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创作与性情寄托之间的关系

[摘 要]盛唐书论家张怀瓘的书法理论极具文化审美特性，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通过论述书法创作中反映的主体创作与性情寄托之间的关系，来阐释张怀瓘新书法性情论，探寻他对前人的突破及对后人的影响，突出其理论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张怀瓘 书法 书家 性情（论）

书法是心灵的外化与流露， “或寄以驰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书议》）。书法不仅具有记载历史的实用价值，而且能“及夫身处一方，含情万里，摽拔志气，黼藻情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书断》）。意思是书法净化人的心灵，给人以“可乐也”的审美价值。早在扬雄时期就说书法是情感的反映，之后崔瑗等人也对情性做了阐述，张怀瓘继承并加以独特偏重，形成新书法性情论。

从书法创作论角度讲，书法反映了主体创作与性情寄托之间的关系。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写于他痛失侄子后，字迹潦草，偶有涂改，从行文字间却能看出书者用血和泪凝成的巨作，痛苦心碎的情绪宣泄而出。因此，他认为书家创作发乎自然，书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应忘却书写的行为，把它视为潜在的思绪发挥。书法的“走向、动势、力度等等，如同音乐一样，又可以直接与情感相联系。”他还比较了书论与文论在寄托性情效果上的差异，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文字论》）。

从创作境界的层面讲，书法的最终目的是以表现超乎情感之上的玄妙来取代单纯的抒情。故 “虽至贵不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量其力。”因此，张怀瓘一反时代审美共识，认为王献之超于其父王羲之是因为献之“偶有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 学书不能一味地模仿古人，被法所牵制，这样作品必将缺乏主体精神的流露与创作个性的表现。这与他一贯坚持“破法以存法”“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是一致的。

从张怀瓘个人喜好讲，草书是书家创作与性情寄托之间的最好代表。在他看来，“意”的情性体现莫非草书了，“真则字终意亦终，草则行尽势未尽”（《书议》）。他对真草书的区别理解，足见唐人已经摸到了玄门。自他之后，书法创作中就出现了狂草鼎盛的新时代，代表人物是张旭。韩愈曾赞颂他：“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可见，当时对于狂草的膜拜已经趋于高峰，而这一结果与张怀瓘对草书的推崇不无关系。

从书论特色角度讲，“率”字的频繁出现与其性情论有很大关联。这集中见于《书断》。如他评张芝“又创为今草，天纵异颖，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张怀瓘还指出了书法创作应该“常清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

这里涉及几个“率”字组成的词语：“率意”、“率情”、“率性”和“率尔”。前三个“率”可以解释为“从”，意思为一种本然的情感发挥，自然去雕饰。“率尔”原本是轻率之意，张怀瓘显然不是说王献之轻率马虎，反而是赞美他自然而然的创作心境。虽然这些词语的意思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书家毫不造作、直抒本意、妙合自然的创作心理。“率” 还常与“真”联系在一起，指一种真实、自然之义。张怀瓘之后，窦臯《述书赋》中也出现了很多关于“率”的论述，与张怀瓘的意思很接近，均强调书者在书法创作中所传达的真性情，反映他们心灵情感的波动起伏或平静状态。

张怀瓘的性情论深受前人的影响，并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从书法性情论的文脉发展便可看出他的独到之处：汉末人喜欢论笔法笔势，到王羲之时才开始论笔意。王羲之论书：“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这种言不尽意的立场，把书法从技术层面提升到心灵层面去了。而后，虞世南、李世民、孙过庭都尝试这样论书，其中以孙过庭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最为著名，他反对性情的自由发挥“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张怀瓘与他们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开始在创作中注重书法寄托性情的作用。他认为书法艺术应通过有限的形式来表达书家的个人主观胸臆，并由此产生审美意味供欣赏者反复体会。随着审美实践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书法能否表达书家内心情感的要求更为迫切。此外，后人认为张怀瓘所言的“率”与“逸”两者均有一种将内心的悲欢情感直接倾于作品的精神和纵情发挥的天然逸气。“艺业未精，过于奔放，若吕布之飞将，或轻于去就”是张怀瓘对李元昌的评价，说的是对“逸”的推崇应当限制在一定的度内。张怀瓘对“逸”的中立态度又与唐人论书重中和的思想一脉相承。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

[2]（清）康有为著， 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3]季伏昆编著.中国书论辑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4]薛龙春.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