下，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无法确立金融市场公平公正交易平台，更无法建立起一套公平公正独立的第三方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建立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总之，确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同样是一个市场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不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否则以政府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即使出现，也起不到真正有效配置国内外金融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