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和古琴那点儿缘

音乐人生

“本人系北京民族乐器厂退休技师，一直从事古琴的研究与制作，及仿古乐器的修复和民族乐器修理工作”――这是孙师傅名片上的介绍。虽然老爷子退休了，但手上的“玩意儿”没放下。

“振声斋”出来个小学徒

1952年，北京前门打磨厂一带是民族乐器制作作坊的集中地。就在这一年，14岁的孙庆堂从老家河北辛集来到这里的“振声斋”作坊当了一名学徒。“那时候农村很苦，人多地少，收成又不好。本地就有不少人做乐器，‘振声斋’掌柜的就是我的同乡”。孙庆堂到这里是学习制作京胡、三弦、二胡等弹拨乐器，可实际上，学徒要做很多杂活，“那时我一个人得做十几个人的饭，还得给掌柜看孩子，什么都得干，等到有比你更小的学徒进来了，你才能解脱出来学制琴”。那时正好赶上抗美援朝，国家所有的百货公司收购大量的民族乐器，送到前线用于慰问战士，不用发愁乐器的销路。这使得孙庆堂所在的“振声斋”以及其他作坊兴旺了一阵。

故宫博物院见“唐琴”

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振声斋”合并到国营北京民族乐器厂，也就是现在的星海乐器公司。孙庆堂成为了一名工人，从事琵琶、中阮的制作。后来怎么会对古琴情有独钟了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1976年，文化部组织了一个琴、筝、瑟改革小组，目的是对这些古老乐器进行恢复，并制造推广。在这个小组里有古琴家吴景略、李祥霆和龚一先生，还有就是孙庆堂。吴景略教授当时刚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他虽然是演奏古筝，但年轻的时候既做过古琴又修过古琴，而且为人厚道，没有一点架子。“我从吴景略教授那里学了很多关于古琴的样式、规格、制作等知识，他还手把手教我给古琴上漆。后来我还帮他搬过家。他过生日的时候请我到他家里喝酒，逢年过节我们还会走动”。

70年代没有人用古琴，做琴的人也没有了，懂古琴的人就更少了。为了更好地了解古琴，李祥霆和孙庆堂一起到故宫博物院，了解唐代古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唐代古琴，两个戴白手套的馆藏人员把古琴抬出来，感觉琴体并不沉，那张琴是盛唐时期的‘九霄环佩’琴，已经不能弹了，但看得出来，这张琴曾经十分华美精致。我当时加着一百二十个小心的对琴体进行了测量。后来，我修过元明清时代的琴，也曾为唐琴补漆，通过修不同年代的琴，现在我从一张琴的断纹就能大致断定它的年代”。

给琴加个“副岳山”

几十年的做琴经验，孙庆堂发现古琴制作过程中拴弦很麻烦，金属弦很硬，人徒手拴弦太费劲。为了寻找更科学的栓弦方法,孙庆堂开始在古琴的龙龈和雁足之间增加了一个装有琴钉的拉弦板。把拉弦板固定在雁足上,这样只要拴好琴轸的一端,引过琴弦,穿在拉弦板的销钉上,用小扳手就可以调节松紧。这种改造并不完美，当琴弦从龙龈部位拉过,再经过两个九十度的直角折返走向雁足时,摩擦力很大,这样琴面上的弦不够紧,下面龙龈至拉弦板的一段却很紧了,给弹奏带来了麻烦。于是，孙庆堂又进行了改进。在琴头的岳山后面的承露上,加装了一条与岳山形状一样、短一些低一些的小岳山,孙师傅叫它副岳山。两个岳山之间大约有两公分左右。绒扣在两个岳山之间穿出,把琴顶端的龙舌部分加深加固,能够牢固地打进七根拴弦的琴钉。最后在孔洞装上类似二胡音窗式样的装饰盖,从外面看仍似龙舌的形状。拴弦时先把琴弦的一端在雁足上缠绕牢固,经过龙龈、琴面、岳山、绒扣、副岳山,最后穿进承露板的小孔,下面既是拴弦的琴钉。穿过琴钉的小孔用特制扳手即可松紧。这种改造正反两面琴弦的张力较为均匀。而且只要转动琴轸，轸上的绒扣就会拉紧琴弦，可以对琴弦进行微调。现在很多人都用了孙师傅发明的拴弦方法，“我也不想向谁要钱，只要能为古琴发展出一点力，我也就满足了”。

阳台成了小作坊

孙师傅已经退休10几年了，做琴修琴的活儿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现在还是北京古琴研究会的会员。家里的阳台，就是他的小作坊。摆放着一大堆工具，很多都是以前他在民族乐器厂工作时候用的，生满了锈还不舍得扔，上面有“1966年北京民族乐器厂”的字样。孙师傅制琴全部是手工的，小凿子、小刨子、小木锉应有尽有，说起这些得心应手的工具孙师傅忍不住示范着使唤几下，“看，这些玩意儿多称手，太好使了！”

虽说古琴现在“申遗”成功了。社会上学古琴的人也多了，但是孙老爷子还是不急不躁，琴还是一张一张地做，丝毫马虎不得。因为是手工细活儿，一年也就出5、6张琴，“很多都是文艺界的人要的，还有一些是搞收藏的人，东南亚那边很多人家里都会挂一张琴”。孙师傅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制琴事业，好在他还收了徒弟，孙师傅平静地说：“这种事不能勉强，也要看点儿缘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