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官印浅探

摘 要： 在我国，印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印章在归属性质上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中国古代统一的官印制度，从秦统一中国后开始形成，到西汉时期趋于完备。目前所见的西汉官印实物，以铜印居多，金玉材质的印章尤为稀少。此外，封泥对于古代印章的研究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汉官印，不仅能反映西汉的政治等级情况，还能反映西汉的文化、工艺情况。

关键词： 印章 材质 制度 出土文物

一、我国古代印章概述

印章，是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印”的定义是：

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卪。凡印之属皆从印。

印章在归属性质上可分为官印和私印。春秋战国时期，官印已在公文往来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官印由官方铸造，用于公文往来信记，也是官员的权力凭证。

由于当时的书写载体主要是竹简，在书写好后用麻绳将简卷扎好，在绳结处用粘土压住并盖上印记，然后烘干，称之为“封泥”。这样一来谁要打开书简，就一定会破坏封泥，书信、文件的秘密性便得到了保证。另外，收信人只要看到封泥上的印记，就可认出是否为发信人所出，从而保证书信、文件的真实性。所以封泥是研究我国古代印章的重要实物佐证。

这在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印的作用极其重要。早期的官印尺寸都不大，印文多为阴文，有铸造也有刻凿。印钮都有穿孔，便于系绳随身携带。“印绶”中的“绶”，指的就是可以用来拴住印，系于腰间的丝带，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所描述的：“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

二、西汉官印制度概述

汉代最早比较系统规范地以法定形式制作、颁发官印，一般把西汉官印的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汉高祖至景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41年），中期为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晚期为昭帝至孺子婴居摄时期（公元前86年—公元8年）。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了西汉时期官印的配置使用情况，其记载如下：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绶。

太师、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绶。

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

爵：……二十彻侯。彻侯金印紫绶。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

由上可见：

（一）在西汉官印设置中，配有金印紫绶的：

丞相（后改称大司徒），太尉（武帝时撤销，置大司马），御史大夫（原为银印青绶，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变为金印紫绶），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

爵位中的最高级彻侯（后避武帝讳，改称通侯），也是金印紫绶。

诸侯王，金玺盭绶，“盭”通“綟”，意为苍绿色，根据《汉书》颜师古《注》所引的《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

（二）配有银印青绶的：

级别在比两千石以上的官职，如太常，光禄勋，廷尉，大司农，太子太傅，三辅，司隶校尉，郡守等高级官吏。光禄大夫无印绶。所以银印青绶此后用作高级阶官名号。据《汉书》颜师古《注》所引的《汉旧仪》云：银印被龟钮，其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也。

（三）配有铜印黑绶的：

比六百石以上，至比两千石的官职，基本上是高级官吏的属官，以及万户以上的县令。但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印绶。

（四）配有铜印黄绶的：

比二百石之上，至比六百石的官职，主要是一些下级基层官吏，以及不满万户的县长。

关于铜印的形制，《汉旧仪》云：铜印，鼻钮，文曰印。谓钮作鼻，不为虫兽之形，而刻印云某官之印。

西汉的官印按照官职等级不同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印章材质与绶带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官位。例如在《朱买臣传》中，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太守秩两千石，当是银印青绶，无怪乎会稽驻京办事处的人在见到朱买臣的印绶后才如梦初醒，立刻对这位穿着普通的未来上司恭敬起来。

三、部分西汉官印实物概况

目前所见汉代官印的材质有金、银、玉、铜等，印面一般为正方形、长方形，边长都在2厘米以上。这其中，存世的金质和玉质的官印数量非常少。根据《汉官旧仪》所载：

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

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

再结合《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可见：材质为金玉的官印，其持有者定然身份高贵，有此资格者也是极少数，其价值自然不可估量。

从目前的出土实物情况来看，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皇帝信玺”封泥，是目前唯一与西汉皇帝印玺有关的实物。此外，在我国出土的南越国金印和皇后之玺，也同样可以印证史书的记载。

1983年在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发现的“文帝行玺”金印，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命令的官印。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文帝行玺”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那时的南越国是西汉政权的藩属国，其用印制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汉，但也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虽然实际印文内容在礼制上已有僭越）。

更早发现的皇后之玺，于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皇后之玺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根据前面所引用的《汉官旧仪》的记载，从印玺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这件“皇后之玺”应该是属于西汉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官旧仪》又载：

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緺绶，……皆龟纽。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石洛侯印”金印，据传为山东省日照市出土。1959年由张少铭先生捐赠。印章年代为西汉，高1.8厘米，边长2.4厘米，为龟纽官印，白文篆书“石洛侯印”四字。此印当是实用之印，为汉武帝时期官印之标准器，其形制亦与史书记载相符。

除金玉材质的官印外，目前银质的官印发现也较少。而铜质的官印保存较多，因为持铜印者，是级别两千石以下的官吏，这一范围内的官员人数较多，故配置的铜印也多，保存下来的概率较大。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多枚西汉铜质官印，比如其中的一枚名为“武陵尉印”的官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2.3×2.3cm，通高2.1cm。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武陵尉印”四字。印文中的“尉”系指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都尉”。那么此印应为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前郡都尉之印。

又如一枚名为“渭成令印”的官印，铜质，鼻钮，印面2.3×2.3cm，通高1.9cm。渭成，当为渭城，西汉时为右扶风所管辖的二十一县之一。渭成令即为渭城一县之长，秩在六百石到一千石之间，当为铜印。

再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日南尉丞”铜印，年代为西汉，高1.7厘米，青铜质地。瓦钮。阴文篆书“日南尉丞”2行4字。日南，原秦代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改为日南郡。尉丞，为汉代郡都尉佐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郡尉，秦官，……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其中的“丞”即指“尉丞”，秩六百石，当为铜印。

通过上面所例举的出土实物，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官印的体积并不大，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因为官印是系于腰间需要随身携带，自然是质量越轻越好；

2.那时的书写材质主要为竹简，每片简的宽度不大，要保证印面可以完整的印在一枚简上，因此印面的表面积不能太大，从而制约了印的体积大小。在纸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后，官印的体积才逐渐变大。

四、西汉官印的制作及风格

西汉时期官印使用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制度，相应的，其制作也应该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但关于西汉官印的制作，目前所见的两汉文献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仅《后汉书·百官志》载兰台令史的职务为“掌奏及印工文书”，这说明兰台令史的一个工作职务是撰写印文。《汉书》的作者班固就曾担任过此职。一般兰台令史的文化学术素养很高，能训读、书写数千字的大篆、小篆。其工作流程应该是由兰台令史写好印文，然后交由工匠制作。东汉基本延续了西汉的制度，我们也可从《后汉书》的记载中推测西汉的情况。

在篆刻风格上，西汉早期的官印大多承袭秦代官印的界格，方形印施田字格，半通印施日字格，印文为阴刻，但与秦印相比仍有不同。

汉初通官印（指秩二百石以上的官印）一般为四字，官称超过四字时会在表示分职以外的名词中进行简省。武帝时期对官印制度有过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对不同等级官印的使用材质及尺寸大小作了统一、明确的规定。第二次调整是使部分官印字数变为五字。四字印在印面上等分四块，每字各占一格。五字印等分六块，末字占二格。印文匀满充实，正直方平。

每一方官印都是它所属的王朝兴衰更替的经历者，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随着时事的巨大变化，它们虽早已不再具有其往日的功用，但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们却能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时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对照资料。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