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坚持走向务实合作

中美关系无疑是这个世纪全球最重要、但又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说“最重要”，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的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2013年的中美关系注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年。一方面，随着中国完成权力交接，一个更加年轻和更有国际意识的领导层已经完全走上前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刚刚开始，内政和外交也在经历一波新的调整。双方都组成了新的外交政策团队，一批新人正在执掌两国的外交航船；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在持续上升，两国关系中争议性的话题正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即便是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载体，究竟是美国目前力推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是继续在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FTA（自由贸易协定）导向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两国之间争议不断，相互防范和戒备的成分在显著上升。但两国都迫切期待世界与地区局势稳定、和平与繁荣，都无法推卸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担负的国际责任，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外交和经济合作的愿望也前所未有地强烈。未来几年很可能是决定今后长期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性时期。

新议题、新挑战

2013年中美关系开局并不顺利。中美关系出现政治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网络攻击，二是中国在美投资所遭到的诸多政治歧视。这是折磨两国关系的老问题，其争议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朝野集中爆料和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cyber-attack）。先是一家私人的网络安全公司发表报告，指责17家美国企业受到了中国有组织的网络骇客的攻击，这些中国骇客甚至有明显的“军方背景”。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波网络指责，集中在所谓中国利用骇客窃取美国商业情报，具体是指各国在一般的网络谍报搜集之外，将国家的网络谍报能力用于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情报。中国的“网络骇客”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让美国国会、媒体和政府充斥了形形的对华指责和批评言论。

事实上，中国本身也是网络攻击和网络情报的主要受害国，中国遭到的网络骇客攻击中有60%来自于美国。美国朝野对中国网络骇客攻击的刻意渲染和大肆操作，引起了世人对中美两国是否会展开“网络战”的猜测，也给21世纪网络时代的中美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未来中美冲突必定引发“网络战争”的看法也一度喧嚣尘上。奥巴马总统2013年3月17日致电祝贺主席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电话交谈中，美国也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对华网络安全的关注。

如果网络攻击问题是一个中美需要对话、磋商以便找到共同可执行的网络安全规则的新领域，那么，美国对中国通讯企业、新能源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商业活动的政治干预，则典型地反应了经贸领域已经由两国传统关系的“稳定器”，正在变成两国关系新的震荡源的新特点。

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著名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市场的活动，存在着“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嫌疑。随即，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因被怀疑协助中国政府通过利用其通讯设备窃听美国机密信息而遭到美国政府的调查。美国政府律师团建议国内公司应避免购买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事实上，白宫并没有找到华为设备存在窃听嫌疑的证据。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仍坚持华为在美国的商业活动有可能扮演“间谍角色”。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3月26日签署法案，禁止4个美国政府机构选择使用任何中国制造的、或者使用过中国制造部件的电讯产品。

这些争议表面上看是国家安全议题的争论，但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华为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已经与全球45家主要运营商有业务往来，但却未能获得任何一家美国主流运营商的合同。华为在美国市场如果顺利发展，将实质性地挤占思科等美国电讯设备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这是美国政界抡起“国家安全”大棒扼杀华为在美发展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大量使用美国思科公司、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设备和技术，中国政府很少、甚至没有用“国家安全”来阻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拓展。美国对华为公司的行动完全是不公正的。

为了能够打开美国市场，华为曾发起了强大的游说活动，聘请了专业的美国律师团队，并曾考虑在美国上市。华为副董事长胡厚昆还曾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对华为发起正式调查，以获得美国政府的信任。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帮助华为降低美国政界对华为的排挤。2013年4月23日，华为执行副总裁徐直军曾表示：“我们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兴趣了。”曾经一度雄心勃勃、并计划于2013年下半年在美国市场推出多款智能手机的华为，在针对美国政府展开长达数月游说之后，最终不得不在美国市场进入“蛰伏期”。美国国内市场的“安全门槛”，正在成为中美经贸与投资关系深化的重要障碍。

争议越多、对话越多

除了_上述两个典型事例之外，中美目前在领土争议、南海岛屿的纠纷以及两国在东亚的军事与安全态势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分歧。美国继续坚持美日同盟涵盖、坚持在中日发生军事冲突时将站在日本一边，采取行动、坚决支持由日本实际控制等主张，对于中美建立和发展战略互信构成沉重打击。2013年2月，美日讨论共同军事行动方案等做法，更是加深了问题上的安全争议。除此之外，传统的人权争议也在2013年持续发酵。2013年美国人权报告对中国充满了灰暗的、自以为是的描述。2013年4月21日，中国新疆发生的分子残忍谋害中国15名民警等公务人员的巴楚事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对中国死难人员表示哀悼，反而指责中国需要“检讨”民族政策，并要求中国进行独立调查。这种不顾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的罪恶事实，动不动指责政策的话语，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的“双重标准”。

4月15日，造成3人死亡的波士顿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人员伤亡第一时间表达了慰问。事实已经证明波士顿炸弹袭击案是犯罪分子报复美国社会的暴力行动，但美国政府和媒体强烈指责是“恐怖活动”。而对中国巴楚造成15名中国政府公职人员死亡的分子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却冷言冷语、说三道四。美国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只能说明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内政问题上的偏见和蛮横。

然而，中美关系无疑是这个世纪全球最重要、但又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说“最重要”，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具有深刻的全球性影响。说“最复杂”，是因为两国关系是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安全困境”等结构性因素对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发挥重要作用，地缘战略层面的竞争是两国关系挥之不去的特征。中美关系越是复杂，两国越需要沟通、对话与合作。这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决心，同样也是两国人民对中美关系的信念和期待。

中国两会之后，第二任期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雅各布・鲁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内阁官员。鲁在中国访问期间，和中国领导人集中地讨论了网络攻击以及美国对华所关心的其他经贸和金融议题4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中国进行访问，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会晤。包括朝鲜问题、伊朗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都在得到中美高层更多和更为积极地关注，两国新的、更为有效的合作机制与合作内容也在探讨之中。4月22日，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访问中国，和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举行会晤。4月2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访问北京，就朝核问题等一系列双方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在这一系列高端会晤的推动下，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成立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就两国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持续的沟通和对话。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双方也在不断地缩小各自政策的差距。实现半岛无核化，再度成为了中美合作的重要着力点。

今天的中美关系，重要的不是两国之间有多少差异和竞争，而是两国对待这些差异和竞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如果中美能够始终面对争议采取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的途径和范围，中美关系就能在争议中继续保持前进和稳定的势头。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Campbell）最近给中美关系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双方应在常规的高层对话中涉及更加广泛的利益。美中双方沟通交流增多，两国官员来自不同的机构，共同商讨复杂问题。例如，为有效解决网络安全相关问题，军事、情报和外交部门成员需要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其次，双方应更加努力将谈话变为现实。美中两国需要发展一个共同计划，建立全面合作机制，包括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开发，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危机预防机制。最后，坎贝尔建议发展富有创造力的方法增加美中高层领导人的沟通，由双方领导人和少数政府官员参加，让两国高层有更加直接和坦率的对话机会。

2013年我们有理由期待中美对话与合作进程可以进一步的制度化和效率化。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定期和富有成效的对话机制，可以为21世纪的两国关系、地区合作和全球稳定提供“中美合作方案”。两国事实上有能力也有意愿建设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