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权力的两种演绎
时间：2022-04-07 06:46:51
【前言】性别权力的两种演绎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19世纪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力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讲述一对白人兄妹汤姆与麦琪之间的故事：圣奥格镇的磨坊主塔利弗的女儿麦琪天性善良，她对律师的残疾儿子费利浦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为此哥哥汤姆与她心生隔膜。多年后，汤姆重新买回父亲的产业。麦琪和表妹的...
[摘要]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小说主人公的“教育”与“爱情”两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和比较，进而探究这两种亲情纱幔之下的两性文化关系。
一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出版后，即连获美国文学的3大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并被改编成电影，由著名导演斯皮尔博格执导，黑人影星伍比戈德堡主演，一时间影响盛极。
《紫色》一书由92封书信构成，讲述一对黑人姐妹茜莉和聂蒂的生活经历。黑人姑娘茜莉14岁时即屡遭继父奸污，先后生下的两个孩子又被其父蛮横抱走。她被迫嫁给黑人鳏夫X先生，成为他的泄欲对象及家庭女仆。X先生还欲对其妹妹聂蒂图谋不轨，图谋不成就残酷地赶走聂蒂。后来茜莉与她崇拜的女歌手莎格惺惺相惜，两人间生出一种同性之间的爱意。岁月进程中，相亲相爱的姐妹虽然长期不得见面，却无时无刻不彼此牵系，聂蒂不断地给姐姐写信。在莎格的帮助下，茜莉由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转为勇敢的战士，走出了男权主导的家庭，并最终与妹妹相逢。
19世纪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力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讲述一对白人兄妹汤姆与麦琪之间的故事：圣奥格镇的磨坊主塔利弗的女儿麦琪天性善良，她对律师的残疾儿子费利浦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为此哥哥汤姆与她心生隔膜。多年后，汤姆重新买回父亲的产业。麦琪和表妹的男友斯蒂芬一见钟情，因为一次难以说清的出游事件而被哥哥视为私奔。汤姆就此否定妹妹的忠贞，并且断然将她赶出家门。后来，一场洪水突袭圣奥格镇，麦琪勇敢地前去营救被困的哥哥汤姆，最终兄妹相拥被无情的洪流吞没。
兄弟姐妹是人类关系中最天然的一种血肉联系，手足之间的真挚亲情不容置疑。然而，两部作品的读者肯定会感受到其中两种不一样的“亲情”。我们在《弗》里可以看到，占据汤姆心灵的是一种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在妹妹麦琪面前总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以一种男权主义的家长式身份来约束妹妹，一切事情只由他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要求妹妹的是绝对的服从。而《紫色》里茜莉与聂蒂之间的关系，则是完全的平等和互爱，彼此甘愿为对方做出自我牺牲。比较起来，汤姆和麦琪的亲情是一种“在场的缺席”――虽然兄妹彼此相守，但亲情却遭受男性的威权打压；而茜莉和聂蒂的“亲情”则是“缺席的在场”――姐妹历尽劫波，却在相互搀挽中展现出亲情的人性之光。
同是“手足”，为什么二者之情如此迥异？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小说主人公的“教育”与“爱情”两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和比较，进而探究这两种亲情纱幔之下的两性文化关系。
二
教育是启人心智的活动，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心灵越明朗，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也越多、越成熟。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妇女无例外地是教育制度放逐的对象，她们始终处于受教育的边缘地带。20世纪初西方女性解放运动滥觞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喊出的最先的、最有力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求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然而，这种呼声长期难以得到积极的响应，两位女作家的成长年代相距一个多世纪，但直到20世纪中叶黑人女性仍不得不接受教育上的歧视。从两部小说的内容描写来看，当性别压抑成为一种文化时，这种压制和歧视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即使在亲情内部也不例外，因此女性微弱的呼喊常常只能求助于自我性别的内部。
19世纪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家庭内部，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有明确的区分，“男人的职责”是“公共性质的”，而“女人的职责”是“私人性质的”(主要是家庭责任)。这种责任区分要求“妇女接受教育的问题应该与男人有关。任何时候，妇女的责任应该是，而且从小就应该使她们懂得，她们应该取悦男人，对他们有用，使自己被男人所爱、所敬重，在男人年轻时教育他们，在他们成年后照顾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的生活甜蜜、惬意”。作为妹妹的麦琪没有机会像哥哥那样系统接受数学、拉丁文等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可以成为男性压制的工具。汤姆明知妹妹没有学过欧几里德几何，却常常利用妹妹的弱点来嘲笑她。对于汤姆来说，他须要在妹妹的更多难堪处境中展现自己的男性威权，麦琪的出丑正是提升他自信的时机：“你该明白了吧，你可不像你想像的那么聪明。”当他一听到麦琪的发音中有一处错误，这个男孩马上紧紧揪住妹妹这个拉丁语门外汉难免的失误，毫不留情地讥笑她是个小傻瓜。应该说汤姆的歧视嘲讽还只是一个小男孩的幼稚心机，然而追溯他产生这些不良心机的动因时，我们只能归根于特定时代里的性别文化，当男性的优势心态被认定为一种道义上的必然时，真挚的亲情、幼小纯洁的心灵也无法避免世俗尘埃的沾落。
而在《紫色》中，教育上占优势的妹妹聂蒂完全不同于汤姆，她和姐姐茜莉出身贫苦的黑人家庭，她比姐姐聪明漂亮，但从来没有歧视姐姐的想法，而是积极帮助姐姐认字、学习、了解世界。住在X先生家的短暂时光里，聂蒂“坐在那儿跟我一起剥花生或帮助孩子们练习拼写，帮我练习拼写，教我她认为我须要知道的一切。不管会出现什么情况，聂蒂总是坚持不懈教我懂得天下发生的事儿。”聂蒂除了教她文化知识以外，更在思想上一步步引导姐姐，激励姐姐和男权家庭抗争。面临被X先生赶走，即将与姐姐音信断隔时，聂蒂告诉茜莉：“只要不死，我就要写信给你。”她更以自己的顽强行动证明了其“教育”、帮助姐姐的决心。妹妹的这些“教育”启发了向来习惯吞咽屈辱，服从命运摆布的姐姐逐渐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提出疑问。聂蒂的信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也是她与日俱增的斗争勇气的催化剂。正是在妹妹的教育引导下，茜莉的生活开始有了希望，最终勇敢地走出了备受辱虐的婚姻牢笼。
在生存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下，这对黑人姐妹共享教育,逐渐成长，而在相较优越得多的白人家庭环境里，麦琪不但得不到理应可以轻取的平等受教育机会，而且在其主动求知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忍受男性兄长的无情揶揄和打击。在人类的历史上，被剥夺了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女性，只能臣服于男性为她们规划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中。她们不分年龄、身份、种族地普遍受到压制，像是一群“暗夜里的蹈冰者”，郁郁行走在人类文明史的边缘处。当然，作为总体的“她们”，也往往在同性之间相互偎依、相互确证、相互取暖，寻求着令人心碎的自我安慰。
三
这种亲情内部显示出来的男性压制和女性偎依的文化现象不仅在教育问题上显露出来，同样也体现在两部小说有关爱情的讲述中。
两位女作家都在爱情（广义上也包括了同性间的爱意）方面费了不少笔墨，不过处理的方式各有特色。小说中麦琪先后与费利浦和斯蒂芬产生感情纠葛，但其兄汤姆对于妹妹施予他人的“爱”完全不理解，处处为难她，使麦琪在爱情抉择上陷入两难处境，无从遵循自己的真实感受，只得放弃那份本应该属于她的爱情。汤姆发现麦琪背着他与费利浦来往时，盛怒不已，要求麦琪手搁在《圣经》上，发下重誓。少年男女纯洁的情感交流就这样被父权文化（兄长权威和家族利益）无情地扼杀。
由于长期身权家长制的家庭氛围中，周围的习俗、世俗的规范都已深入麦琪的骨髓，左右着她的行动。在与斯蒂芬的出游中，麦琪一方面陷在难以驾驭的情感漩涡中；另一方面又承受着传统的沉重压迫，两难的选择使她备受煎熬。最终她还是告诉斯蒂芬：“如果我能清醒过来，回到昨天以前的时候，我一定选择忠于比较平静的感情，过着没有欢乐的爱情生活。”
在男权文化的总体压制下，女性自身实际上也有意识地臣服于这种压迫，就在这种内外相煎中，少女如花一样的爱情无声地枯萎了！更令人心碎的是，当麦琪终于按照社会道德的规定而“悬崖勒马”回到道尔考特磨坊哀求兄长：“我回到你身边来了；我回家来了――来找一个安身的地方――来告诉你一切。”然而此时她既不能独抗压迫的重负，连回归这种压迫的自由也已丧失：“在我这儿你找不到家。”“你玷辱了我们全家。你玷辱了父亲的名望……我和你一刀两断。”麦琪被最爱的兄长赶出了家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被父权文化放逐家门。
在父权制文化统率的家庭内部，男性家长总是从自我的角度来审视、规定女性。她们无论是在受教育方面、抑或是爱情方面均受到男性的督导与约束，她们不是具有自我意义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存在，而是被置换为男性的附属品或者是扁平而毫无生气的道德符号，即使在地位对等的兄妹血亲中，这种霸权关系依然触目惊心。麦琪的父亲塔利弗先生在说到他年轻时的婚娶时，坦承“我在她姐妹里特意挑中她，是因为她好像有点儿软弱”。多年后儿子汤姆继承着父亲的女性观，而女儿麦琪也重复着母亲的命运。历史就是这样按照一种非理性的逻辑代代相袭，在一个个由“亲情”、“爱情”组成的纱幔笼盖下，作为总体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走进了逼仄的性别“包围圈”，由此成为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
比较起来，《紫色》里的黑人姐妹则在爱情上都是努力地保护对方，避免其受到爱的伤害。她们和其他女性（如莎格等人）一起努力地争取爱情，并在共同抗争中寻求她们的人格存在。茜莉在自己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小孩时即遭遇继父的犯，虽然她那时并不明白性是什么，但是她知道如此行为是对她的戕害。当她的继父试图打聂蒂的注意时，她就勇敢地站出来，常常挡住他投向聂蒂的不怀好意的目光。聂蒂在与传教士夫妇及自己的外甥（茜莉的一对子女）生活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也由于爱之深切，引发传教士妻子的误解和嫉恨。深陷苦恼的聂蒂只有将一腔委屈付诸笔端，向姐姐茜莉倾诉，姐妹亲情支持着她的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紫色》还着力表现了另一类的“姐妹情”甚至是同性间的“爱情”。X先生的两个妹妹来访，她们看到了茜莉理家的卓越才能，肯定她的为人，斥责哥哥为“干丑事的人”，临走时她们叮嘱茜莉：“你得跟他们斗。”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稍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彼此之间的理解甚至能超出家庭亲情间的理解，性别内部的同情力量可以超越亲情的界限。同为女性的莎格则帮助茜莉真正认识了女性自身的生理特质、感受，促使茜莉最终达到作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的全面苏醒，她们之间的感情未尝不是一种真正的“爱情”。
四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学者的顶盛期，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一方面发掘、批判、纠正过去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创作文本中潜藏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固着话语；另一方面开始热烈歌颂同性之间的情谊，使妇女在反省异性关系与感受同性关怀的双重节奏下激发出自己应有的人格潜力，端正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沃克等黑人女性清醒地将Sisterhood（姐妹情谊）定位为对抗种族与男权压迫的一股重要力量。她们摒弃了以往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创作中那种将女性置于对立地位，让她们相互嫉妒、仇视、残杀的态度（如《灰姑娘》中的三姐妹之间，灰姑娘与继母之间）。她们指出女性因为相同的身理、心理特征，并由于同是长期承担受男性压迫的缘故，因此更易彼此理解、同情，进而可能结成协力挑战男权社会的同盟。《紫色》讲述茜莉和X先生的姐妹的情谊，以及茜莉和莎格之间的同，这种女性间的友好关系具有相当正面的价值，是对男性视野中关于女性的扭曲镜像的有力反拨。
乔治・爱略特在19世纪上半叶就开始关注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境遇。“古老的妇女意识，饱含着苦难的感受而又在许许多多世代得不到发言的机会，这时似乎充塞在她们身上、再也包藏不住、并且提出了某种要求――究竟要求什么，她们自己也不大清楚――而所要求的东西又可能与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格格不入。”她对这个严峻的事实做出了反击，她为麦琪安排了拒绝卷发；跟吉卜塞人逃走；受到不公待遇时往玩具娃娃身上钉钉子等情节。然而，身为女性的身份，爱略特反抗的声音是微弱的，伍尔夫认为“她被迫离开了她所熟悉和热爱的家乡社会，而不得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客厅”进行创作，这使她很不自在。小说结束时安排的兄妹二人的谅解，或许正是作家本人对男权社会的屈从和伤感。
由于两对手足间的情感演绎方式的差异，主人公们的最终结局也判若云泥。黑人姐妹在战胜一切险恶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生的幸福中达到了一种永恒的对话状态。而白人兄妹，面对猛涨的洪水，在这个可以瞬间颠覆生命乾坤的情势下，他们各自藏在心中的人性亲情终于一下子复活并爆发。在死神面前，社会文化上的性别屏障终被冲碎。如果说黑人姐妹最终团聚在现实的土壤上，那么白人兄妹的和解则带有几分宗教的光辉。其实，故事中的男性、女性以及女性之间，在尝遍生命的辛酸后，结局如何已不很重要，因为，作为异化力量的性别压制文化，它所伤害的不止是作为“第二性”的女人，作为“第一性”的男性自身也必然咀嚼这种异化的苦果。两部小说给人们带来了的灵魂的洗礼与升华，让读者在“含泪的微笑”中身受震撼，更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建构双性平等、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此岸和彼岸的幸福。
[参考文献]
[1]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9(130,96).
[2] 刘炳善.《伍尔夫散文》[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113).
[作者简介]林华瑜，湖北警官学院公共课部教师，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