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甘肃教育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以蒙古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民族是原来游牧于贝加尔湖东南和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室韦诸部后裔，大约10到12世纪迁徙到蒙古高原，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了大蒙古汗国，结束了蒙古草原长期混战的局面。大蒙古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打到伏尔加河流域， 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国，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实现了对中国北方和西部的控制。1271年忽必烈称帝，《建国号诏》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并于1279年灭南宋，完成了统一大业。元朝最盛时的疆域西到吐鲁番，西南包括、云南及缅甸北部，北至北海、鄂毕河，东到日本海，且藩属国涵盖高丽与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史书称其“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元朝后期，统治压迫极其残酷，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368年曾经横扫欧亚、强盛一时的元帝国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

蒙古民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历来崇尚武力而蔑视文治，从成吉思汗到其之后的几位继任者虽然横刀立马、攻城略地，横扫了大半个欧洲，并先后灭亡了西辽、西夏和金朝，但都“只识弯弓射大雕”，对文人儒士不屑一顾，皇子阔端镇守西凉时甚至使“儒者皆为奴役”。隐居贺兰山的西夏进士、河西名儒高智耀以“儒者所学之道”，于国“用之则治，不用则否”的道理说服元宪宗蒙哥，“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他又力陈儒术有利于治国，请求免除儒者之徭役，释放被俘为奴的淮蜀儒士。忽必烈采纳了高智耀的谏言，授他为翰林学士，去各地释放为奴的儒士，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

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元世祖忽必烈及其之后的各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先后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措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据《新元史》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才，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实成才，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设诸路提举学校及教授官，后又建立儒学提举司为地方学校管理机构，直接对朝廷负责。这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推行汉化，崇儒敦教起到了推动作用。

元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合本民族的新的办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元代的官学体系中，中央官学分为以汉文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学的民族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以天文历算医学等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司天监和太医院等三种类型。地方路、府、州、县四级均设儒学并附设小学，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地方官学除儒学外，还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分别与中央的蒙古国子学、医学和天文学相衔接。此外，还创立了一种基层教育设施——社学，每50家左右编为一社设一学校，选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闲时教学童学习文化知识。但社学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和配合政策法令的宣传，实际上是基层政教合一的一种组织形式。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元代的民间办学形式也很发达，主要有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等，政府对它们都采取了保护、扶持、鼓励和倡导的政策，使之有所发展，其中书院的建立尤为普遍，对普及文化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统计，全国各地共计有学校24400多所，书院400余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地方学校设置十分普遍。

元代在今天甘肃境内的行政区划分两部分，兰州以西为甘肃行省管辖，兰州以东归陕西行省管辖，各路府州县建学的时间迟早不同，学校规模也大小不一。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临洮人赵重喜出任临洮府达鲁花赤时，就在当地劝农兴学，省刑敦教，很有政声。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平章宣慰使钦察台重修了河州文庙。次年朝廷在甘肃行省治所甘州设置了甘肃儒学提举司，管理所辖各路府州县的地方学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甘肃设置的学官。英宗至治二年，金州（今榆中）判官傅梦臣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金县县学。从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开始科举取士到元灭亡，仅55年时间，甘肃的儒生进士及第的就有11人。这些史实都说明，元代的甘肃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

元代国祚虽不到百年，但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方面较前朝有所进步，尤其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教育和民间庙学、书院的发展很有特色，后来的明、清两朝，基本上都未曾超越元代的办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