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07:28:51
一个流浪着的诗人，在“悬空”的城市里呼唤：“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有一天，诗人回到了安徽老家，却又道出悲凉：“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
一
2008年，我在农村工作，这是我少时离开乡下后再次长住农村。而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地记得，浓夜的院中槐树下，母亲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轻轻地讲着牛郎和织女的传说，讲着她小时候的乡村趣闻。那是充满智慧的夜晚，有时蟋蟀听得兴奋也不由“唧唧”地伴奏。不知多少次，我就这样拥着乡间最美的清越之声沉入了梦乡。
套用王开岭在《古典之殇》中的话说，浓夜是乡间的魂曲，乡间是浓夜的情书。同样是天设地造的姻缘，藏着我童年太多的欢乐，留下了我记忆中最思念的风景。
在城市间不停地行走后，突然与乡村相遇，再次吐纳着乡村的空气，着实让我兴奋了许久。
乡间的夜晚还是那样寂静。那时，我常常坐在房子的屋檐下，聆听久违的蟋蟀耳醒心苏的奏鸣，有时还呆呆地望着明澈洁纯的星河……十多年了，童年的蟋蟀不曾再赴我枕畔窃窃私语，灿烂星辰的夜也从未映入过屋檐下仰望的眼帘。再次的相遇，宛若昨日躺在母亲的怀中寻找着牛郎织女星座一般，曾经，我是如此地熟谙乡村。
这是故乡的风景，今夜，夜色正浓……
昼夜轮值，在湿润的空气中迎来了乡村的白天。
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正蓬勃向上，我切实感受到农村的巨变。可是，为什么不再是公鸡的啼鸣唤醒沉睡的夜？为什么阳光和空气那样稀少？为什么乡间的风不再清香？为什么这片土地上丢失了安详与宁静？分明是诗意的消逝，分明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扔掉麦穗，捧起一沓沓的钞票向前疾驰。记忆里多年的炊烟、淳净、悠然，瞬间崩塌沉陷，迫不及待的机械轰鸣，湮没了田间的劳动号子，湮没了孩童嬉戏的欢声，还湮没了聒噪的鸣蝉……
乡村建设的“芬芳”，已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自始至终，我没能直面乡村的白天。
乡村消失了，她在现代化的轴线上追随城市而去。乡下人消失了，日益趋向王开岭惊呼的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城市人，而让我陶醉的夜，也渐渐被心底泛起的忧郁遮掩，分外苍白迷茫，乡间已让我漠然。
终究，我没有能在乡村长住下去，带着无法释怀的心匆匆从迷人的夜空下逃离。
而这一次离去，竟然再没有返回，竟然是一种决绝。
二
返回大旷野，这是高龄的托尔斯泰做出的选择。
王开岭说，当他曾经大声朗读古典诗词的时候，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的空间里无法找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叹息、微笑、摇头……五味杂陈的心绪不断涌出。“人类生活史上最纯真的童年风景、人与自然最相爱的蜜月时光，已挥兹远去。”无数的故乡被连根拔起，我们都成了故乡的说谎者。
我想找回洒满野花、遍地蛙声的故乡，也想找到可以漫步的城市，但可以想见我失败得彻底。揖别故乡，闯入满是游客的城市的那一刻起，通向城市的柏油路便像剪刀一样剪断了我在故乡的记忆。我成了无法寻觅归途的游客，只有在城里失魂落魄地独歌。
显然，这不是生活。
奔向大旷野，托尔斯泰用他博爱的灵魂，冲破幽暗的人性，决然追赶生命的明朗和温暖。尼采追寻着年轻时代“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时光”来抵御心理困扰。大自然以她的广大深沉医治着文明世界病痛中的人类。建造一间木屋，梭罗就在木屋的湖边漫步，有时独坐在准备好的椅子上静静思考。你看“乡下佬”惠特曼每逢遇到极为悲痛和苦恼的事，总是在夜晚走到户外星空下，以求得到无声的满足。
生命的繁重，是忘记生命本来的意义，太在意“人间逻辑”。走向大旷野，不是舍弃世俗的生活，托尔斯泰想按照人民的样式生活，追索道德律的严整。即便托尔斯泰倒在追寻旷野途中的那个风雪小站，仍在呼唤着“农民”。而繁重的生命，怎能在物欲横流的城市找到诗意的栖居？
三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寻找诗意的栖居，更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自然。就像小说中，贾政把伪造的田舍当做清幽之地。黑泽明甚至有些刻薄地认为，人类在精神层面上从不会向上看，而像野狗一样，只注意脚下，徘徊不已。原来，这个时代病了。
北岛想用文字重建他记忆中的北京，从而否认如今的北京。他希冀着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诗人的情怀着眼于现实，似乎找回从前的记忆，就已谱成了最浪漫的诗歌。
王开岭在《古典之殇》里讲了一个外国总统——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故事。这位坎坷身世、卑微学历、民权斗士的草根总统在人生的坐标上基本都在书写着童话。可最终这位让人放心的总统还是倒在了权力的诱惑之下，而这位颇有古风的总统，用最后一跃，为自己留下了为人的尊严，也守住了这个年代缺少的羞耻感。
诗人开始从回忆中寻找美，政治家却要用生命为道德律找回失去的严整。这是诗人的幸运，还是政治家的不幸？
这能算一个良性而优美的时代吗？
良性的优美时代，王开岭的标准是：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时代。文学也好，新闻也罢，都是要把握自己的特长，守住底线，给人以希望。
在乡下，福楼拜在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写信给最亲密的女友：“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
“按时看日出”，这是原配世界的诗意，人类生命的价值，文学的积极意义。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谈论自然、价值、诗意这些东西是一种矫情，甚至是一种奢侈。也许是吧，但如果世界要在奢侈的精神和沦陷的道德中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奢侈的精神。如果世界要在矫情的诗意生命与物欲势力的生活中选择，我同样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矫情的诗意生命。
普鲁斯特在书中写到“我”在火车停站时，见到一位卖牛奶的姑娘：“……晨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的脸比粉红的天空还要鲜艳……有如可以固定在那里的一轮红日，我简直无法将目光从她的面庞上移开……”
矫情吗？奢侈吗？当然不！奢侈是因为大多数人被灰蒙蒙的尘霾遮住了生命价值的标志，矫情是因为大多数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被复杂和厚黑堵住了心扉。
马修·阿诺德在《多佛海滩》一诗中写道：
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
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
在那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